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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相对于可信性的信任功能
简单地说，信任可信任的对象是有用的，而不信任不可信任的对象同样也是有用的。让我们来揭示这个精练的准则的意义。当我们信任那些值得信任的人时，有较大的可能性我们的信任将被实现1，而我们自己和我们所信任的人都收获信任的所有的好处：被信任、使自己的信任实现、达到他人信任的要求。“如果被信任者是值得信任的，寄予信任的人比不寄予信任的人更好”（Coleman 1990： 98）。“在信任被证明是有理由的地方，参与和行动的可能性就会增加”（Hardin 1993： 512）。在广阔的社会范围内，它导致伴随信任的不断满足的经验，包括信任文化的出现等所有有益的结果。
当我们不信任那些不值得信任的人时（就像通过我们关于他们的坏的声誉、弱的信用、差的表现等最好的知识来判断的那样），我们有同样大的消极的赌博将被证实的可能性。在这种情景中，不信任包括“技术上胜任的表现和/或基于信用的义务与责任将不会出现的基于理性的期望”（Barber 1983： 166）。所以避开接触、使我们自己离的远一些，或如果互动是不可避免的，至少通过严密监督和控制他人的行为来保护自己，对我们来说是更谨慎的。我们以这种方式使自己远离不值得信任的行为及其危险。让我举一些不信任的功能性的例子，它们是比信任的功能性更不可能被直觉的情形。一个已经离过五次婚的人不具有作为可靠的婚姻伴侣的资格。如果一个航空公司有飞机失事的坏记录，旅客将不愿意乘坐该公司飞机。如果一个政府有专制或无效率的长久记录，它几乎不可能期望再次赢得选举。一个明显喝醉的人开车将不会被信任。而当人们知道某轿车生产厂忽视质量控制的时候，人们当然不愿意买它的产品。在所有这些例子中不信任导致了防御的措施——避免接触、割断任何关系，并且如果那是不可行的，就提高警觉、仔细审查并尝试对他人进行直接控制。它也可以通过动员控制机构的后援保护性措施来防范参与者可能的信任背叛（例如，在有证人在场时做交易，由公证人证明，要求独立的附属担保的债务或诉诸诉讼）。通过提高有害行为的代价，不被信任的参与者可能因此被迫做出更合作的、值得信任的行为。
现在我们可以给出一个关于功能失调的信任的简要规则：信任不值得信任的人和不信任值得信任的人同样是功能失调的。作为理想化的总是好的信任在这里破碎了：“信任最终可能是愚蠢的并且甚至可能是应该受到惩罚的。仅仅信任本身不会必然很好地帮助驾御复杂性——它可能导致灾难性结果，包括快速的毁灭”（Hardin 1993： 513）。信任的最明显的功能失调性出现在第一种情景中，它可以被贴上盲目或天真的信任的标签；并且当一个人忽略了所有的可信任的指标并做了纯粹的“信任跳跃”（leaps of faith）时，或当一个人不考虑消极的证据时，或当一个人被有意识地人为的伪造的可信性误导时，它都可能发生。盲目的或天真的信任为重大的损失提供了一个机会，而在委托或唤起的信任情形中，它敞开了滥用或自私地利用的大门。参与者将非常可能使用与信任的信用一起得到的给予行动的自由，通过滥用或背叛信任来反对信任的给予者。“如果被信任者不是值得信任的，信任者比信任没有被给予时情况更糟”（Coleman 1990： 98）。设想一下，如果某妇女发现她的丈夫说谎，如果某投资者被一个诈骗犯骗光了钱，或如果某旅行者与明天就要破产倒闭的冒牌旅行社预定了一次旅行，或如果某银行因不讲信用而被注销。除了当时的损失，盲目的和天真的信任将激励未来的不值得信任的行为；它表明背叛信任可能有利。一个有趣的并且特别不道德的这种信任的病理学情形发生在政治上。它是一种对独裁的统治者或有魅力的英雄的盲目和天真的信任（例如，在斯大林那里被称作“个人崇拜”，在希特勒那里被称作“元首至上原则”。信任在这里通过教化和宣传，伴随着对可信任暗示的极端的夸大，被人为地操纵。那里有声誉的赞颂（英雄的事迹、战争的胜利、智慧的证明、表现的奇迹），信用证明的制造（勋章、奖励、学位），表现的歌颂（给国家带来和平、使敌人走投无路、促进了繁荣），外表的提升（斯大林或墨索里尼的大元帅制服、勃列日涅夫的服装上的一排勋章），那里就伴有情景支撑的印象（华丽的宫殿、高耸的颂经台、巨大的办公室、宏大的办公桌、一打保镖、加长的豪华轿车等）。
不信任同样可能是功能失调的。这发生在我们的第二种情形中：不信任值得信任的人。这可以被称作强迫性的或偏执狂的不信任。它可以表现为不考虑可信性的可靠的暗示（他 “原则性上” 不信任），或不相信积极的评估（他“更了解”），或在很少的情况下他严肃地对待开玩笑的不值得信任的存在（例如，在狂欢节上，他向一个假扮成强盗的朋友开枪射击）。这种强迫性的不信任的主要的功能失调是丧失了潜在的建立关系的机会，或完全抛弃已存在的有益的关系。在不合理的不信任的参与者这一边，它造成愤恨、激动，并致使关系疏远。强迫性不信任的一个有趣的变化是变成制度化的不信任角色：海关官员、剪票者、保安、警察。由于他们的职业要求，他们处在起码不信任很多值得信任的人的这种广为人知的情形之下（在侦察走私者或没有票的乘客时，或在超市抓小偷时，这些状况只在偶然的情况下才出现）。公众对这种职业的态度为我们前面的观点提供了很好的例证。在他们面前就会有怨恨和特殊的不舒服。它来自于被冒犯的尊严——针对没被证明是合理的怀疑的情绪，以及与牢固地内化的“在证明有罪之前是清白的”规则的不协调2。遭受没有被证明合理的不信任，人们常常表明强烈的自我控制，发出没有犯罪的暗示，表现无辜的表情，努力否认预先假设的犯罪并证明自己是值得信任的（例如，那些在机场通过海关的人们表现的身体语言和令人安心的微笑，或那些在起飞之前通过磁性检查门的人的标准的玩笑）。
人们可能会论证说，在某些情况下给予一个初次认识者信任，是没有任何理由的，只是一种“信任跳跃”，可能是有用的。“不能展示信任限制了赢得信任的机会”（Luhmann 1979： 40）。而且我们可能处在不可能得到值得信任或不值得信任的充分证据的情景下。有些时候冒险的、盲目信任可能是有利的。在这种情况下，“信任不是建立在证据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没有相反的证据的基础上”（Gambetta 1988： 234）。它可能是有用的，因为它可能唤起责任、回报的义务并提高参与者的可信性。动机的平衡性可能倾向于回报以值得信任的行为。“有人对我们寄予信任的纯粹事实使我们感到相应的义务，并且使背叛信任更加困难”（Dasgupta 1988： 53）。以这种方式，信任可能使被信任者成为值得信任的。几个被接受的基督教的信条就是基于这种原则。“以它的基督教的虔诚的形式……这种理想被定义为上帝面前人人皆兄弟；每一个人的信任和相互信任只有通过毫无保留地信任全能的、所有的仁爱都是无私的上帝来超越”（Barber 1983： 16）。另外，“甘地（Gandhi）……在‘非暴力的消极抵抗和不合作主义’的精神中宣扬说，持续的信任最终将把一个人的反对者提升到这样一点，即使他不立即回报，他也会回应以好的诺言”（Chong 1992： 699）。但是这样做的风险是相当高的，因为一旦参与者被证明是麻木不仁，或太过于玩世不恭以致于不会受到那种有益的影响，所有失调的结果将会出现。另一方面，也没有证据将表明相反的盲目地跳进不信任的情景的功能性。强迫性不信任似乎总是并且毫无指望的是功能失调的。
第五部分：信任的功能信任系统
迄今为止我们已经描述了信任和不信任在其中发生的单个关系的功能性和功能失调性。现在我们把讨论转向更复杂的“信任系统”（Coleman 1990： 175）并探究这种关系的联合网络的功能和功能失调。随着这种网络变得更复杂，对信任的需要和信任的重要性增长了：“没有信任，只有非常简单的可以当场办理的人类合作形式才是可能的……为了增加一个社会系统使其行动超越这些基本形式的潜力，信任是不可缺少的”（Luhmann 1979： 88）。
信任系统可以概略地分成四种类型（即使在正常情况下，将会出现各种混合的类型）。如果在网络中占支配地位的情形是实现——证实、归还或回报——信任，合作将发展的更顺利，并且将获得一种自我增强能力。信任促进信任。当信任和实现信任的惯例变成信任者和被信任者双方都遵守的标准规则时，它产生了信任的文化。如果占统治地位的情形是盲目的、天真的信任时，它可能在当时产生一种信任文化，但是它将是单方面的（只约束信任者，而不约束被信任者），并且随着信任背叛的证据的积累，它将很快毁灭。
如果占支配地位的情形是被证明合理的不信任，面对普遍的不可信性和不断的信任背叛，那么不信任文化将不可避免地出现，而且一种自我增强的，加深玩世不恭和怀疑的恶性循环将开始启动。不信任产生不信任。“不信任有一种在互动中认可并加强自己的内在倾向”（Luhmann 1979： 74）。这种进程的机制被西塞拉·鲍克（Sissela Bok）所揭示：“欺骗的事例能够并且将会增加，带来不信任以及因此而来的更多的欺骗，在说谎者这一边失去个人的标准以及因此有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