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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但从宽处理，不逮捕法办，并照发工资，随后民盟中央决定开除他的盟
籍。”（该书422 页）毛泽东文稿是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具有一定的
权威性。这个介绍中，只肯定了张东荪在抗美援朝中这一件事，而排除了像
千家驹回忆中有关给美国国务院送名单并做记号的说法。吴孝武先生在关于
张东荪的一篇论文中认为，据张东荪的亲友回忆：“此案的关键人物是一个
同时为美苏服务的双料间谍王志奇。王在解放以后常去张家，但张对他不欢
迎，曾劝他马上离开中国。张在政治上缺乏经验，他当时在燕大，常到城里
开会，就随便把文件置放在其长子张宗炳家中，有一次刚好被王志奇看到。
王后来被捕，事情就牵涉到张。张亦承认自己于此事有责任，自责不已。”（《中
国文化》第10 期210 页）虽然张东荪亲友的说法也未必绝对可信，但比起
其他人的说法，似乎较为合理。由于档案没有解密，我们也就只有推理。出
事的时候，张东荪已是64 岁的老人，说他主动给美国特务提供情报，没有
什么前提。也不合张东荪一贯的为人行事的原则，王志奇无意中看到有关材
料是可能的，但出事以后将此事扩大为张东荪主动提供是不近情理的。对张
东荪的遭遇，吴孝武的判断是：“张在解放战争期间曾鼓吹中国做美苏桥梁
的外交政策，并认为中国今后要工业化，必须在更大程度上依靠美国而不是
苏联。因此，他对中共后来的‘一边倒’政策有所保留。”吴孝武认为这是
引起对他怀疑的原因。这个分析是有道理的，我们不妨把眼光再放远些。
1949 年以后，张东荪虽然成了中央人民政府的委员，但就张一生的主
张和性格看，他是主张干政而不参政的。他认为“士”在社会上发清议作争
谏，才能把一个社会的清明之气唤起来（《士的使命与理学》，《观察》1 卷13
页）。张东荪是一个有独立品格的知识分子，而且他从过去的时代中走过来，
在新的环境里并没有立即与新时代融为一体，这就导致他和新时代许多方面
的冲突。张中行说张东荪“根据我的印象，他也是惯于快言快语，得天不厚
的一位”（《负喧琐话续编》24 页）。他的好友俞颂华早就说过：“他是彻头
彻尾的一个自由主义者，他有独特的见解与主张，他喜欢独来独往，特立独
行，而不愿受任何拘束的。对于什么政党的所谓铁的纪律，他是感到头痛的。”
（《俞颂华文集》320 页，商务印书馆）以张东荪的思想和性格推论，50 年
代初，以他那样身份参政的人能掌握多少国家情报和机密呢？在张东荪看
来，他所知道的那些事也许根本就不是什么情报，这也就是旧文人在新时代
的不适应。
叶笃义在他的回忆录《我与民盟》中说过一件事。上海解放后，罗隆
基将回北平时，司徒雷登约见过他一次，托其向周恩来传达这样的口信：中
国如能放弃“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他可以向美国政府建议给予中国政府几
十亿美元的支援。罗隆基到达北平之后，在未传达这个消息之前，听到陈铭
枢已经向周恩来做了相同的传达而遭到周的斥责，于是他就放弃了这个念
头。后来美国驻北平总领事克乐伯（Clubb）回国的时候，罗隆基同张东荪
两个人约克乐伯相见，叫他见到司徒雷登告诉这个经过。所谓“以民盟来做
美国和中共之间的桥梁”这一主观幻想至此彻底结束了。”（《文史资料选集》
增刊第2 册第30 页）根据这一细节推断，张东荪对于后来的外交政策应该
不至于太书生气，但也许是年老而无法改变自己的个性，他终于还是按自己
的想法去办事了。叶笃义就说过，解放之初张东荪就不写文章表态，叶劝他，
他说：我要保持我沉默的权利。可以想见他的性格。
张东荪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最早被新时代抛弃的人，这是他的不幸，
但也是他的幸运，以他那样的思想背景和性格特征，躲过1951 年，还能躲
过1957 年吗？
1952 年4 月21 日，毛泽东在“三反”运动中对北京市高等学校的情况
曾有一个批示、在批示中他说：“看来除像张东荪那样个别的人及严重的敌
特分子外，像周炳琳那样的人还是帮助他们过关为宜，时间可以放宽些。”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3 册第422 页）1952 年8 月7 日，毛泽东约见
梁漱溟，谈话完毕后，梁受张东荪之托，向毛泽东求情。
梁漱溟说：“张的为人聪明特出，久在学术思想界享有高名，与我相熟
数十年。北京城的解放，张亦是奔走内外之一人。1949 年建国，组织中央
人民政府，列居60 名委员之一，殊‘不料他亲美，惧美（这时他是美国人
办的燕京大学教授），竟受一特殊间谍的诱感，甘心为美国务院作情报，窃
以政府会议文件密授之。此特务被捕，供出其事，张内心慌乱，如醉如狂，
寝食俱废。我对张‘既恨之，又悯之’，虽无意为之求情，亦愿探悉主席将
如何处理。”毛泽东回答说：“此事彭真来向我详细报告了。彭真要捉起他来。
我说不必，这种秀才文人造不了反。但从此我再不要见他，他再不能和我们
一起开会了。
想来他会要向我作检讨的，且看他检讨的如何吧。”（《梁漱溟先生年
谱》第206 页，广西大学出版社）张东荪后来是如何检讨的，我们就不得而
知了。
好像是一种宿命似的，当年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一个一个都倒下了。1948
年，张申府因在《观察》上发表《呼吁和平》，被开除出了民盟，1951 年张
东荪又出了那事，之后的运动不断，仔细一想，整批倒下的都是那些自由主
义知识分子。
胡适与冯友兰
忽然想到写一篇关于胡适和冯友兰关系的文章，是因为看了《胡适的
日记》（手稿本，台湾远流出版公司）中胡适对冯友兰的评价。胡适比冯友
兰大四岁，可以说是同代人，但在胡适和冯友兰之间，这4 岁不仅是年龄的
距离，还是师生的差别。1917 年，胡适到北京大学当教授的时候，冯友兰
还是北大三年级的学生，也就是说，胡适是他的教师。
胡适一生中和冯友兰的直接交往并不多，虽然因了北大和清华的关系，
他们不可能有较密切的来往，但事实上，胡冯二人，也许是个性，也许是思
想不同，在同时代的知名学者中，他们的交往是很少的。
应该说20 年代，胡冯二人有过交往，关系也还比较融洽。1931 年9 月
3 日，为了能到教育部将要设立的国立编译馆中谋事，冯友兰曾给胡适写过
一封非常恳切的信，他在信中说：“前在京畅谈甚快。出京后以人事匆匆，
曾未与先生一信，歉厌何极。”（《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346 页）冯友兰这
封信是求胡适帮忙的，写得很客气，信末署“学生冯友兰鞠躬”，可以想见
当时胡冯二人的关系。
1931 年，冯友兰出版了他的《中国哲学史》上卷，由此引出了他与胡
适的一段学术争论，即关于老子和孔子谁前谁后的问题。胡适认为老子在前，
而冯友兰认为孔子在前。
为此当时学术界曾发生过争论，梁启超也站在冯友兰一边。但在这个
问题上，冯友兰的结论最终没有能说服胡适。1930 年3 月20 日夜，胡适曾
给冯友兰写信，申说自己的看法，其中说：“你把《老子》归到战国时的作
品，自有见地，然你的《中国哲学史》讲义中所举三项证据，则殊不足推翻
旧说。”（《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3 册第38 页）1931 年胡适在给钱
穆的信中还说：“我并不否认‘老子晚出之论’的可能性。但我始终觉得梁
任公、冯芝生与先生诸人之论证无一可使我心服。若有充分的证据使我心服，
我决不坚持老子早出之说。”（同上968 页）尽管论争中的双方谁都未能说服
对方，但学术之争还是平和的，胡冯之间的关系也很正常。胡适和冯友兰的
关系进入40 年代以后开始发生变化，这变化可能确有当年学术分歧中积下
的怨气，但这时胡冯之间的分歧主要不表现在学术上，而是思想和人格上了。
当年在学术上和胡适有不同观点的人很多，比如顾颉刚、钱穆等人，但学术
的分歧并未影响他们之间的正常关系，而只有在对冯友兰的关系上，胡适显
得很偏激，这其中肯定夹杂了许多非学术的因素。1943 年12 月12 日，胡
适读到了在贵州印行的由张其昀主编的《思想与时代》杂志，他的评价是：
“此中很少好文章。”（《日记》第15 册）而该刊的主要撰稿人中就有冯友兰。
胡适接着说：“张其昀与钱穆二君均为从未出国门的苦学者；冯友兰虽曾出
国门，而实无所见。他们的见解多带反动意味，保守的趋势甚明，而维护集
权的态度亦颇明显。”（同上）1950 年初胡适见到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
的英文本，他的评价是“实在太糟了。我应该赶快把《中国思想史》写完。”
（《日记》第16 册）可以说，从50 年代以后，胡适对冯友兰的看法就完全
改变了，他已很难平静地看待冯友兰和他的著述，凡提到冯友兰几乎都带有
鄙意，一反胡适固有的宽厚态度。1955 年1 月24 日的日记中说：“写完冯
友兰《中国哲学史》书评。《TheAmericanHistoricalReview》要我写此书英
译本《TheDeikBodel》的书评，我耽误了半年，今天扶病打完。为此事重看
冯书两遍，想说几句好话，实在看不出有什么好处。故此评颇指出此书的根
本弱点。。”（《日记》第17 册）在日记的最后又说“陈寅恪（审查报告—
—笔者注）说得比他清楚。。”这里胡适引了陈寅恪给冯友兰所写审查报告
中的一段话，从语气上说是借陈的话来否定冯友兰。陈寅恪先后给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