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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先从我与幸田露伴（一八六七一九四七）的〃缘份〃说起。在东京大学和京都大学演讲，曾谈及现代人的〃文〃、〃学〃分离。日本朋友告知，在日本，最后一位学识渊博的大作家是曾任教京大的幸田露伴。此前，曾在神保町买到大正四年出版的露伴等人讲述的《新论语》，赶快取出拜读。露伴受过系统的日本古典及汉学教育，其小说《风流佛像》、《五层塔》中刚强执拗的男主人公，与其说是张扬近代西方的个人主义，不如说是混合儒佛以及武士道的〃大彻悟〃。《新论语》中露伴训解的是〃为政〃、〃八佾〃两章，看他发挥孔夫子〃五十而知天命〃、〃温故而知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等名言，实在有趣。不过也就是翻翻而已。对于露伴，我基本是既不〃学〃也无〃思〃。
那天与朋友开车游日光山，黄昏时候，来到枥木县与群马县交界处、海拔二千米的金精岭。此地高寒，因冬季积雪而封闭的国道刚刚开通，路两边残余的雪堆有一人高。正赞叹着雪尚未化尽而墨绿的唐松已生气盎然，忽见冷寂的路边矗立着一座纪念碑，赶忙停车观赏。约四米高两米宽的原生石上刻着〃幸田露伴文学碑〃几个大字，下面是一段文章的摘录。读了碑背的说明文字，方知明治二十二年（一八八九）露伴由日光经此地，写作了充满奇异幻想的小说《对髑髅》。片品村教育委员会于小说诞生百年之际，立碑纪念。此碑已立四年多，以日本资讯之发达，手中刚出版的旅游指南不该漏记，不知是否因立碑者〃级别不够〃。别人感觉如何不得而知，我对这块碑很有好感。立意及制作工艺均不错。更因其独立天地间，山色苍茫中自有一种大度与尊严，更使得荒无人烟的群山峻岭顿添生气。立碑者在旁边还辟出一片空地，让匆匆开车赶路的过客得以从容休息；至于能否领悟露伴文学的意境与情趣，那就得看个人的悟性和修行了。
除了专门为某一作家或某一作品立碑，还有在名胜古迹，选择与其相关的诗文片段立碑。这种文学碑数量甚多，不少变成高级的〃景点说明〃，不大有趣。但也有相得益彰者，比如东京净闲寺里的永井荷风诗碑。
永井荷风（一八七九一九五九）是周作人最喜欢的日本作家，其《荷风随笔》、《东京散策记》、《江户艺术论》等经常出现在知堂文章里。我对荷风了解不多，除了〃一种风流吾最爱，南朝人物晚唐诗〃过目不忘，再就是他对浮世绘的赞叹，对已经逝去的江户风情的迷恋，对花街柳巷的兴趣后两者促成了《隅田川》、《墨东绮谈》这两部名著的创作。此次东游，颇醉心于江户的流风余韵，多少次徘徊于隅田川边。但我心里非常明白，〃往日风流〃不可能再现，所谓的〃乡土艺术〃，很容易演变成为旅游纪念品。
东京保留了不少真真假假的江户遗迹，唯一不能恢复的是〃游廓〃。昔日骚人墨客寻欢作乐的柳桥、新桥和吉原，是江户作为繁华大都市不可或缺的场景。尤其是一六五七年开设的新吉原，是幕府公认的唯一〃游廓〃，最盛时游女超过三千。三轮桥附近的净闲寺，葬有江户时代之游女两万余人，故谚曰：〃生在苦界中，死于净闲寺。〃
说不清是出于旅游者的好奇，还是喜谈风月乃文人习气，晚清以后来日的中国文人，像王韬那样终日寻花的固然不多，但在诗文中故意牵涉一点异国青楼的却不少。自一九五八年禁止卖春法实施，结束了新吉原三百年繁华梦，到此一游的雅士也就难得一见。如今的吉原，起码从外表上看不出任何特异之处。我访吉原那天，首先拜访的是净闲寺；倒不是有何深意，就因为这样走起来路顺。寺庙在重修，大门紧闭，但游客可从旁门出入。在临时搭起的工棚边转来转去，终于绕到寺后的墓地。墓地不大，周围是郁郁葱葱的树木，加上细雨，陡然让你觉得阴森森的。墓地中间是总灵塔，基部就刻着上引的谚语。一米多高的台基上，石莲花托着墓碑，上刻〃新吉原总灵塔〃六字。塔前香烟袅袅，游人奉献的鲜花已经枯萎，只有慰灵的长木排不怕风雨，仍傲然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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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节：西乡铜像
作者： 陈平原
引起我极大兴趣的，是总灵塔对面立着永井荷风的诗碑和笔冢。诗录自《偏奇馆吟草》中的《震灾》，并非专为此寺而作。据说荷风生前喜欢造访净闲寺，哀悼死去的游女。自留学归来着意寻求〃江户趣味〃，荷风经常出入青楼，且与艺妓结婚，离婚，自是最有资格为游女写悼亡诗者。日本文人历来不太〃道学〃，再加上江户游戏文学的传统，置荷风诗及像于此，想来本人不会尴尬，游客也觉得〃当之无愧〃。
一九九四年九月七日于蔚秀园
【附记】
文章早就写完，一直压在箱底，不想拿出来发表，就因为述及露伴的文学碑时语焉不详。手头只有当初游览时拍的录像，碑文一扫而过，无法释读。来访的芦田君自告奋勇，回日本后给片品村教育委员会打电话，方才明白碑的正面刻着《对髑髅》开篇的几句话。现抄录碑文大意如下：
俗话说，出门靠旅伴，处世靠人情，然而我却从不知道那样的滋味。有一位仁慈的女人，给我述说了她的身世。但是，她所说的故事，显得有些可怕，也有些神奇。
西乡铜像
到过东京的人，很少不游上野公园；游上野公园的人，很少不瞻仰西乡铜像。引起我对这座铜像的兴趣的，并非其雕塑艺术，而是日本人对西乡隆盛的评价，
春夏秋冬，阴晴圆缺，徘徊于西乡铜像之下，观察游人的神情，至今未见抗议或深表怀疑者。想来大多数日本人都同意碑文的意见，视西乡为〃伟人〃。至于其明治十年之举兵反叛，碑文和旅游指南上都用隐晦的语言一笔带过。可我到过熊本城，也阅读了不少关于西南战役的资料，略为了解这日本历史上最后一次大规模内战之惨烈。有趣的是，官方和民间至今没有为〃叛乱〃平反，可又努力为其首领西乡隆盛开脱责任。西乡兵败自杀后十二年，明治天皇追赠正三位；又过了四年，两万五千人集金修西乡铜像。令我感慨不已的是，日本人对其〃开国元勋〃兼〃叛军首领〃的态度竟如此豁达当然也可以说〃暧昧〃。
相对来说，中国人对西乡的态度，先贬后褒，从来都是立场坚定。闲来翻阅有关资料，隐隐约约感觉到，这种差异很可能正体现了中、日两国文化的不同。
戴季陶的名著《日本论》中，有一段话专论西乡隆盛，对其〃人格〃的历史作用推崇备至：
我们试把日本这几十年的历史通看起来，西乡隆盛失败了，然而他的人格，化成了日本民族最近五十年的绝对支配者。各种事业的进行，都靠着他的人格来推进。
戴乃〃日本通〃，此书又成于本世纪二十年代，对西乡如此赞扬一点也不稀奇。其实，在晚清的维新派或革命派的诗文中，西乡早就平反；用章太炎的话来说，是条铁骨铮铮的好汉。那时的中国人，关注的是明治维新，对西南战役知之不多或根本不想知道。既然铜像已经矗立，中国人自然随着日本的舆论转向。要了解中国人对〃功臣〃举兵〃反叛〃这一事件的真实感受，必须到铜像建立前在日中国人的诗文集中寻找。
说来真是巧合，西乡举兵那一年（一八七七），中国派出了第一任出使日本大臣，其行程还因为战事略为耽搁。正是这位大使先生，在《使东述略》中，为我们留下了中国人对西乡反叛的最初印象：
寇首西乡隆盛者，萨人也，刚狠好兵。废藩时，以勤王功擢陆军大将。台番之役，西乡实主其谋。役罢，议攻高丽，执政抑之。去官归萨，设私学，招致群不逞之徒。今春，以减赋锄奸为名，倡乱鹿儿岛，九州骚然。日本悉海陆军赴讨，阅八月始平其难，费币至五千万。顷国主下令减租，其事甚美。
这段话很符合何如璋这位翰林公兼钦差大臣的身份及其知识背景。骂〃寇首〃，斥〃好兵〃，赞〃减租〃，句句都是深明大义的儒生该说且能说的话。至于事件的叙述，大致不差，资料来源很可能是当地的华侨。其时何氏尚在长崎，未与当地官府接触，理由是〃使者入境，未递国书，不便私见〃。我对平乱〃费币至五千万〃一句尤感兴趣，想来叙述者和听讲者都对这条显然是官方公布的消息颇觉新奇。
笔者也有这种经验。第一次见到接待某国总统共花去多少日元的报道，是在东京开往京都的新干线上，记得那一瞬间我的惊愕。中国人更习惯于算无法用数目字表达的〃政治账〃，而不屑于如此〃斤斤计较〃。比如，不管是清代的邸报，还是今天的《人民日报》，都没有告诉纳税人政府首脑外事活动的费用，也没有公布过甲午海战或者抗美援朝共花了多少钱。
不知是那时的大使文化修养高呢，还是公务不太繁忙，《使东述略》外，何如璋还撰有《使东杂咏》。其中咏及西乡，仍是义正辞严：
征韩拂议逆心生，隅负真同蜗角争。
壮士三千轻一死，鹿儿岛漫比田横。
唯一让诗人感觉困惑的是，何以此等〃贼人〃，也讲〃忠义〃，居然〃败时，其党人千人死焉〃。
何大使上任两年后，大名士王韬游东京。主人出示鹿儿岛战图，观西乡排阵结垒之法，王氏则大讲〃顺逆之势殊〃，故贼军不敌王师：〃呜呼！天下之枭雄渠帅，昧于大义，躬为叛逆，安有不底于亡哉！〃幸亏那时的日本人不大晓得王韬君曾上书太平天国，否则怎么向人家解释，为何从〃逆子〃转为〃顺民〃？或许上书时太平天国已成气候，大有新桃换旧符之势，故不算〃叛逆〃。若如是，则只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