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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也许我们不会更深地理解冯先生。或者说句大不敬的话，要是冯先生不
得长寿，那不知会有多少误解留存世间。冯先生虽有无奈的时候，但他也终
有不需要应付，不需要为谁服务的时候。冯先生早年是独立的，这种独立曾
一度消失，但最终冯友兰又独立了，尽管这已到了他生命的终点，一个人到
了这步天地才“海阔天空我自飞”，让人觉得多么沉重。在《新编》第七册
的“自序”中，冯先生说：“在写八十一章的时候，我确是照我所见到的写
的。并且对朋友们说：‘如果有人不以为然，因之不能出版，吾其为王船山
矣。’船山在深山中著书达数百卷，没有人为他出版，几百年以后，终于出
版了，此所谓‘文章自有命，不仗史笔垂’。”（蔡仲德《冯友兰先生年谱初
编》）冯先生“文革”中的失误，有其性格的原因，但更多的是时代的关系。
冯先生作为一个读书人，在那样的环境下，做一些违心的事，常常不得已而
为之。
冯先生性格中的弱点，西南联大时有一件小事可见。钱穆在《八十忆
双亲·师友杂忆》一书中说：“一日，有两学生赴延安，诸生集会欢迎。择
露天一场地举行，邀芝生与余赴会演讲，以资鼓励。芝生先发言，对赴延安
两生倍加奖许。余继之，力劝在校诸生需安心读书。不啻语语针对芝生而发。
谓青年为国栋梁，乃指此后言非指当前言。若非诸生努力读书，能求上进，
岂今日诸生便即为国家之栋梁乎。今日国家困难万状，中央政府又自武汉退
出，国家需才担任艰巨，标准当更提高。目前前线有人，不待在学青年去参
加。况延安亦仍在后方，非前线。诸生去此取彼，其意何在。散会后，余归
室。芝生即来，谓君劝请生留校安心读书，其言则是。但不该对赴延安两生
加以责备。余谓，如君奖许两生赴延安，又焉得劝诸生留校读书。有此两条
路，摆在前面，此是则彼非，彼是则此非。如君两可之见，岂不仍待诸生之
选择。余决不以为然。两人力辩。芝生终于不欢而去。然芝生以后仍携其新
成未刊稿来盼余批评，此亦难得。”冯先生比之钱穆，用今天的话，比较活
络。
冯先生又是懦弱的，这种懦弱，不全在自己，更在自己之外的某种压
力。这也有一例可举。1951 年，冯先生随中国文化代表团赴印度访问。在
德里大学见到他在西南联大的好友、当年的训导主任查良钊，不但没有说话，
而且立刻回避。后来查良钊在《忆一位失去自由的教授》一文中回忆了此事。
当时他怕冯友兰有不便之处，便提前写了个便条给他。说：“芝生兄，今天
何幸在此德里大学相遇，恰值西南联大第十四周年纪念日，盼望吾兄归去后
向我们共同的老朋友和当年同事们代我致意。弟，良钊，11 月1 日。”可当
冯友兰见到查良钊时，他们几个没和任何一个人打招呼，就匆匆离开了会场，
让当时所有在座的客人感到十分吃惊。当时负责会议的人说：“这像我们东
方人的礼俗和习惯吗？’我真不懂。”因为查良钊在1949 年前先到印度访问，
后未回大陆，而去了台湾。
当时在国际场合，有纪律规定，不能和台湾方面的人同时出现在一个
场合，可见一个时代的精神氛围。《冯友兰先生年谱初编》提到此次出访。
当时印度德里大学要授予冯先生名誉博土学位，冯为接受与否，曾请示了外
交部。当普拉沙德总统介绍冯先生的学术贡献时，曾提及两卷本的《中国哲
学史》及“贞元六书”，外交部得知后当即致电代表团，谓此介绍有问题，
先生应于适当时机予以更正。所以随后在加尔各答访问并讲演时，冯先生讲
的是“新中国的哲学”，并应外交部的要求说：“中国革命成功，我认识到我
过去的著作都是没有价值的。”这是50 年代初冯友兰先生的经历，想来不会
不在他的心上投下阴影。
“文革”初期，冯先生本来也是有罪之人，只是由于毛泽东在一次会议
上随口说到：“北京大学有一个冯友兰，是讲唯心主义哲学的，我们只懂得
唯物主义，不懂得唯心主义，如果要想知道一点唯心主义，还得去找他。翦
伯赞是讲帝王将相的，我们要知道一点帝王将相的事，也得去找他。这些人
都是有用的，对于知识分子，要尊重他们的人格”（《三松堂全集》第一卷）。
在一言九鼎的岁月里，随口提到的冯友兰和翦伯赞，都因了这句话而改变了
命运。虽然翦伯赞不久后自杀了，但据说在他死后身上发现一张纸条，上面
写着“毛主席万岁！万万岁！”是感激抑或讽刺？
有了这样的经历，谁能不怕呢？冯先生死后，港台一些学者已放弃了
对他“文革”中表现的苛评，倾向于认为冯先生的一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悲
剧。季羡林挽冯先生说是大节不亏，晚节善终，当是知人之论，
晚年费孝通
费孝通先生今年已是85 岁高龄了。在昆明举行的纪念“一二·一”运
动50 周年的纪念活动中，我看见了他。他的精神很好，先在纪念大会上讲
了话，又亲自给“一二·一”死难烈士送了花圈。隔着层层人群，望着这位
虽已年迈，但仍思维敏捷的老人，我想到了他的青壮年时期，想到他的许多
同辈朋友，心里默默地为费孝通先生祝福。在他同时代的朋友中，他是极少
数幸存下来的人之一，作为一种象征，他能让今天年轻一代感受到那一代知
识分子的精神风貌和坎坷人生。
我曾在一篇研究《观察》撰稿人的论文中，将储安平、费孝通、钱钟
书作为那一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三种类型。对于费孝通先生，我当时评价
他时心中有一种复杂的感情，由于我一直将他早年的朋友储安平作为一种理
想知识分子的类型，所以在费孝通先生的晚年选择上，一直存有疑虑，而未
能表示出理解。特别是对他内心的无奈，我是在读了他的杂文选集《逝者如
斯》后，才若有所悟的。对像费孝通先生这样的知识分子，年轻一辈如果不
走近他的内心世界也许很难理解他。他的晚年，或者说他的后半生，一直生
活在两个世界里，一个是政治家（想不出其他更好的称呼）的世界，这一面
为人所知，另一个则是社会学家的世界。前者是公众的，而后者是个人的，
理解晚年费孝通，非走入费孝通的个人世界不可。我接触费孝通先生的著作，
在80 年代中期。那时三联重刊了他的旧著《乡土中国》、《美国与美国人》，
当时不仅对费孝通先生的学术感兴趣，而且喜欢他的文章。费先生的文章写
得极其漂亮，这大概也是他同辈朋友的共同特征。
后来我选择了储安平和《观察》作为研究题目，因为知道费孝通先生
是储安平的朋友，所以特别留意读他的著作，希望能从中发现那个时代的精
神特征。做完《观察》研究之后，我又选择了西南联大为课题，这样就更多
地接触到了有关费孝通先生的材料。
我先说几句学术界对《观察》周刊的评价。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华
民国史》中说：“主要的中文时事评论期刊是上海出版的《观察》周刊，由
于该刊可靠的军事联系，也被认为是这个时期有关战争发展的少数可利用的
资料来源之一。”汪荣祖在《二十一世纪》上撰文指出“更具自由主义色彩
的是储安平的《观察》集团”。“储安平及其《观察》尤为自由派批评的重镇，
比之当年的《新月》，批评更为广泛，更为尖锐，自由主义的旗帜也更鲜明，
又是一场自由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的思想斗争。”
余英时对《观察》的评价更高：“当时对知识分子影响较大的刊物大概
要算《观察》杂志。《观察》的基本立场是西方自由主义，大体上可以看作
五四主流思潮的延续。这四五年，部分由于政治形势变化得太快，青年一代
知识分子的思想激进化也大有一日千里之势。《观察》的温和稳健立场，包
括其中费边社会主义的倾向，并未能缓和激进化的历程。不过《观察》所揭
橥的民主、自由、宪法等观念还是为日后知识分子留下了思想的种子”（《钱
穆与中国文化》）。
由于储安平1957 年的遭遇，《观察》也极少为人提起。在储安平同时
代的朋友中，很少有人为他专门写回忆文章，我印象中80 年代只有他的学
生张啸虎在《读书》上写过一篇。90 年代中期，经我手在山西的《黄河》
杂志上发表了冯英子的《回忆储安平先生》和王火的《回忆储安平教授》两
文，算是集中的怀念文字。费孝通先生没有专门写过怀念储安平的文章，但
他在许多文章中表达了对当年《观察》周刊的深情，也多次流露了对亡友储
安平的怀念，我就是在这些片断的回忆中，走进晚年费孝通先生的另一世界
的。
我感到他还是一个敢说话的人，在内心深处，他对自由主义理想依然
保持着深深的眷恋，在许多属于个人的散文随感中，随处可见他的这种情感。
在《怀〈文汇报〉女将》一文中，他说：“当时知识分子喜读的《观察》，一
度以《南京通讯》而畅销海外。”在《我和〈新观察〉》中，他对《观察》有
很高的评价：“《观察》是日本投降后到解放这一段内战时期知识分子的论
坛。知识分子就是好议论，议论需要讲台和刊物。《观察》及时提供了论坛，
一时风行全国。现在五六十岁的知识分子很少不曾是《观察》的读者。
当时我年华方茂，刚身受反动势力的迫害，岂肯默尔而息，于是仰首
申眉、振笔疾书，几乎每期《观察》都有我署名或不署名的文章。在我说是
件快事，对《观察》来说多一个快手。我们之间的文字因缘就这样结了下来。”
他在1987 年为《山水·人物》所写的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