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宗教信念的存在，使美国人觉得：“当人们被日益容易和频繁的互动联系起来时，就可以感觉到彼此对受难者的同情。”
那些致力于消除贫困的人对小城镇缺少“贫困”还有另一种解释。有一个因素是令人感到羞耻的：“预防贫困协会”评价说，许多人虽然受诱惑愿意“目光短浅、堕落和鲁莽”，却很少有人对同情行动可能带来的漠视羞耻和完全丧失友好、尊重和自信的后果感到自责。该协会注意到，在一个小镇里，那些行事尴尬的人“既没有被注意，也不能从人群中挣脱出来”。另一个因素是不断扩张的经济：有能力的人在除了短期商业恐慌之外，还有机会工作。另外，年轻人可以去西部与这个国家一起成长，因此存在这样一种普遍的说法，即“没有一个有节制、节俭和有愿望工作的人愿意忍受变成穷人之苦”。
但另一方面，那些慈善施舍者的思想状态可能最为重要。1990年，曾担任过《迈克·杜卡基斯》发行主管的小克利斯托弗·艾德利在《法制时报》撰文称，他不愿意向街头行乞的乞丐施舍，因为“我已经向社会工作者交税，让他们来决定谁真正需要帮助”。我们可以发现，艾德利的决定是正确的，但他所用的基本原理却是错误的，那些19世纪早期庆幸摆脱对英国依赖的民主党人可能会对此极端厌恶。1827年，查尔斯顿的牧师托马斯·S·格里姆克用了下面一段华丽语言来争论：原来，机构或团体对所有正在发生的事情来说，仅仅是一个旁观者，一个观众。政府、少数古老且获捐赠多的机构，以及一小撮个人，他们只是代理人。他还得出结论：“现在人民是一切，他们所做的一切也是通过许多有组织的机构来进行的。”
城市为乡村救济的斗争
由于美国城市开始增长，那些向前看的人开始研究英国人的经历，因为他们曾经历过美国人现在正经历着的事情。美国人注意到，英格兰新兴工业化城市普遍建立了不加选择的“户外救济”模式——补助那些居住在自己家园而非穷人收容所的人。他们也十分关切地注意到，如果这类援助可以轻易获得，那么很可能导致许多实际上不需要帮助的人接受它，从而产生对援助的依赖性。苏格兰神学家托马斯·查尔莫斯，曾于1819年至1823年担任圣约翰教区修道院院长，后来还在圣安德鲁大学担任哲学教授，他发起了反对救济的斗争。
查尔莫斯的评论文章总是十分华丽，但不外乎强调四个基本原则。首先，他坚持区分有被救济资格的贫困（这是一种不必要依靠的状态，其特征是知识贫乏和精神萎靡）和贫穷。其次，他认为合法或法定的救济可能导致贫穷化，因为它消除了人自助和自律的必要。再次，他强调《圣经》规定的，认为条件好的个人有参与救济贫穷者的义务。最后，他认为那些因自甘堕落而变穷的人应该有意愿改变导致其堕落的思维和行动方式。如果他们不这么做，那些愿意施助的人就应该暂时远离他们，并改变承诺。如果一段时间后这些人的内心还未起变化，那就再远离他们一段时间。
查尔莫斯虽然在格拉斯哥的政治斗争中失败，但他却获准在一个特别创建的万人小区开展他的另一个计划。这个小区是早期的工业园，官方命名为圣约翰教区，是格拉斯哥最贫穷的地区之一。查尔莫斯称，他愿意通过教区居民的捐助来支付该地区所有救济活动的费用。他惟一的条件就是，那些想不加选择就施舍的政府当局和个人不要参与进来。在他的条件被接受后，查尔莫斯将教区分为25个小区，每个小区安排一个执事负责。当有人要求救济时，负责的执事将展开调查，以“对这些人加以区分，帮助那些的确有需要的困苦穷人……”
慈善共识的第一挑战慈善项目规定
“挣一分是一分。”这是报纸上关于一位精打细算的母亲令人伤心的故事的开头，这句话是她自责时所用的愤怒语言。这位名叫格雷斯·加佩蒂罗的单身母亲36岁，她完全靠福利过活，因而她一直尽最大努力节省。加佩蒂罗在廉价商店购物，在食品杂货店批量买便宜货。她在夏天购买冬天穿的二手衣服，在冬天购买其他季节衣服。当5岁的女儿米切尔的T恤衫变小时，她就把胳膊下面的部分撕开使它可以再穿一段时间。当米切尔要圣诞礼物时，她不会花1999美元来买新洋娃娃，而只花189美元买个旧的意思一下，然后将它洗干净，重新把洋娃娃的头发粘好，然后再把它作为礼物送给米切尔。她甚至还在旧货店发现了流行玩具“土豆头先生”，就花79美分买下，这样可以节约318美元。通过这样一分一分、一美元一美元地节约，她四年内节约了3000美元。
虽然她不断努力，但加佩蒂罗却发现自己站在了法庭上。根据联邦“对有子女家庭补助计划”这一慈善项目规定，一旦她的存款超过1000美元，她对米切尔的这种关爱就不合格了。密尔沃基县社会服务部门将其记录与银行提供给“国内税收服务部门”的记录相比较，知道她的储蓄已超过了规定。该部门立即对她提起诉讼，要她归还所有从超过储蓄限制起得到的15545美元。最终，法官判她缓刑一年并再支付1000美元。加佩蒂罗吸取了教训，需要处理掉另外1000美元来满足储蓄限制，因此她购买了一台新洗衣机，一个二手的炉子以代替平盘电炉，一台价值40美元的电冰箱，并为米切尔的卧室新添了一套卧具。
〖1〗0〖2〗美国同情心的悲剧〖4〗〖3〗第三章慈善共识的第一挑战〖4〗0该案例可能受到了国内新闻界的关注，因为对每个参加该案的人来说，都对他或她在其中的作用感到骄傲。密尔沃基县福利官员罗伯特·戴维斯想让世人知道，他在做一件严肃的事情：“对有子女家庭补助计划”的钱是“用来支持一个人的基本需要的”，并不是为了储蓄。加佩蒂罗以及她即将进入一年级的女儿现在已着手准备进行这项工作。巡回法庭法官查尔斯·B·苏德逊拒绝对加佩蒂罗实行全额罚款，并暗示福利制度已经到了该改的时候了。苏德逊如此说道：“我不知道在我们生活的社会里，我们对穷人说的话有多大的分量，但没有一个人认为，在那些向有能力干活的个人分发救济的任何项目中，存在这种固有的问题。”
《挣一分是一分》的作者本杰明·富兰克林1766年访问过伦敦，他对英国福利法的内容感到十分吃惊，因为这些内容恰恰与美国的福利制度相反：世界上没有任何国家的穷人比英国更懒惰、肆意挥霍、酗酒和傲慢无礼。当福利法案被通过时，那些所有引导穷人勤奋、节俭和清醒的最大动力也就被消解了。因为政府给了穷人一种依靠……如果废除那种法律，你就会发现穷人的态度将起变化。星期一和星期二将不再是节日。富兰克林令人惊骇的反应代表了美国早期对政府福利项目的典型反应。对于政府向穷人分发钱和食物，富兰克林同时代的人特别认为，“它经常产生出来的那种胃口可能比它准备缓解的痛苦更为有害。”据托马斯·库伯记载，一种普遍的说法是，“你帮助的乞丐越多，今后要帮助的叫花子就越多。”一名州长对他的立法机构称：“如果公共同情的门开得太大太宽，由此产生的刺激效果就会变大，这可能会削弱社会中良好的道德习惯。”
对福利的这种不喜欢是广泛存在的。一名作家认为，政府的补贴导致一些人变得“堕落、肆意挥霍、浪费、不检点和懒惰”。如果孩子们知道可以不劳动就获得收入，结果可能是“一代接一代的人愿意变成世袭的叫花子”。事实上，任何正式的权利都会有破坏性，因为许多人会忽视他们的义务，不再认为他们应该“勤奋、超前考虑和自我克制”。纽约慈善工人约翰·格里斯康强调那种“从慷慨救济中产生出来的罪恶”，他注意到，“如果放松了对穷人要勤奋和依靠自己的超前意识的教育”，就很可能导致“无助和穷困的增加”。
随着城市的发展，复杂性也变得越来越大，问题终于出现了。1821年，马萨诸塞州《贫困法》立法委员会主席约西亚·昆西，就是最早提出这些尖锐问题的政府官员之一。理论上，他认为，申请救济的人可以归为几类：穷人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无能力的穷人，包括所有没有工作能力，年老、虚弱、疾病或身体衰弱的人。另一类是有能力的穷人，包括所有有工作能力的人。昆西赞成政府救济无助但可以归为确定种类的人，其研究表明，“那些绝对没有能力做任何事情与那些可能做事却懒惰的人存在巨大差别。”太严格的标准可能将确实需要帮助的人排除在外，但太过宽松的标准却可能使有些能力的人放弃努力。
慈善共识的第一挑战诱人的选择
1821年，昆西遇到了一个20世纪成千上万的政府社会工作者遇到的问题。他认为，立法委员会和其他政府机构都不能处理这种问题。由于大量细微差别，那些天性缺乏灵活性的团体，没有一个能处理全盘的规则问题：总是存在许多年龄、性别，以及习惯、精神、力量等条件不同的情况，这些因素需要考虑在内，社会绝对不可能固定任何标准，或者描述任何规则来规定什么是符合公共利益而什么又是绝对禁止的。在报告中，他反对向那些呆在家里的穷人提供帮助，因为这可能会使他们的境况更糟糕：需要大量救济的人应该严格对待，而可以自助的人就应该帮助他们养成勤奋习惯。
基于这些观点，19世纪早期政府对穷人进行有限援助的典型形式仍然是贫民救济会（有时是救济所，对有工作能力的人则是工场）。这些机构的存在意味着没有人挨饿，但贫穷的坏名声也意味着没有人愿意领取贫困资格。贫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