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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政府。虽然这些“自治政府”和党团组织是临时搭起来的架子，形式大于实质。但或多或少地起了一些作用。例如，它们负责维护地方治安，帮助红军筹粮，宣传红军的政策等等。张国焘还将藏民武装组织起来，成立了“革命军”、“自卫军”和金川、丹巴两个独立师，配合红军进行筹粮、肃反、站岗放哨等任务。一大批藏族青年就是在那时参加红军的。天宝就是当年从独立师转入红军的，建国后任成都军区副司令员，成为我军中少有的少数民族将领。
总的说来，四方面军第二次进入藏区，在民族政策上比前一次有了改进，缓和了红军与藏民之间的紧张局势。所以，四方面军在道孚、炉霍、甘孜的日子，过得相当平静。不像前一次与一方面军在一起时，到处遭到藏民的袭击，时刻处于紧张的战斗状态之中。这三个多月是四方面军长征中少有的一段安宁的生活，一旦摆脱了战争，人们心中最纯洁的感情——男女之爱，悄悄在军营中复苏了。
当红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与中央红军会师时，一位美国医生马海德目睹了当时的盛况。他惊讶地发现：红军中居然有一些怀孕的女战士。１９８４年索尔兹伯里夫妇在长征路上采访，向很多当年的长征老人询问这个情况。在美国人眼里，这非常浪漫，又有些不可思议。长征中那样艰苦，活下来都很不简单，怎么会有时间谈爱情呢？遗憾的是，没有人给他一个满意的答复。没有理由说马海德大夫在说谎，恰恰相反，这是红四方面军长征途中一段富有人情味的故事。
在长征红军各部队中，四方面军的女兵是最多的。１９３３年在通南巴时期，就成立了妇女团。张琴秋回忆说：“四川的妇女是很受压迫的，男人在家抽大烟、管家务，女人担负主要劳动，且大部分为童养媳。她们参加革命队伍很踊跃，斗争地主也很积极。”“我去时已经有两个团的编制，说是让我去当政委。这次成立后，担任过许多艰苦的战勤工作。”妇女团的主要任务，是做战地运输和勤务工作。如挖工事，当警卫，运送伤员、弹药和粮食。还要经常派公差。当时红军男战士都要上前线打仗，妇女团上千战士解决了后方人力不足的问题。四川女子力气大，能吃苦，很受上级赞扬。她们平时和男兵一样，剪短发，穿军装，背枪扛刀，几乎与男儿无异。所以，她们跟随大部队一起参加了长征。
本来，四方面军中是严禁结婚的。在北上南下的战斗生活中也的确无法考虑这些问题。但是当他们在道孚、炉霍、甘孜过上了一段安定生活后，年轻人的心就开始活动起来了。
恋爱和婚姻是四方面军高级干部开的头。陈昌浩政委与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张琴秋曾是留苏的同学。当时张琴秋与沈泽民（著名作家茅盾的弟弟）结为夫妻，一同回国到鄂豫皖苏区担任领导工作。红军撤出鄂豫皖时，沈泽民因病（也是因为和张国焘对立）被留在苏区坚持斗争，不久病逝。陈昌浩一直爱慕张琴秋，又是同在总部工作，朝夕相处，两人便产生了爱情。没举行什么仪式，平平静静地成了一家人。
陈伯钧从红军大学调到４军任参谋长。他去时许世友军长调去组建骑兵师，由王宏坤继任军长。从１９３６年４月到６月，他们一直住在瞻化。从陈伯钧的日记里看到，这段时间他喝了不少喜酒。
４月１３日，“是晚，宏坤同志与办事处之冯明英同志正式结婚，我们也趁此机会大笑一场”。
４月２３日，“中午，在政府吃明英同志的回门酒”。
６月１日，“晚，洪（学智）主任与军供给部张兴侧同志结婚，我们在政治部吃喜酒、打牌”。
６月３日，“晚，去四科吃四科科长李定灼同志与张大义同志的喜酒”。
６月５日，“晚，去卫生部吃何辉燕、张清秀两同志的喜酒”。
６月初这段时间，是四方面军中结婚的高潮。陈伯钧记的仅是４军军部和直属队的情况，其他部队想来也是如此。口子一开，上行下效。陈伯钧觉得这样下去部队就不好管了，便去找政治部主任洪学智。
６月７日，“上午上课。归来与主任谈及部队中的婚姻问题，实在影响不好，当即决定设法制止”。
虽然下达了禁止结婚的命令，公开喝喜酒的场面不见了，但是私下的往来却是禁不住的。四方面军的基层干部和战士，一直不允许结婚。男女之间的约会却逐渐成了半合法的事情。以后虽然没闹出什么大麻烦，但在与红一方面军会师的时候，四方面军的队伍中引人注目地增添了一些小孩和孕妇。
第三部分第１５章：甘孜会师（1）
红六军团西征——二、六军团湘西会师——一个传教士在红军中的经历——红军的女儿——二方面军与红军总部接通联络——进入贵州、云南——红军北渡金沙江——严重的减员和损失——过雪山——二、四方面军甘孜会师
红四方面军自１９３６年３月到达道孚、甘孜、炉霍后，在那里住了三个月。一方面因为南下苦战，部队需要休整，更主要的原因是等待长征中的红二、六军团前来会合，共同北上。
红二、六军团是由在湘鄂苏区坚持斗争的两支红军部队——贺龙、关向应领导的红二军团和任弼时、萧克、王震领导的红六军团组成的。虽然他们是最后北上的一支红军大部队，实际上在中央红军长征之前，红六军团就已经踏上了征途。
１９３４年７月，在湘赣边区永新、宁冈一带活动的红六军团突然接到中革军委的训令，要他们撤离湘赣根据地，向湖南中部转移，在那里创造新的根据地。当时正值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在“左”倾机会主义错误路线指挥下，红军被迫步步收缩，处境越来越困难。在军委命令中，对红六军团的行进路线和地域都作了具体规定。中央代表任弼时、军团长萧克、政委王震坚决执行军委命令，于１９３４年８月７日率领全军９０００多人踏上西征之路。开始大家对军委意图并不了解，萧克后来才明白：“中央红军也要向西撤，中央电令我们转移，是要我们起先遣队的作用。”
在中央红军长征之前，先派出了两支先遣队：一是方志敏的红七军团；一是红六军团。他们的任务是吸引敌军，开辟新区，为中央探路和减轻中央苏区的压力。他们都是孤军奋战，中央苏区不可能增援和接应他们。打得好就独立生存，打不好就全军覆没。方志敏向敌军力量强大的东北方进军，不久就陷入国民党军重围，在怀玉山失败。六军团向湘西山区进军，处境就好多了。
遵照军委指示，六军团出发时带上了所有的坛坛罐罐。萧克回忆：“保卫局的犯人、医院、兵工厂、石印机、甚至连个老虎钳子都带走了。有个电台发动机很重，也带上走。你走１０里路，它就掉队１、２里，后续部队也跟着掉队。”这种搬家式的行军，把红军的机动灵活性全限制住了。到了“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的贵州境内，山路崎岖，更走不动了。萧克等领导人当机立断，边走边扔，甩掉这些笨重家当，部队才轻装像个打仗的样子。他们把情况报告中央，但中央不理会，在后面跟着大搬家。国民党报纸讥笑红军是“前头乌龟扒开路，后头乌龟跟着来”。简直窝心透了。
红六军团西行，引起湖南、广西军阀的紧张。他们调兵遣将，前堵后追。本来六军团准备在零陵一带抢渡湘江，但敌军已在湘江西岸重兵布防，只得放弃渡江计划，转移到湖南、广西交界的阳明山地区，想在那里站住脚。到那里一看，人烟稀少，地瘠民贫，实在不好生存，于是六军团继续西进，跳出军阀包围圈，由广西进入贵州。六军团机动灵活地跟敌军捉迷藏，兜圈子，搞得湖南军阀何键的部队疲劳不堪。但是，在贵州石阡县的甘溪，六军团陷入湘、桂、黔三省军阀２４个团的包围之中。这次失利的原因是红军指挥员的麻痹大意，萧克说：“我们以为广西军在我们南面，没有预计要遭遇廖磊，因之也没有作战预案。前卫部队遇到邮差，说前面没有敌人。结果邮差刚走，战斗就打响了。”
战斗开始时红军处境极为不利。六军团被截成三段，前锋部队在参谋长李达率领下冲出包围，去湘西寻找贺龙部队会合。任弼时、萧克、王震率领主力和直属队则“转战于石阡、镇远、余庆、施秉一带，遇到了严重困难。这一地区，山势险峻，人烟稀少，物质奇缺。部队常常是在悬崖峭壁上攀行，马匹、行李不得不丢掉。一些部队有时一天一顿稀饭，饿着肚子走路打仗。指战员们没有鞋子穿，赤着脚在深山密林中行军，历尽艰辛。当时中央代表任弼时得了很重的疟疾，在医药奇缺的情况下，他凭着坚强的革命意志，手拄木棍，领导着全军行动。当我军从朱家坝向南转移时，我后卫５２团又遭敌截击包围，全团同志浴血奋战了三昼夜，终因敌众我寡，弹尽粮绝，受到了惨重损失。师长龙云同志被捕，被军阀何键杀害。经过十多天的艰苦奋战，在一天的下午，进至石阡至镇远敌之封锁线上，击溃了敌之巡逻警戒部队后，占领了东去的路口，并向南面之镇远及北面之石阡派出了强有力的警戒。而主力由当地老猎户引导，鱼贯而东，深夜从一条人迹罕到的谷涧水沟通过。直到午夜，部队全部通过，天亮出了夹沟，我们才松了口气。这是一个极端紧张而又关系到六军团大局的一个战斗行动，直到现在，一经忆起，心胆为之震惊，精神为之振奋”。经过这场死里逃生的战斗，到与贺龙会师时，萧克清点人数，只剩下３０００多人，比从湘赣边区出发时少了一半多。
１９３４年１０月２４日，红六军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