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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走上楼，只有工程设计中心的灯还是亮着的。
我一打开门，一股强烈的烟草味差点把我砸了个跟头。
我定睛一看，原来是黄敬澜和唐立带着几个工程师在开会。
“你们几个怎么这么晚还在这里？”
“哦，刚才建设局甘局长突然带着一群人来赢家中心来检查。”黄敬澜说。
“怎么回事？前几天不是刚检查过吗？”我问。
“我们几个正在商量怎么把工地管理好的优化方案，但是，天总，我们总是觉得，建设局现在好像是盯上我们了，这样下去可不行啊。”唐立道。
我忽然想起了前几天许侃提醒过我，说去里召开建筑安全专项整治大会时，丁辰在会议上说过，赢家中心等几个项目市区里的重点项目，但是越是重点项目越是要严格管理，一旦是这几个项目出现问题，影响更大。
现在看来，这是丁辰的因素起了作用。这个丁辰，看来应该好好地跟他周旋一番啦。
我说，“你们几个先研究着，我回一下办公室，晚上请你们宵夜。”
回到办公室，我马上打电话给许侃。他现在是建设局的副局长，这等事情他应该能提前知道的，这回怎么没有提前通知我呢？要知道，我们俩有一个监理公司的，专门做我自己的工程监理，说白了，这就是我交给他的保护费。拿了钱就得办事。
半天，一直是在通话中。
我有些急躁，真想大骂他一顿。
终于接通了，还没等我说话，他就赶紧道歉，“天总，我知道你就会来兴师问罪，实在是对不起。我在建设部开会，下午安检站和质检站都打电话想跟我说晚上检查的事。可是，开会规定要关机，而开完会，几个兄弟省市局的局长在一起吃饭，我忘了开机了。这一开机，好几个电话打进来，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他这样一说，我还真不好说什么，于是，说，“没什么，幸亏没出什么事，否则，咱俩有麻烦了。”
我说咱俩，提醒他，你别忘了，咱俩是一条绳上的蚂蚱，万一出了事，谁也跑不了。
“就是就是”，他答道。
“许大哥呀，你真得注意啊。我这小买卖人，出了什么事也就是出点血，可你不一样啊，一旦出事那可是乌纱的问题啊。官场有聚光灯下大放异彩的荣耀，也有千尺水中触礁沉船的危形，有万人之上一呼百应的显赫，也有中箭落马踩成肉浆的惨状。兄弟我还想在你的翅膀下过几年舒心日子，可是不想看你阴沟里翻船啊。”我显得很关心他。
跟官员们打交道，是要讲究方式方法的。比如这个许侃，虽然我们俩认识很久了，在他当质检站站长的时候，我们俩就合伙开了那个代理公司。可是，不是说开了代理公司月月有钱给他就一劳永逸了。这感情啊，就像养花，你要时常的浇灌、施肥、剪枝才行。
比如说许侃，那是出了名的对老婆好，他老婆生病多年，都是他悉心照料，在区里很有好名声。
可是，我当时怎么跟他关系搞得那么好呢？他爱人生病多年，许侃虽然年纪有些大，可也算个男人，男人怎能缺少夫妻生活呢。
于是，我就叫李自为到夜总会找了个小姐换了一套公司女职员的服装，这样既显得小姐有档次，同时许侃也很有面子。第二天，我请许侃吃饭。小姐非常机灵，不住地向他敬酒，伶牙俐齿。许侃笑眯眯地看着她，夸我们公司的员工都是人才。后来我看许侃有点迷糊，赶紧使了眼色，于是小姐搀着许侃上楼，进了我们事先开好的房间，我得意洋洋地溜之大吉。
后来，我干脆出钱包了那小姐，于是，我跟许侃的关系也是突飞猛进。
现在，我跟许侃自然用不着这一套了，可是，经常的沟通还是必要的。
跟其他官员打交道也一样，总是要经常沟通，投其所好。比如一个工程能否拿下来，一把手和二把手都不能得罪，前者负责大方向，后者负责财政拨款；又比如即使主管的领导是九品芝麻官，也不能得罪，因为在竞标的十几个公司中，他有权利向上级领导推荐哪个，往垃圾桶里扔掉哪个。即使你公司再有实力，如果不能初选入围，那也是黄鼠狼放香屁——没戏。
另外，如果某领导好酒，我就送点好酒；如果某领导喜欢舞文弄墨，我们就送点名人字画。如果某领导喜欢打牌、唱歌、玩保龄，那我们即使累得跟孙子似的，也要精神抖擞，奋勇争先地陪他们玩。没办法，这帮领导都是地方的衣食父母，谁叫我们想赚他们老百姓的纳税钱呢。
我说，“许大哥，你还是早点回来吧，没有你，我一个人承受不来。”
“放心，放心，我很快就回去。回去就不怕了。”许侃安慰着我。
第三章 交往官员
其实，这样培植感情对于一个企业来说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怎么在台面上打交道。企业和政府打交道，首先是跟具体的官员和具体的部门打交道；然后是跟一级政府打交道，这比较宏观，具有战略的味道；再就是参与公共决策，取得立法优势，这是跟政府打交道的最高境界。
官员和商人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呢？很微妙。但可以用六个字概括：离不开，靠不住。
离不开是因为虽然市场经济转轨这么多年，政府权力在经济生活中的主导地位，政府所掌控的大量资源并没有发生实质的改变，这才使得官员具有你想象不到的权限，所以，你不能离开他。靠不住则是想完全依靠政府根本就是不可能，而且有时候本该政府提供的服务他们都不一定能兑现，所以企业的发展不能把希望过多寄托于政府，这就是常说的政府缺位。
再小的官也可以管住企业，这是目前的现状。任何一家企业，无论大小都或多或少被不同的官员以各种理由考察过，如何巧妙地周旋需要企业把握好分寸。
我跟他们打交道，很注意他们做事的一些信号，该办的事不办，该速办的事拖着不办，该严密的地方留个陷阱让你钻，这些就是告诉你，应该赶紧上供。给他们报点发票，送点购物卡是最起码的了。
还有，人家利用红头儿文件给你小鞋穿，或者人家利用国家部门的权威性设立一些评价、认证和荣誉称号，事先给你设套，这些你都要心里明白。
王兆瑜对我的评价就是听话，这点我认为我做得很好。我们从小就接受听话教育，在家庭父母的话，在学校听老师的话，长大了听党的话，没想到听话却成为了致富诀窍，看来党和政府从小就培养我们致富诀窍啊。
我们的社会喜欢听话的人，政府官员更是如此。以乖孙子的姿态出现在政府官员面前，把那些官僚被捧得高高的，他们还不乐得将项目送给我这样聪明的人，反正给谁都一样，还不如给个合自己口味的听话的人？政府的钱怎么这么好赚，世界上都是高风险高收入，而政府的钱确实赚得基本无风险，那真正的风险谁承担了呢？当听话成为一种判断标准时，很多事情就顺理成章了。
我坐在办公室里，心情很是复杂，别的官员我都能搞定，怎么就这个丁辰我搞不定？
想要和政府做事情，得和那么多的机构、各级官员打好交道，哪柱香没烧到，哪个庙的方丈就给你好看。人与人之间，因性格、品性、修养、环境等等不同造成的差异也决定了你不可能和每个方丈都投缘。
丁辰就是这样一个方丈，我不是对他不尊敬，也不是不想烧香，但这种人就是我事业道路上的那个障碍。表面上看，这是由于不投缘造成的，但深层次看，在一个法治*的社会里，我只要做好自己的事情，根本不必烧香、根本不必搞潜规则；既浪费精力、财力、又增加产业成本，而这一切最终又将转嫁到购房者身上，以另一种合法的形式体现在世人面前，这是悲哀！
想当初，他给王兆瑜当副手的时候，那时候可谓是对王兆瑜言听计从，王兆瑜让他往东他不往西，让他跳楼他绝对不上吊。我记得那时候他刚转业不久，也没什么钱，但是跟我出去吃饭也是经常的买单。
有几次也是他战友来，我抢着给他买单他都不让。那时候，他还是象在部队里当副师长那样的直来直去，有什么话就说，也不藏着掖着。那时候，他喜欢钓鱼，我经常陪他钓鱼，都是去野钓，因为去钓鱼场他付不起费用。那时的丁辰是多么的容易打交道啊？
记得为了他的提拔，我不仅动用了余晖找到了罗申，而且还走了王梓桐的关系，在钱书记面前说了他不少好话。
怎么？难道就因为第一购物那点钱的问题，他就这样啦？我想不通，人的情谊还不如那几张钞票重要？想想我跟他在一切的一些细节，我没有什么对不起他啊？
我觉得我应该跟他是手足情深，可是他现在却是想打土豪分田地。王兆瑜也帮我做了一些工作，我们也一起吃了几顿饭，可是，他当面都是说，大家还是兄弟，没啥隔阂，可是实际上呢？还是处处给我使绊子。
我一直明白，企业再大也是企业，在政府面前，太脆弱了，根本经不起打击，所以，我一直很低调，怕的就是树大招风。中国历来官本位，在商本位没形成之前，任何跟政府官员做对的事都是要命的。
我打了个电话给夏思云，安排他赶紧去观澜办张会员卡，而且，我要亲自给丁辰送去，我就不信了，我就填不上我们中间的这道沟？
黄敬澜他们开完会，我们一起去马路对面的大排档吃鸡煲，正在等菜的功夫，电话忽然响了，我一看大头贴，正是范梅梅，我接起来，说话的却是韩傲霜，“开发商，听说你挺爱我们梅梅的，怎么，能不能证明你爱她啊？”
“你想让我怎么证明啊？跳楼这事儿太危险，我有恐高症；买999朵玫瑰呢，现在太晚了，花不新鲜，再说，那不成了说俺家梅梅是残花败柳；学美国帅哥开着直升飞机求婚呢？不是花不起租金，而是中国的空域要提前十二小时申请，韩小姐，你想叫我怎么证明呢？”我说。
第四章 证明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