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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注）说得比他清楚。。”这里胡适引了陈寅恪给冯友兰所写审查报告
中的一段话，从语气上说是借陈的话来否定冯友兰。陈寅恪先后给冯友兰《中
国哲学史》上下两卷都写过审查报告，而且评价很高，胡适也许是有成见，
所以评价不够客观。从学术分歧的角度说，胡适对冯友兰的态度是偏激了。
人们也许会说，一向主张宽容的胡适，为什么对冯友兰这样呢？仔细分析，
可以发现，这种评价中有胡适对冯友兰人格的认识。50 年代末，胡适在给
严耕望的一封信中，再说到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反而平静了，他说：“冯
书最便检查。但不列原书所举僧名，最为无识！”（《长编》第8 册3102 页）
从根本上说，胡适对冯友兰的评价，是随冯友兰的变化而变化的，也
就是说，愈往后评价愈低，而且是愈到后来愈从人格上加以评价。1961 年
胡适和钱思亮聊天，谈到大陆许多朋友的近况，对冯友兰的评价就很苛刻，
他说：“在天主教办的一个刊物上知道冯友兰在那边认过130 次的错，自己
承认是无可救药的资产阶级。他本来是一个会打算的人，在北平买了不少房
地产。1950 年在檀香山买了3 个很大的冰箱带回去，冰箱里都装满东西，
带到大陆去做买卖，预备大赚一笔的。他平日留起长胡子，也是不肯花剃胡
子的钱。”（《长编》第10 册2556 页）胡适的这些话是和朋友聊天时说的，
只能说表达了一种情绪，并不一定准确，查《冯友兰先生年谱初编》（蔡仲
德著，河南人民出版社），1950 年冯友兰没出国，他是1948 年2 月由美返
国的，胡适显然是说错了。可见胡适是道听途说，再有说冯友兰想回国做买
卖发财，也太离谱了。公平地说，离开大陆以后，由于冯友兰的一些变化，
使胡适对他的评价多带有情绪化的色彩。反过来说，80 年代初冯友兰写《三
松堂自序》的时候，说到胡适，评价却很客观，他说：“胡适的这部书，还
有一种更广泛的影响——胡适是在哲学方面用那个指头比较早的一个成功的
人。”（该书216－217 页，三联版）他还说：“陈寅恪和金岳霖的两篇审查报
告都把我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同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做比较。这是
因为在当时，这一类的书，只有这两部。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无论什么事
物，都是后来居上。这是因为后来者可以以先来者为鉴，从其中取得经验教
训。无论如何，在中国哲学史研究近代化的工作中，胡适的创始之功，是不
可埋没的。”（同上228 页）
从胡适和冯友兰的相互评价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在学术史上，因偏激
造成的失误也许是难以避免的，但我们应当尽可能在一切问题上都尽量发挥
理性的力量，以便能使偏见少一点，冯友兰晚年说到胡适时，基本上没有偏
见了。当然，胡适与冯友兰关系和特定的时代背景有关，评价失当的责任并
不全在个人身上。
怎样评价傅斯年
1997 年5 月17 日上海《文汇读书周报》发表了少云先生《关于傅斯年》
一文，对傅斯年多有误解，特提出几点意见，以就教于少云先生。
少云先生文章中说：“抗战胜利后，起初长北大的应是胡适，而傅恐胡
适过于宽厚，碍于人情，对任伪职的旧日友好不好应付，遂自荐做开路先锋，
为胡日后接任铺平道路。”这段话说得含糊，容易给人误解，以为傅斯年是
为胡适着想，才就北大代理校长一职的，而事实并非如此。
关于胡适做北大校长一事，前后背景是这样的。当时原北大校长蒋梦
麟出任行政院秘书长，按国民政府1934 年修订的《大学组织法》第九条之
规定：“大学校长一人综理校务，国立、省立、市立大学校长简任，除担任
本校教课外，不得兼任他职。”（《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 辑第1 编
173 页）这样蒋梦麟就必须辞去北大校长和他兼任的西南联大常委。关于这
一点，当初蒋本人并不自觉，是朱家骅和傅斯年提醒的结果。江泽涵在给胡
适的一封信中说：“骝先、孟真劝他辞北大校长，因为他兼北大校长，违反
他手订的大学组织法。”（《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第26 页）还有一点是，
蒋梦麟在长北大期间，和教授合作得并不十分愉快，据说其中有他夫人的原
因，另外就是多数教授对他热衷仕途颇不以为然。这可以从收入《胡适来往
书信选》中的傅斯年、钱端升、江泽涵、汤用彤等人的信中看得很清楚。
抗战胜利后，听说胡适将出长北大，在当时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
曾引起很大反响。大家对胡适寄予厚望，当时很多知名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
都给胡适写了信，表达自己对他的信任，可见胡适在知识界的威望。胡适当
时还在美国，他在给朱家骅、蒋梦麟的一封信中说：“将来弟归国，若不得
已，亦愿与孟真兄分劳，暂代一时，以待梦麟兄之归。。”当时胡适对蒋梦
麟在北大的作为很肯定，以为他的步入仕途是“为政府征调，只是暂局”。
当时的情况是蒋梦麟离开后，蒋介石想让胡适或傅斯年出任，因为傅斯年在
国内，蒋介石先让教育部长朱家骅征求傅斯年的意见，而傅斯年则说北大校
长非胡适莫属，绝无自荐之意，并为此上书蒋介石。此事傅乐成编《傅斯年
先生年谱》和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中均有详细记载。这个
事实的意义在于，当时国内公认胡适和傅斯年是文化界当之无愧的领袖人
物，这个评价是蒋介石的幕僚陶希圣的判断，唐纵在他的日记中说：“与希
圣谈转移自由分子对政府之恶感，希圣认为胡适之为最恰当之人物，可惜适
之不能归。其次傅斯年对西南联大亦颇能影响，如果自由思想派能了解政府，
则青年学生不致为共党所愚。”（《在蒋介石身边的八年》第496 页，群众出
版社）
从以上这些背景资料中可以看出，当时的情况是除了胡适，就数傅斯
年最有资望。
至于说他出长北大是为胡适扫清障碍，也只是客观上造成的，如果理
解成这是胡适怕事，就离事实较远了。傅斯年后来在给他夫人俞大綵的信中
说过这样的话：“大批伪教职员进来，这是暑假后北大开办的大障碍，但我
决心扫荡之，决不为北大留此劣迹。实在说在这样局面之下，胡先生办远不
如我，我在这几个月给他打平天下，他好办下去。”这只是傅斯年本人的想
法，与胡适本人无关。
另外少云先生文章中还说胡适对傅斯年的评价有“溢美之词”，而周作
人的评价“亦使人信服”，这样理解傅斯年就不全面了，而且这还涉及一个
是非问题。关于傅斯年代理北大校长后不聘在沦陷区出任过伪职人员一事，
并非三言两语能说清楚，但在这一问题上，傅斯年没什么过错。当时俞平伯
曾给胡适写信，为知堂说情（参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第71 页），容庚
也给傅斯年写信，力陈自己的种种无奈和理由，但傅斯年均不为所动。因为
道理很简单，如果出任伪职的人受不到谴责，那傅斯年作为大学校长，就对
不起那些跋山涉水到了重庆和昆明的教授和学生。抗战爆发后，有多少知识
分子为了民族大义而抛家别子去了大后方。这里知堂对傅斯年的评价是夹杂
有个人意气的，在这一点上，知堂所言，绝不可取。至于说傅斯年是“外强
中干”那一段话，就更是不近人情了，傅斯年当年倒宋（子文）倒孔（祥熙）
皆是有目共睹的事，文章白纸黑字，对蒋介石也有批评，这是人所共知的。
而且当中央银行国库局闹得最厉害的时候，中央银行国库局内部给傅斯年提
供秘密材料的人，听到传言说“委员长已与先生说情”，并给傅斯年写信抱
怨，傅斯年在这句话的旁边写道：“不成话”。这封信已影印在《傅斯年文物
资料选辑》（台湾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编）中，是可靠的历史证据。傅斯年与
蒋介石有私交，但傅斯年当面批评过他，在国民参政会上，他与陈布雷笔谈
的记录现已刊布，1946 年蒋介石曾任命傅斯年为国府委员，他也坚辞不就，
并说自己乃一介书生，世务非其所能，并说：“如在政府，于政府一无稗益，
若在社会，或可以为一介之用。”傅斯年一生有许多缺点，但在向权贵的挑
战一面，却不失书生本色。
吴世昌的选择
我从一个老先生那里，看到一本澳门出版的书，名字叫《博士之家》。
书的作者是施议对先生，他是吴世昌的博士研究生，1986 年吴世昌逝世的
时候，他一直守护在身边。
这本书中收了两篇施议对怀念他老师的文章，使我对吴世昌晚年的经
历又多了一点了解。
特别是其中说到的两件事，使我能够把青年吴世昌和晚年吴世昌联系
在一起。第一件是1971 年间，吴世昌在河南息县干校，有一天突然接到通
知，其中有一部分知识分子可以提前回北京。离开前，军代表主持开了一个
座谈会，让大家谈谈在于校的感受。由于大家已经习惯了这种开会形式，更
急着打点行装回北京，所以会上发言都很积极，既谈接受教育之收获，又为
军代表歌功颂德一番。而吴世昌却一言不发，军代表让他说一说，他却问：
“要我讲真话，还是讲假话？”军代表未假思索，就说：“当然要讲真话。”
吴世昌就说：“我认为，五七干校并没有什么好处。”此言一出，可急坏了大
家，这种时候，为什么还要那么天真，弄不好还得继续留下来接受改造。军
代表接着问：“为什么没有好处？”吴世昌说：“要我们回去，不是正说明问
题了吗？”说得军代表哑口无言。这是“文革”中的事，“文革”之后，刘
再复对吴世昌的评价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