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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女孩”的组织。有神论的慈善活动在犹太移民先驱中也很明显，他们在查尔斯顿建立了“希伯来慈善和孤儿收容协会”（1822年），在纽约建立了“希伯来救济协会”（1831年），还有其他一些旨在救助贫苦病人和贫困孕妇（在她们分娩前）的组织。
然而，另外一些问题却浮出水面：对暂时因疾病或受伤而有障碍的人，或者遇到短期困难的人怎么办？当小城镇发展成大城市时，如何管理这些慈善项目？在以后的时间里仍然强调富人和穷人个人参与的重要性。当社会还普遍较小，捐助者和受助者彼此认识的时候，这既不抽象也不现实。在南北战争前，城市都处于发展阶段，但仍很紧凑，富人和穷人彼此相邻而居。那些条件较好的人在外出工作时经常看到不同类型的邻居，他们也尊重具有不同社会和经济背景的邻居。经济上的种族隔离情况是很少见的，但是这些情况改变后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呢？
美国早期加强同情心的努力强调对给予慈善者的教育。从1818年至1824年，纽约市的“防止被救济资格协会”（其目标是攻击所有穷困现象）在其年度报告中列举了有被救济资格的十大理由。前三个分别是无知、懒惰和放纵；然后是“经济需要”、鲁莽、草率结婚和彩票，最后是三个特别机构——典当商、同业者和赌馆。这份名单强调个人堕落和机构引诱，反映了那个时期的主流社会思想。但与此同时，另一个新因素出现了：第十个理由是“慈善团体太随意给钱”。这种情况虽然不算多数，但在一个不断增长的经济体中，任何减轻补贴的行动都会被视为是对精神和物质的破坏。
美国早期的同情模式忽视了长远考虑
这份报告还严格区分了“不可避免需要帮助的穷人”和那些因过失导致的贫穷。英国的《乞丐法》并没有区分不同种类的贫困，这使社会认为，某些应该给所有人的福利却给了吝啬鬼。社会中的部分人相信，名分相称的穷人应该得到“完全”救济。寡妇和孤儿不应该因突然降临在他们头上的灾难而处于绝对贫困。另一方面，社会也认为应设法避免他们在独立之路上遇到的障碍：“任何一种慈善制度都应该对那些直接和有必要分发给穷人以减轻他们表面痛苦的任何东西施加强有力的道义和法律限制，设法使社会中的任何阶级培养依靠自己的能力和想法获得独立和精神支持的习惯。”1835年，波士顿的一份报告也认为，慈善“被滥用了，慈善者忽视了长远考虑”。
该报告指出了对可预见的风暴的第二种准备：在不断发展的城市中，团体之间应该建立某种联合，并就共同准则达成一致。1835年波士顿的23个慈善团体宣布，慈善受助者应该相信“只要还有自我支持的能力，依靠救济应当是可耻的”。这些团体和协会一致认为：向乞丐施舍……或以任何方式代替其勤奋、长远考虑和适当自我克制的必要，应被视为犯错误，这实际上也是鼓励施舍接受者犯错误。作为对马泽尔150年前所发警告的回应，这些协会和团体也注意到：一种清楚的理解，还有诚实地避免邪恶与不加判断地施舍救济品，这两者都是基督教徒救济品分发的要点。由于该原因，这些团体和协会同意，救济品只有在“仔细考察每个具体案例”的情况下才能给予，并且不是以“金钱方式，而是具体案例必须的东西”。
另一个强调重点是文化。那些接受救济的人和付出时间与财富的人，应该通过宣扬个人准则来推进“正确的东西”，这一点十分重要。有位名叫史蒂芬·吉拉德的商人成为许多著名小说中的人物。1750年他生于法国，童年时代离家，在外面漂泊了十几年，革命战争前来到费城定居，通过20多年的船运事业，他发了大财。在1793年黄热病流行时，他变得很有名，但使他变得出名的东西不是他经营的商业，而是他在那个年代所做的事情。吉拉德在这场流行病爆发前就患过这种病，在流行病爆发期间及以后，他负责建立起一家医院，并为这家医院支付开销。他花了几个月的时间亲自照顾病人，向病人及其家属提供食品和燃料。后来，他将许多孤儿带到自己住的地方，并在死前留下遗嘱建立一所针对贫穷男童孤儿的学校。
美国社会还有一个特点，就是随处可见以小规模和个人参与、而并非大规模救济的观念。儿童教材上就教授这方面的观念。1844年，威廉·麦加菲就在自己创办的《麦加菲读者》杂志上举行了一场很好的小型对话，题目是《“幽灵先生”与“好人先生”》。其中一部分内容是这样的：幽灵先生：我鄙视目光短浅的行为。赞成广泛慈善的世界！我想让所有人都生活得舒服和快乐。
好人先生：饶了我吧！这肯定要有大批工作机会才行，你从帮助一个小镇或邻居开始不是更好吗？
幽灵先生：先生，我脑子里已经有了一个拯救整个世界的计划……
好人先生：你不要将你对这种小委屈的纠正放在我的身上……只有在理想中的世界才有那种慈善哲学。每个人都可以为他的邻居做点微不足道的好事。对个人的同情就意味着不要对所有人都丧失慈悲心，同时不要向那些“不愿意费力做事，只想靠别人过活”的人广施慈善，我们的目标应该是对那些“的确非常需要”的人提供大量帮助。慈善团体也意识到区别这些情况并不容易，有时候会出现特别困难的问题。例如，虽然慈善团体同意：救济品不应该分发给醉汉，但醉汉的妻子和孩子呢？她们可能没有食物，她们对引起其贫困的原因完全无辜。在这种情况下，让那些总是认为能聪明行事的人给我们一个解决办法。然而，即使是在这种案例情况下，这些团体可能也会认为醉汉的家属不应该得到钱物，“即使他们的需求是正当的，这类救济也绝不应该给放纵者的家属”。在20世纪，人们强调有义务改变这种情况，可是经常受到历史学家的批评。19世纪的实践经常被人视为“说教式的”、“家长主义式的”和“控制式的”。这类批评有它的道理。例如，那些建立“犯错妇女收容所”的人为该机构命名或定义其任务时，并没有用委婉一些的说法：他们试图恢复年轻妇女的名誉，“在她们年轻的心还自信的时候，应该敦促她们进入新生活。”收容所管理员有要求她们改变的愿望，但不是要她们一步到位，而是要采取小步前进的方式（例如，将她们进入的一幢建筑大门命名为“犯错误……”）。人们的目标不是要清除她们，因为所有人都被视为是根据上帝形象创造的，如此一来，人与野草就有很多区别。
那个年代会遇到很多困难，这些困难都源于一种信念，即一些人为了改变就必须忍受痛苦。1821年，利维·伍德伯里和托马斯·惠普尔在提交的一份有关新罕伯什尔州行乞法的报告中称：“因目光短浅和罪恶而受穷的人应感受到，这是上帝赐予他们的后果和惩罚。”从加尔文教派的观点来看，花时间将生命从长期游荡中拯救出来，或将灵魂从地狱中解脱出来是必须要做的事情。然而，没有一个人应该挨饿——正如1831年马萨诸塞州立法会议所决定的那样，“绝对穷困和需要应该得到缓解，而不论它是由什么原因引起的”，但以今天的说法来看，“苛刻的爱”可能是正确的。有人认为，那些给别人提供物质帮助而不要求哪怕是最小回报的人，常常对那些帮助其邻居和兄弟者的同情心构成了很大威胁。
美国早期的同情模式严格式的同情心
即便如此，在人们的记忆中，也不认为19世纪末这段时间的同情心是那种早期严格式的同情心，相反是一种友爱式的同情心。那时候的美国社会条件，几乎被看作是穿梭于拥挤贫民窟的慈善领袖们的天堂。1896年，弗朗西斯·皮博迪在“纽约希伯来人联合慈善会”的一次集会上讲，前几代的慈善“简单天真得就像是照顾自己家庭的责任，人们认为慈善就是对一个熟悉邻居的友好行为”。当然，皮博迪和其他人的评论可能被视为怀旧，然而本世纪早期美国同情心的见证人也有相似评论。
名气不大的旅行者格里菲斯将19世纪30年代俄亥俄的生活与此前他生活过的英国城市和小镇做了比较。他对比较结果十分吃惊。印象较深的是，没有看到一块钉在墙上的布告板……“在这个教区发现的乞丐、流浪汉和其他各种闲散人员，都会根据法律得到处理。”旅行者的感觉是，这些人的精神并没有被肮脏、破败或不幸所困扰。事实上，在他呆在美国的两年时间里，他只看到一个乞丐。
他解释乞丐少的原因很多，例如经济增长、乡村开放，以及条件好的人对遭遇不幸的人的同情。他写道：“一个残废的苏格兰人在农场可以自由接受膳食，有时在这家，有时在另一家。”在另一座城镇，一个遭遇疾病的荷兰贫困家庭“得到医生和护士的照顾，事实上他们得到了必需的任何东西，直到恢复健康为止”。
19世纪早期，最著名的外国观察家艾利克斯·德·托克维尔也有相似的描述，他称美国人“展示了普遍的同情心”。托克维尔注意到，如果一个人与其问题成堆的邻居相处融洽，那么在这种互动过程中，“个人感情肯定与他的同情混杂在一起，邻居处于痛苦也使他本身受到煎熬。”托克维尔还将美国的“自由机构”与欧洲的类似机构做了比较：在美国，几乎整个国家都毫无例外地向饥饿的人提供面包和帮助，向病人提供庇护所，向懒汉提供工作，好像充当了所有困苦的精神医生。托克维尔认为，产生上述区别的原因可归结为，小社区和强大宗教信念的存在，使美国人觉得：“当人们被日益容易和频繁的互动联系起来时，就可以感觉到彼此对受难者的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