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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在快速地、激烈地社会变迁期间，革命是它们最好的例子。不稳定性破坏现存的社会生活网络。人们突然面对完全解体的社会秩序：重新形成的群体、新的联合会、机构、组织、政权制度。旧的习惯、惯例和熟悉的行为模式不再是适当的。疏远、不安全和不舒服的感觉出现了。日常行为和长远的生活视角失去了稳定性和固定性。每件事情突然看起来都是可能的，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可能的，因此没有什么事情能被确切预测。我们对他人行动的期望将不被证实，以及因此我们预期的信任被背叛的机会将提高。与此相似，其他人对委托或唤起的信任将不加思考地遵循熟悉的反应的可能性减小了。在持久变迁的“后传统” 社会，不信任如此充分发展是不足为奇的。
与信任的倾向相关的作为背景的第三种宏观社会因素是社会组织的透明度，以及它的反面，社会组织的普遍的秘密性。关于群体、联合会、机构、组织和政权制度的功能、效率、成就水平，以及失败与病态的信息的可获得性提供了一种安全和可预测的感觉。如果它们的构造、存在的目的和理由、运作原理、能力及成效是高度可见的——被公开报道、容易检查、容易理解，人们倾向于把它们与信任联系起来。他们确信他们可以期望什么，并且即使社会组织失败或出现故障被认为是可能的，它将不会使任何人遭受突然袭击。另一方面，如果运作原则是不清楚的、难于理解的、远离视线的、被神秘的面纱包着的，可以推测一定有某种恶兆要隐藏；将会出现很多流言、闲话和阴谋，而且人们对给予信任将犹豫不决。
第四种因素是人们对采取行动的环境的熟悉性或它的反面即陌生性。我们所说的环境指的是环绕人们的自然的、技术的和文化的直接“生活世界”。它包括各种组成部分：地形和地貌、建筑、内部装修、设计、颜色、味道、气味、想像等。在这种条件下，施加于信任的影响背后的逻辑与前面提到的稳定性的情形是相似的，因为它也与熟悉的行动路线有关，除非它涉及到这样的情景：人们发现自己被转移了，在一个新的环境，而不是呆在旧的但是变化了的环境。这时新的环境是否与他所熟悉的环境相似就很重要了。熟悉的感觉产生信任。就像吉登斯所强调的：“熟悉是信任的根本”（Giddens in Beck et al。 1994： 81）。熟悉为一个人提供了安全、确定、可预测、舒适的感觉。它有效地制造了产生信任的氛围，在这种氛围中，很容易相信：充满信任的预期将被实现，委托的价值将被照看并归还，并且其他人将回报以相互的信任。旅行家和商务旅行者常常找他在家通常光顾的同一家宾馆或餐厅的连锁店，吃相同的食品，到相同的商店购物。消费品产业通过它们的在世界上几乎每一个城市都可发现的假日酒店、麦当劳和比萨饼快餐，以及贝尼顿（Benetton）或盖普（Gap）商店给人们带来便利。广告强调的重点正是房间、膳食或衣服将完全与家里的一样。另一方面，当环境完全不同、陌生或不熟悉的时候，很多不确定性和焦虑可能产生了。人们感到威胁并产生怀疑和不信任的反应。一些移民社区的命运提供了很好的例证。由托玛斯和兹纳涅茨基所开展的在美国的波兰移民的研究中的大部分描述了个人的和群体的病理学——同一性的丧失、共同体的瓦解、越轨和行为不良——部分地归因于完全不熟悉的新城市和产业环境，以及外国技术文明的冲击，除此之外也包括农民被从波兰南部山村移植于其上的地理环境的不同所造成的冲击（Thomas and Znaniecki 1918）。
第五种条件是其他人或机构的责任性（accountability）和它的反面——任意（arbitrariness）与不负责任（irresponsibility）。这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在前面已经作为衍生的可信性的重要暗示被广泛地讨论过。作为回应，在我们这一段的讨论中，以稍微不同的面目出现。如果有大量的、容易获得的和真正起作用的一套机构，设置标准并提供对产品的检查和控制，欺骗的危险就被减小了，并且程序的规则性被维护了。当人们的权利没有得到确认，或其他人对他们的义务没有被考虑的时候，如果他们能够求助于这样的机构，那么他们获得了一种保险或备用的选择并因此感到更安全。每个人都相信标准可以看得到，偏离将被阻止，并且即使欺骗发生了，它将通过求助于诉讼、仲裁、要求赔偿或相似的行动而被纠正。这将激励对他人的更多的信任倾向。另一方面，缺乏这种责任性机构或它们没有效率则会向行动的任意性敞开大门。没有人能确切地知道其他人是否将选择去伤害他们的利益，以及如果这种伤害发生了，他们是否将会有任何上一级的机构可以依靠。如果每个人的权利保证只掌握在他们自己手中——因为可以依靠的仲裁者不存在或不容易得到或有偏袒和不公正的恶名，人们将感到无助。怀疑和不信任将变成自然的反应。
第六部分：信任文化人格综合症和社会情绪（1）
上面提到的五种宏观的社会条件——规范的一致性、稳定性、透明度、熟悉性和责任性——为做出信任的赌博提供了有利的机会，因为它们提高了赢得赌注的可能性。但是赌博最终是由人来做出的，所以他们的决定和选择是决定性的。并且这种决定和选择的关键在于他们所具有的个人特性。根据社会生成理论的观点，在产生具体的实践活动的过程中，行动者的能力与结构的机会相结合了。有两种个性特征对信任的实践似乎更有价值。第一种是与可信性相联系的某一种确定的人格征候群。它包括前面讨论过的最直接相关的信任冲动，也许要加上间接地与信任倾向相连接的人格特质，诸如积极主义而不是消极主义、乐观主义而不是悲观主义、未来主义取向而不是现世主义或传统主义取向1、志向远大而不是胸无大志、成就取向而不是适应取向、创新驱动而不是符合倾向。相反的综合症似乎促成不信任文化的形成。连同怀疑和不信任，它包括消极主义、现世主义、胸无大志、适应取向、符合主义。它也拥有自我增强能力（selfenhancing capacity）。
对于某特定社会（或社区或群体）来说，这样的人格综合症——它们促成信任文化的形成——不可能是孤立的或特殊的，而是分布广泛的、共有的、典型的。它们一旦传播，一种自我增强的过程就开始起作用：这种综合症通过模仿和相互确认而增强。通过在人口中传播，这种复杂的人格综合症变成一种宏观社会秩序现象，我们可以称之为社会情绪。这种情绪的根源是如此的复杂和鲜为人知，以至于不能在这里对它做出简要的论述。为了我们的目的，在此我们必须停止我们的追溯性的解释，并把这种现象看成理所当然的。
社会在这个方面存在显著的不同，并且同一个社会在历史的不同时刻可能经验不同的社会情绪，这似乎是没有疑问的2。这种不同的社会情绪促进或阻碍了信任文化的形成似乎也是无可争辩的。
（三） 个人的和集体的资本
使人们更可能并愿意使用有利于信任的结构环境提供的机会的其他的个人因素大多不涉及人们是什么（他们的人格特质），而是涉及他们有什么（他们的个人资本）。在可支配的各种资产（assets）或资源（resources）——钱和好看的外表、权力和健康、声望和朋友，这里仅仅只提及最先出现在头脑中的一些东西——的储备上，人们有显著的不同。一些作者观察到，对这种资源的支配提高了趋向信任的可能性。在我自己的研究中有几个相关性（correlation）支持了这种观点。在最一般的水平上，“大多数人都是可以信任的”的说法被43。6％的精英分子所接受，接受这种信念的失业者只有30。0％。接受这种信念者在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中占38％，而在未受过教育的人中只占33％。对于各种具体的对象的信任水平也被证实随着个人资本的水平正向地变化。因而，举例来说，对政府、法庭、天主教堂、教师、经理和领班的信任，在具有较高社会经济地位的教育和职业精英中比在失业者和低水平、低收入工人中明显更高。
卢曼认为自信（selfconfidence）在这两者之间起着因果联结的作用，它由于丰富的资源而增强并反过来使一个人更倾向于卷入信任他人的冒险（Luhmann 1979： 78）。吉登斯把自我概念（selfconcept）看作联系资源和信任两者之间的中介，他论证说因为拥有大量的资源，一个人的自我概念被提升了，他因此有了更开放的、乐观的、富有同情心的、放松的态度，而这些态度又可转换成对他人更多的信任（Giddens 1991： 79）。在我自己的研究中，我发现了第三种与吉登斯所提出的非常相似的因果机制。当我问及被他人信任的感觉时，我发现在对自己的令人信任的地位的高度评估与收入、教育水平、以及声望很高的工作这样的变量之间有非常显著的相关性（只有19％的穷人相信其他人非常信任他们，但富人中持同样看法的人有45。1％；未受过教育和受过教育的人中持同样看法的人的比例分别是20。7％和35。4％；失业者和职业精英中持同样看法的人的比例分别是17。5％和36。6％）。与我们以前所做的一样，现在假定信任是反身性的，即被信任激励对他人的信任，我们将预期那些拥有较多资源的人是更倾向与信任的。
我也将提出对个人拥有资源的相同效应做出贡献的第四种因果机制。我们拥有的资产可以作为我们信任的一种保证，因为它们降低了当信任被背叛的时候我们相对的（主观的）易受伤害性。因为拥有大量的资源，我们有备用的储备，潜在的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