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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命运，从曹禺的身上，人们感受到的不同于冯友兰，更
不同于储安平，他和费孝通有点像，但又没有费孝通那样通达，费孝通是大
彻大悟，而曹禺却总在痛苦中不能自拔，这也许就是他那艺术家的本质。他
要真能从痛苦中出来，扮演那个给他派定的角色，也许他的痛苦会轻一些，
因为虽然不得不演戏，但在戏完了的时候，还多少有一些滑稽感。但曹禺不
能，他的苦恼也就越来越深。
早年曹禺的话剧不仅征服了当时许多前辈，就是在同时代的朋友中，
大家对他的成绩也是真诚佩服的。1946 年，储安平在上海创办《观察》周
刊的时候，曹禺和当时大批著名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都是列在封面下的“撰
稿人”，虽然他没有给《观察》写过文章，但他的思想倾向与那一代自由主
义知识分子是一致的。1944 年储安平在给桂林《力报》写的一篇剧评中，
这样评价曹禺：“在中国的戏剧界里，并非没有特殊的人材和特殊的剧本，
曹禺及其作品就是最好的例子。我们读曹禺的作品时，我们大体上是满意的；
我们觉得这是一个严肃的作家，一个走正路的作家，一个可以敬佩的作家。”
储安平是敬佩曹禺的，不光是敬佩他的作品，还敬佩他那专心剧作，
不涉及其他的性情。然而这一切到了后来都从曹禺身上消失了，而且消失得
那么干净。对此万方有一段话说得极好：“长时间以来，我爸爸和许多的人，
他们都被告知他们的思想是需要改造的，这种对灵魂的改造像是脑叶切除
术，有时是极端的粗暴行动，还有就像输液，把一种恐惧的药液输入身体里。
这是一种对自由渺小卑微的恐惧，我知道这是非常严酷的事。”就个性而言，
曹禺是属那种谨小慎微的人，他本人是艺术家，可他40 岁以后赶上了一个
不容艺术家气质的环境，在这样的时空里，他的艺术家天性被压抑到了几乎
改变一个人性格的程度。也许人家正是看重了他身上懦弱的一面，听话的一
面；才不断派给他各种不属于艺术家的角色的。当万方问他：“真够忙的。”
他缓过点儿来，说：“就是无聊就是了，没点儿意思。”“一天到晚瞎敷衍，
说点这个说点那个，就是混蛋呗，没法子。”
曹禺年轻的时候是非常自信的，《雷雨》剧本被朋友靳以压了一年之后
才发表，但他也不着急，他曾对女儿万方说过；“我知道那是好东西，站得
住。”但40 岁以后，他的自信就逐步丧失了。他曾说过自己想做一个新人，
“我要沉默，。。放弃‘嘴’的生活，用脚踩出我的生活，用手写真实的人
生。”然而他终于未能沉默，他直到临终前，还得应酬，对一个艺术家来说，
意识到无聊的生活而又难以摆脱，这是怎样一种处境呢？曹禺说：“我痛苦，
我太不快乐了，我老觉得我现在被包围着；做人真难哪！我要坦白出来，我
怎么自私怎么坏，我要说心里话，说世界上任何人都不敢说的话。”这是曹
禺晚年的心声，可惜我们只能从他亲人的回忆中听出，而不能听他亲口对人
们诉说了。
曹禺晚年的痛苦，还使我想起了另一位和他经历很像的文化老人，他
官比曹禺做得还大。我听一位接触过他的人说，这位文化老人有一次曾和他
说起：我已经80 多岁了，90 岁以后我要开始骂人，我要写回忆录，要写出
我眼中的反右和“文革”。听了这话我是很感动的。但我又略有一点担心，80
多岁的老人，难到还要非等那个90 岁来临吗？为什么不赶紧把自己胸中的
痛苦和无奈早点告诉你祖国的人们呢？不要再等了。
由王瑶想到陈旭麓
现在许多人都注意到王瑶的学术道路，尽管大家承认在王瑶的学术道
路上有许多曲折，但他还是在特殊的环境里，以自己的才华在学术界确立了
自己的地位。与王瑶比起来，陈旭麓的学术道路更令人感慨。陈旭麓与王瑶
大体上是同年人，但在新时代里，王瑶学术道路比陈旭麓的似乎平坦，无论
怎样曲折，王瑶在学术界的地位是得到确认的，而陈旭麓的学术道路则颇为
坎坷。由于文学的特殊性，知道王瑶的人多，而知道陈旭麓的人少，作为中
国近代史专家，陈旭麓的学术道路同样是值得我们关注的。陈旭麓已经逝世
10 周年了，他的影响还没有超出专业领域，但他的经历却是值得我们深思
的。
陈旭麓是1918 年生人，比王瑶小5 岁，他们那一代学者，从年龄上说
是越往后越坎坷，也就是说，如果1949 年前能在学术上确立自己的地位，
以后的变化是一种情况。对于这部分人来说，由于已经成名，他们的转变和
对新时代的适应，相对不很急迫，如果不是外在压力过于强大，他们的转变
不会很快发生，由于已有的学术地位，他们不急于为成名而去改变自己。但
对于那些在学术上显示了才华，而尚未确立自己学术地位的青年才俊，时代
的转换使他们已有的学术训练不能正常发挥，而学术冲动与学术环境不相适
应时，由于无法改变学术环境，只有让学术冲动来适应学术环境。王瑶50
年代初写出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很能说明这个问题，50 年代初，在学术
界显然是未成名的学者比成名的学者更有学术冲动，陈旭麓的学术道路也有
这样的特点。
1949 年以前，陈旭麓已在学术上初露才华，他24 岁就写出了《初中本
国史》，40 年代末，陈旭麓的写作热情很高，他给当时的《观察》、《大公报》、
《展望》、《中建》等报刊写过时论，在陈旭麓的写作生涯中，这是一个很重
要的时期。从这时期的许多言论看，陈旭麓的思想大体属于自由主义一脉。
可以他发表在《观察》周刊第2 卷第21 期上的《我们向哪条路走？》为例。
这篇文章写于1947 年夏天，当时陈旭麓只有29 岁，这篇文章发表在《观察》
的“专论”专栏中，排在第二篇，是很显要的位置，而当时《观察》的编者
储安平根本不认识陈旭麓，在介绍作者的时候，特别注明是“投稿”。这虽
是一篇时论，但从文章的气势和分析的细密上，可以看出陈旭麓的学术个性，
他分析问题的全局眼光和善于从综合中看出历史走向的学术风格，已具雏
形。请看如下一段议论：
同时知识分子中的不少自由主义者，知道这个社会要“变”’也
希望“变”，彻底地“变”，却有一个共同的观念，以为不要用流血
的革命方式去“变”，想用改造的方法完成不流血的革命任务。这不
是不可能，英国的工党执政以后，正想用不流血的革命来挽救资本主
义的危机，似乎已经收到了相当的成效。但是移植到中国来，是否也
能收同样的效果？何况中国两个武力集团的对立，怎样使他们放下武
力，和舟共济的改造社会？由近来局势的发展，除非上帝给我们好好
的安排。
陈旭麓在这篇文章中希望中国能走和平的道路，但也表现出了急迫的
心情，“只要能用快刀斩乱麻的方式，不问其为剿灭或革命，阵痛之后，即
可获致安详的局面，则战争亦有所希望。”不过大体来说，陈旭麓当时的立
场，还是自由主义的。这个样子的陈旭麓走进了新时代，学术冲动依然强烈，
虽然新时代对他过去的学术训练已有制约，但作为一个刚在学术上显示了才
华的青年，他的学术道路刚刚开始，他努力想确认自己。
读《陈旭麓文集》，一个强烈的印象是五六十年代，当多数前辈学者沉
默的时候，陈旭麓的写作热情却很高，从1949 年10 月起至1965 年8 月，
陈旭麓共在当时的各类学术刊物上发表了59 篇论文（含几种小册子），70
年代初，他还有两本书出版。陈旭麓“文革”中的曲折，虽有一定偶然性，
但与他没有停止写作的经历是分不开的。这是他的幸运，也是他的不幸。由
于早年的学术训练，陈旭麓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获得了公认的成就，但他
晚年的心情并不顺畅。从他给学生的信中可以看得很清楚。他说：“你关心
我的职称一事，我已味同嚼蜡。亦视之如鸡肋，早已不愿问闻。但最近听说
系里和校部将连同申请招收博士研究生上报，事情到底怎样，我一任其自然，
决不向任何人乞求，亦不欲为此事与他们再说一句话。古往今来这种排斥的
事情太多了，也实在太下作了”（《浮想偶存》547 页，华东师大出版社）。“一
月间在西安评审带博士的会，因有人作梗，我未获通过。现有几个与会人打
抱不平，刘大年也在说话，将于五月国务院评审委员会上提出重评。结果如
何，不可知。我以泰然视之”（同上555 页）。以后的事，我不很知道，但由
此可以想见陈旭麓晚年的心境。关于陈旭麓的学术道路，以后人们可能还会
发生兴趣，他也是那种本来可以在学术上大有成就的人，但因了时代的关系，
他的收获与他的才华也是不成比例的。
舒芜：回到起点
读了舒芜先生的长文（见《新文学史料》1997 年第2 期），我是别有一
番感慨的。这篇长文是舒芜先生给自己的文集《回归“五四”》写的后记，
也是作者的自传。这是一个知识分子一生坎坷命运的回忆，其中有许多发人
深省的东西。
研究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人，近年常谈起冯友兰先生的经历，认为他
经历了一个实现自我，失落自我，晚年又回归自我的过程。像冯友兰先生这
样的知识分子，在他同时代的知名学者中，无疑是有代表性的，如汤用彤、
陈垣、金岳霖、贺麟、钱端升等等，虽然个人的命运不同，但在由旧到新的
历史中，从目前已知的材料中，大体都有共同的一面，这共同的一面大体上
可以说就是他们中的另一个代表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