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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同事、学生们写的那些文章，就不能单纯地以文字来推断是非，到了
“文革”时期。情况就更复杂了。当年许多学者是为了生存的需要才说了那
些违心话的。《刘大年存当代学人手札》（刘潞、崔永华编，自印本）中收了
“文革”初范文澜的两封信，从中可以看出他的恐惧心理。“文革”之初，
范文澜受到康生和陈伯达的批评后，他在给刘大年的一封信中说：“请你助
黎澍同志加强批评。愈过头愈好，不过头，别人会来补的，那就麻烦了。”（224
页）同时在另一封给刘大年和黎谢的信中又说‘‘请毫不容情地加上自我批
评的文字，愈过头愈好。请你站在敌对者的方面，尽量抨击，不大大抨击，
将来自有人出来抨击，那就被动了。这一点务请采纳为幸！”（235 页）范文
澜是去过延安的史学家，延安的经历不可能不对他有影响，再加上50 年代
的许多政治运动，在“文革”初期，他早已能够从保护自己的角度来看待自
我批评了，这与其说是趋从，倒不如说是中国知识分子在特殊历史环境中学
到的求生智慧。那个年代的检讨性文字，也许确有真诚的，但我以为，多数
人是把它作为过关的一种保护性办法，从范文澜的那些说法中，我们能感受
到他的无奈。
谁给了周扬压力
《书城》今年四期上有陈诏先生一文《拾得旧梦祭于伶》，内中有一处
说到周扬。
陈先生说有一次于伶和他谈起周扬，于伶说：“胡风反革命案件平反
后，文艺界有很多人谴责周扬，闹到他的家里。周扬在无法说清楚的情况下，
只得拿出一封信给大家看，总算获得大多数人的谅解，才使事态平息。原来
周扬在这个位子上也受到不可抗拒的压力。。”
对于想了解周扬思想历程的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细节，如果有朝
一日周扬的那封信能够披露，将使当代文化史的许多问题豁然冰释，这不仅
对周扬本人极其重要，就是对当代文坛的许多是是非非，也是至关重要的。
但对于伶提到的这个细节的可靠性，我却有一点疑问，简单陈述如下，如果
能由此引出更多关于周扬情况的资料，那是笔者最大的心愿。
第一，从于伶所说的情况看，周扬对自己在胡风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
是早有心理准备的，这一判断大体符合复出后的周扬一贯所持的忏悔态度。
但疑点也由此而来，从胡风事件到丁玲、陈企霞事件，周扬都是关键人物。
如果于伶的话是可靠的，那么说明周扬一开始就对这些事件有不同看法，他
后来所做的一切都是出于某种压力。我们假设存在一种所谓的“压力说”。
但了解50 年代这两件事的人，大概不会同意这种压力说，至多能说有压力
这个因素，而这不能说明周扬行为的无奈。因为周扬与他们的矛盾是由来已
久的。
第二，如果周扬手里真有一封信，那么他在世的时候，有可能通过各
种渠道透露出来，因为这是关系他历史中所扮演什么角色的问题，但我们现
在没有见到有关这方面更可靠的资料（也许笔者孤陋寡闻）。再说，经过“文
革”这样的劫难，周扬的往来信件如何保留下来的，而周扬又是如何特别保
留了那份关于他人格的信件，这些都需要有个合乎逻辑的说明，不然这给做
历史研究的人留下太多难题。
第三，“周扬在这个位子上也受到不可抗拒的压力。。”这句话能否成
立？我以为也值得怀疑。周扬当时的位子是中宣部副部长，按一般逻辑，这
个位子上的人所受到的压力只有两种可能，一是中宣部部长，二是中宣部以
上的中央。根据这个前提，周扬手里的信是谁写给他的呢？如果是来自高层，
这似乎也没必要。因为根据当时的情况，高层不是什么压力，而是命令，只
有执行的可能，而这样的信或批件，至少周扬在世的时候，已经有可能公布
了。假如是毛泽东的信或批示，党中央在三中全会以后，对毛泽东晚年也做
了历史评价，这都不成其为需要隐讳的事，而事实上，大家也不会认为那么
大的历史事件，是周扬一个人就可以造成的。那周扬手里的信会是什么人的
呢？对周扬来说，比他小的人不会成为压力，比他大的人虽然是一种压力，
但那样的压力又不是什么可以保密的东西。毛泽东为胡风的事都给《人民日
报》写过案语，这是人所共知的，但如果周扬说在胡风案件中是受到了毛泽
东的压力，显然又说服不了找他闹事的那些受害者。于伶说及周扬的这个细
节，很有可能被研究周扬历史的人作为一个重要旁证引用，但如果不见到周
扬所说的那封信的原件，这些说法就都是传闻，使用的时候，是需要取一种
谨慎态度的。
胡风案对知识分子的影响
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本来具有非常好的道德资源，比如对朋友、对师
长、对异己，都有相对稳定的整套看法，这些东西影响知识分子之深已融人
他们的血液中。但曾经有一段时间，经过思想改造运动，特别是一连串的政
治运动，在不断的暗示中，对知识分子心理产生了巨大压力，久而久之，这
压力便转换成一种内心的恐惧，逐渐地使他们最终放弃了传统知识分子做人
做事的基本操守，经过胡风一案以后，知识分子的心理防线可以说是完全崩
溃了。因为这一案件是以私人信件为定罪基本依据的，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
具有象征意味，也就是说从此以后中国读书人或者说中国人已不再具有私人
生活的空间，他们也不敢再拥有哪怕是一点私人生活的空间了。
这一两年，大家谈陈寅恪谈得很多，对他的精神也有了了解。但陈寅
恪的精神是以退回内心为基本特征的，他的独立、自由精神的核心是向内的，
也就是说他是以消极的姿态来保持内心自由的，他没有向外，也不可能向外
给人以启示，所以陈寅恪的精神固然可贵，但那种完全退回内心的选择带有
那个时代的保持个人节操的特点，对那个时代的恐惧他是真切感受到而且害
怕的。《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中记有这样一件事：1961 年，“香港陈某寄
来食品包裹一，内装白糖、火腿及其它食物，先生将包裹单交给校党委全部
退还。”（该书170 页）这是一件小事，但细细体味陈寅恪的做法，却能感受
到一个时代的恐惧氛围给知识分子心理上的压力。另一个比陈寅恪还年长的
史学家金毓黻在他的日记中也记下了一件几乎和陈寅恪行为完全相同的事。
他说：“余君雪曼，重庆人，早肄业南京中央大学中文系，正黄季刚主讲之
日，与余前后同门。前十六七年余避日寇入蜀，始与面，未几在三台东北大
学同教两年。四川解放前，雪曼夫妇忽适香港，以文学艺术教人。近几年屡
以所印书画小册寄余，余从未作一字覆。实因雪曼在港思想行动如何，无从
知之；且祖国前途一日千里，何不回国内服务，寄居异地等于流浪，其意何
居，余实不解。近几日忽又来一明信片，寥寥数语，问余健康情况，但余仍
置而不复，并以此片示所内同人知之。”（《静晤室歇己》，辽沈书社版）陈寅
恪、金毓黻的这两件小事都发生在胡风案之后，当时他们是七八十岁的老人
了，但面对外间朋友的问候，居然恐惧到如此程度，可以想见这一事件给知
识分子内心的伤害是多么严重。
无奈的群体
50 年代初，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突然转向，留给人们许多困惑，因为
根据他们以往的教育背景和早年的思想倾向，这种转变缺乏合理的逻辑过
程，但他们的集体转向又是一个既存的事实，我对这种转变的真实性表示怀
疑。对许多人来说，也许不乏真诚的一面，但从整体看是因恐惧造成的。最
近我读台湾出版的《胡适的日记》（手稿本），就注意到了一些这方面的资料，
这些资料都是50 年代初胡适留在大陆的朋友和学生写给胡适的信，胡适摘
抄出来，写在了日记中，有些则是原件贴在了日记上的，这些资料，对于了
解50 年代初知识分子在思想改造运动中的态度，是极好的第一手材料。
胡适在1950 年6 月13 日的日记中有这样一条记载：
今天我收到一个林诒昌（去年6 月北大毕业）从香港来的一封信，也
是题“五四”。
胡适把这封信贴在了日记本上，得以完整保存至今。信中说：
你离开祖国一年多了，一年来国家变得更穷困。北大方面，比起旁的
地方来变化还算是最少的，先生们每月可得千斤小米，生活尚过得去。。
… 最近朋友来信说，吴恩裕先生曾想要自杀，冯友兰先生却到开封谈
土改，
罗常培先生亦热心，潘光旦、周炳琳、杨人楩诸先生默默无语。（《日
记》
第16 册）
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50 年代初，多数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内心是很恐
惧的。1951 年11 月，京津高等学校教师开始学习改造运动，这次运动的一
项重要内容就是批判胡适，这是胡适离开大陆后，比较集中的一次批判，批
判胡适的多数是他过去的朋友和学生。
这些人在胡适离开大陆不久，就说出了那么多不近人情的话，这不符
合这群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过去为人处事的方式，可以想见压力之大。从林诒
昌提到的几位教授看，证之以后的事实，可以确定林诒昌的话是真实的。冯
友兰、罗常培当时变得比较快。1952 年7 月8 日的《光明日报》上就发表
了罗常培的长文《从三反运动中认识了我的资产阶级腐朽思想》，首先检查
了自己过去和蒋梦麟、陈雪屏等人的关系。林诒昌的信是1950 年5 月4 日
写给胡适的，从两年后罗常培的转变看，林诒昌说“罗常培亦非常热心”的
判断是准确的；说“潘光旦、周炳琳、杨人楩默默无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