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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称你作老师了。我已经把来信寄给安平兄，请他在《观察》发表，
以免
误及读者。
我说“歪曲历史”和“断章取义”原是想说：从历史的过程说，美国
人的血是从欧洲去的，至少大部分是如此。邱老有意把自己的“血的
倒流”
来标榜，用意是想去歪曲to bend 一般对于历史的成见。他自己的个
例是
历史上的“断章”，少数例外之意，用以取义，使美国人听来高兴。行
文
不慎，多少也犯了弄笔头的毛病。
怀德教授的故事是他和我说的，我没有问清楚底细，把爵士变成了将
军，罪无可赦。从美国回来之后还写过一本《初访美国》，其中又有不
少
关于历史的叙述，不知有没有类似的错误，奉上一册，公余之暇，或
可作
为消遣之用。
并祝
著祺
孝通
三六，九，十
40 年代末，费孝通他们这一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思想状况是复杂的，
至少我们可以说，在思想上他们没有放弃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立场，只是由
于过分痛恨执政党的腐败和极权，而暂时认同了在野政治势力的某些主张，
在这一点上，费孝通留给后代知识分子的启示是很深刻的。1949 年8 月31
日，费孝通写过一篇文章《我参加了北平各界代表会议》，就在这一年，这
个纯粹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开始不断怀疑起自己早年的教育来。
1950 年8 月他把自己写的这类文字收在一本为《我的一年》的书中，
这本书是研究转折时期费孝通的重要材料。其中有一段说到自己参加北平各
界代表会议时的情景：“坐在我旁边的是钱端升先生，昆明‘一二·一’运
动开始发动起来的那天晚上，我们也坐在一起。轮到我上台演讲时，联大校
舍四围枪声突起，子弹在头顶掠过。这种景象和现在一比，真是地狱和天堂
之别。这个差别在哪里呢？今天我可以安心的在会场里听讲和发言，有的只
是融融一堂的温情，没有枪声来威胁了。为什么呢？很明白的，反动派的武
装被解除了，反动派的活动被镇压了。这是专政，一点也不错，有这些专政，
才有我们在会场里的民主。没有这些专政，我们的会场又会变成西南联大的
草坪了。我于是又点头了，领会了民主和专政是怎样结合起来的。”（费孝通
《我这一年》3－4 页）费孝通的经历中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就是他对
新时代的许多评价是在1949 年前后得出的，这时思想改造运动还没有到来，
他的有些文章甚至是写在1949 年10 月1 日以前的。对此我是这样理解的：
40 年代末，费孝通尚不足40 岁，年轻人的气质还在，容易为暂时的或眼前
的新气象所迷惑，这是其一；其二，也许当时的费孝通已经感到了某种压力，
非这样认识不足以保全自己，但关于此点，我尚未见到可靠材料，仅是推测
而已。从50 年代初费孝通的经历中，至少我们能了解两点，第一，新时代
的新气象确实是真实存在过的，由于那些诱人的承诺和鼓舞人心的口号，对
于民族情感本来很强的中国知识分子，可能确实有扬眉吐气之感，这种简单
的思考逻辑，一直持续到1957 年之后。第二，新时代初期对受过西方教育
的知识分子还是友好的，征尘未洗，还没有来得及清理他们的思想，这时从
未涉足实际政治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天真地以为真正的民主时代到来了，
至少有相当一部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当时改造思想时，不乏真诚的一面。
我一直认为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身上具有轻信的弱点，这对具体人来说不
是什么严重的缺点，但那么多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同时具有这个特点，就预示
了他们的不幸，当然这种不幸要在多少年后才看得清楚。1957 年费孝通写
了一篇很著名的文章《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自然他也就成了著名的右派。
三
按潘大逵生活的时代和他的活动情况，他有可能与胡适发生联系，但
目前我还没有查到他们交往的材料，潘大逵在晚年写的回忆录《风雨九十年》
中（《风雨九十年——潘大逵回忆录》，成都出版社1992 年6 月），也没有提
到他和胡适的交往。但没有和胡适的交往的经历，并不影响我们把潘大逵也
作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待。
潘大逵和费孝通一样，当年也是民盟活动的积极分子，当时的民盟实
际是一个很松散的知识分子群体，他的变化是后来出现的。潘大逵只在西南
联大停留过很短的时间，在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中，他是参预政治活动热情
较高的一位，1957 年潘大逵也成为右派。
四
以上我简述了三位教授和胡适的关系，现在可以回到我的结论上来。
“一二·一”学潮前，在西南联大这个民主堡垒中，保持着追求自由和
民主的传统，当时时事晚会演讲的四教授本身也分别处于不同的政治团体，
钱端升和伍启元是老国民党员，潘大逵是民盟成员，而费孝通是无党派人士，
他们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实际承担了一种现代知识分子的职责。他们4 人都
有自己的专业，但他们没有以这种专业为逃避现实的借口，要知道在当时那
样的情况下，敢于在时事晚会上自由讲演是有很大危险的。
但从已披露的历史资料看，作为教授，他们没有什么恐惧感，费孝通
演讲的时候突然断电，而且枪声四起，他仍激昂地呼喊：“不但在黑暗中我
们要呼吁和平，在枪声中我们还要呼吁和平。”这种知识分子的勇气，在以
后的费孝通身上就没有再出现过。40 年代的社会环境有恐怖的一面，比如
闻一多、李公朴的被暗杀，但这种恐怖并不是深入知识分子内心的一种恐惧，
至少多数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天然地相信他们有言论的权利，不然我们就难以
理解40 年代未有那么多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参与了政党活动，而且发表了
各种各样的言论。“一二·一”学潮是一个政治事件，卷入这个事件的学生
和教授应该说都是具有现代知识分子气质的人，我们提到的这三位教授更是
如此。根据当年他们站在学生面前的情景，我们不难想到他们的性格，按说
这种性格和气质应该是一个人身上最宝贵的东西，也是他们作为知识分子最
典型的气质，但后来我们基本没有看到这种气质的体现。这里我们不妨问一
句，他们那种气质哪里去了？如果我们把“一二·一”学潮作为一个象征，
而将当时讲演的4 位教授作为教授群体的代表，那么这个四比一的结果差不
多也就是中国40 年代末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一个缩影。4 个教授除了伍启
元到了美国以外，剩下的3 个全都没过了1957 年这一关，而这3 个教授同
是留美的学者，同出于清华，在40 年代末又同时最不满现状，敢于挺身而
出反专制反极权；3 位教授就个性、就当时言论的激烈程度而言，都不及闻
一多，闻一多不幸惨死在特务的枪声中，引起当时国内舆论的共同谴责。历
史已经过去差不多印年了，我在为闻一多的惨死感到愤怒的时候，想到钱端
升、费孝通、潘大逵等活下来的教授，想到他们坎坷的人生，我心中涌起的
是更为复杂的感情：活下来的闻一多，等待他的是什么命运呢？
过去的大学生的辩论
前两年大学生辩论很时髦，但后来好像冷下来了，我没有去细想冷下
来的原因，但看过几次当代大学生的辩论，感到这样的辨论，不管怎么说，
意义实在有限，辨论充其量不过是一场表演而已，而与其费时看这样唇枪舌
剑的表演，还不如去看一场话剧或读一两本金庸的小说。
大学生辩论，本是一种很好的形式，但光有这个形式，没有实际内容，
辩论再精彩，也只是一时的口才较量，而没有思想的力量。当代大学生辩论
的弱点，不在于参加者的素质和口才，而在于整个辩论中缺乏时代精神。而
时代精神，简单说，就是你所辩论的问题，是不是生活中真正存在的，是不
是多数人都关心的。任何辩论，只有把握住这样的问题，才能真正见出水平，
不然辩来辩去，都是一些生活中不存在的问题，或者是凭常识一眼就能看出
的问题。大学生辩论虽然看似一个形式，但由于大学生在当代社会中特有的
角色，所以由这种角色传达的是整个时代的文化精神。有时我看着那些聪明
的大学生为一个常识甚至公理而无理辩三分时，我真觉得这是浪费他们的才
华。那么真正的辩论应该是什么样的呢？
前几年，我在做《观察》研究的时候，曾在图书馆见到过一本40 年代
末在南京出版的《大学评论》。在这本刊物的第2 卷第10 期上登载了一篇当
时上海交大师生的辩论记录。
当时是1948 年12 月28 日。这次辩论的主题是《和谈是可能的吗？》。
正方：和谈是可能的。反方：和谈是不可能的。经过两小时的辩论，同学公
断结果，百分之六十五的人认为目前和平不可能，反方获得大胜。
上海交大的这次辩论很有深度，而这深度首先来自于他们辩论的是一
个现实生活中大家最关心最有倾向的问题，由于是真问题，辩论双方才真正
投入智慧和判断，绝不是临时从字典和辞书上查那些所谓的丰富知识。真正
的辩论，有时口才、风度反而不重要了。《大学评论》上那篇关于和平是否
可能的辩论，50 年后，依然具有很高的价值，从中可以看到40 年代末中国
知识界的整体价值取向，对于分析当时知识分子的政治选择都是很生动的历
史资料。知识分子是最爱和平的，但当时多数知识分子认为和平不可能。
在这些大问题上，上海交大的辩论给历史学家留下了丰富的思考空间。
这次辩论，从双方的语言、逻辑和辩论的技巧看，都是今日大学生所望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