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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岁之前已经画过乌尔比诺宫廷的几位人物的肖像以及卡斯特洛小城里的教堂的祭坛画，从乌尔比诺骑马向佩鲁贾的方向穿山路而行，大约一天可到卡斯特洛。
但是拉斐尔——这位尼采最喜爱的画家——自知还不是伟大的艺术家，因为他看到过两个人的作品：米开朗琪罗和达·芬奇。这些作品向他表明，他还没有能力画出人物的动态，而且尽管他很擅长几何画，还是没有掌握线条透视。这种妒忌有可能发展成变态心理，但是拉斐尔把它变做了肥料。
1504年他21岁时离开乌尔比诺到佛罗伦萨去学习这两位大师的作品。他在市议会大厅中研究了他们的草图，在那里，达·芬奇和米开朗琪罗曾分别绘制关于安吉亚里战役和卡希纳战役的图。他吸取了他们两位的解剖图的手法，效法他们解剖和描画尸体的做法。他学习达·芬奇的《博士来拜》和《圣母子与圣安娜》的草图，并且仔细研究达·芬奇的一张不同寻常的画，这是他应一位贵族弗朗西斯科·德·焦孔多的要求为他的妻子画的肖像——一位带着神秘微笑的少妇。
拉斐尔努力的成绩是显而易见的。我们可以比较一下他在去佛罗伦萨之前画的“少妇像”和几年以后画的“少妇像”。
蒙娜（丽莎）启发拉斐尔画出半身坐姿，其中手臂起了金字塔底座的作用，还教给拉斐尔如何运用头、肩和手的坐标反差，使身体丰满起来。而他在乌尔比诺画的那位少妇则紧裹在衣服里，目光呆滞，双手被画面生硬地切掉了。佛罗伦萨的那位少妇则是动态的，舒坦自在。
拉斐尔的才华并非天成，他之伟大是由于对自卑感做出了明智的反应，而不如他的人就会因自卑而绝望。
这一成功之路提供了尼采式的教训，说明正确理解痛苦之益处。
不要讲什么天赋，生而知之！可以列举出各式各样的伟人并没有多少天赋。他们的伟大是后天获得的，是通过一些人们不大愿意谈论的品质而成为我们所说的“天才”的：他们都是勤奋、认真的工匠，都是先把各部分做得合格了，才敢于从事整体的创作。他们不怕多花时间，因为他们从制作细小的次要部件中获得更多的乐趣，超过从辉煌的整体效果中得到的。
拉斐尔：尼科里尼…考波圣母像习作稿
尼科里尼…考波圣母像
用尼采的话来说，拉斐尔能够把自己道路上的困难“sublimieren”（7）、“vergeistigen”（8）、“aufheben”（9），臻于成果斐然。
（十四）
哲学家对园艺有很大的兴趣，既是实际的，又是形象的。他于1879年从巴塞尔大学去职后，就决心成为专业园艺家。“您知道，我性本爱朴素自然的生活，”他告诉他惊讶的母亲，“现在我更渴望过这样的生活。没有别的办法能改善我的健康。我需要真正的劳动，可以使我感到疲劳而没有精神压力。”他记得在瑙姆堡母亲的房子附近有一座古塔，他想租住，以便可以照料附近的园子。1879年9月他以极大的热情开始他的园艺生活——但是不久就遇到了问题。他的视力很弱，修枝时看不清楚，弯腰有困难，落叶又太多（那是秋天）。三星期后，他感到只好放弃了。
但是他对园艺的兴趣却在他的哲学中留下了踪影。在有些段落中，他建议我们像园丁一样对待困难。植物的根常常奇形怪状，面目可憎，但是对其潜力有信心的知者可以引导它们长出美丽的花朵和果实。人生亦然，在根部可能情感、处境都很艰难，但是经过精心培植，可以结出最伟大的成果和欢乐。
一个人可以像园丁一样处理自己的冲动，尽管极少人知道这一点，他可以把愤怒、怜悯、好奇、虚荣的幼苗培植得像棚架上美丽的果树一样果实累累，收益丰润。
但是我们大多数人都没认识到我们应该感激这些困难的幼苗。我们总是认为焦虑和妒忌不会给我们什么正当的教益，就把它们当做情感的杂草除掉了。如尼采所说：我们相信“高的东西是不允许从矮的长出来的，根本就不允许是成长起来的……一切一流的东西一定是causa sui（10）”。
但是，尼采强调，“善与荣耀”是“与其对立面邪恶巧妙地相互关联，纠缠不清的”。“爱与恨，感激与复仇，温良与愤怒……是不可分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必须同时表达出来，应该说，正面的事物可能是负面事物培植成功的结果。
仇恨、妒忌、贪婪、权欲等情感都是生命的必要条件……是贯穿于整个人生的经营中的基本要素。
如果把所有的负面的根砍掉，也就等于扼杀了可能在枝头结出的正面的花果的元素。
使我们感到窘迫的不应是困难本身，而是我们无能让困难结出美丽的果实。
（十五）
尼采怀着无限景仰回顾古希腊人，正因为他们能赞赏这一观点。
尼采于1877年初与玛尔维达·冯·迈森堡同游距索伦托几公里的帕埃斯图姆，在黄昏中凝视那肃穆的神殿发思古之幽情，不由人不想象古希腊人是超常的巨人，这些神殿就是他们内心和他们社会内部存在的一种秩序的外在表现。
这是伟大的古典学家约翰·温克尔曼（1717—1768）的观点，并影响了几代德国大学教授。但是尼采提出的看法是，古希腊文明决不来自肃穆宁静，而是来自最凶险的力量的升华：
一个时代，一个民族或个人能驾驭的情欲越强大，越凶险——因为他们有能力把它当做一种手段，那他们的文化达到的水平就越高。
那些神殿看起来很宁静，但它们是根部阴暗的幼苗经过精心培育长出的花朵。酒神狂欢节所表现的既是这阴暗面，又是驾驭它、培育它的努力。
最使希腊世界的观察家惊诧的，莫过于发现希腊人经常把发泄所有的情欲和本性中的邪恶倾向当作节日，甚至制定了一套正式的程序来庆祝再人性不过的内心世界……他们把这再人性不过的特点视为无法逃避的，决不加以贬斥，而宁愿通过社会和宗教的内部调节给予它二等的权利：凡是人性中有力量的，他们都称之为神，并刻在他们的天庭的墙壁上。他们并不排斥表现为邪恶品质的那些自然的冲动，而是设法加以调节，一旦发现足以为这些野性的洪水提供最无害的宣泄渠道的规范措施，就把它们限制在确定的仪式和固定的日子里。这就是古代一切道德的思想自由的根源。给邪恶和可疑的事物……以适当的发泄，而不是致力于彻底消灭之。
希腊人不是砍掉其敌人，而是施以教化。
一切情欲在某个时期都曾是纯粹的灾难，以它们的极端愚蠢扳倒其受害者。后来，在很久以后，情欲与精神相结合，实现了“精神化”。早先，由于情欲的愚蠢，人们向情欲本身开战：设法消灭它……消灭情欲和欲望只是为了避免受其愚蠢之害；而在今天看来，这种愚蠢造成的不愉快的后果只不过是愚蠢的一种急性发作。我们已经不再对牙医拔牙止痛感到惊奇。
只有对极度的艰难困苦作出明智的对应才能实现自我完成。性情浮躁的人很容易干脆拔掉一颗臼齿，或是刚到科尔瓦奇山峰的低坡处就弃之而去。尼采力主我们坚韧不拔。
（十六）
他还力主我们绝对不要酗酒，这并非巧合。
亲爱的妈妈：
今天写信是要禀告一桩我犯下的最令人不快、最痛苦之事。我实在行为不端，不知道您是否能原谅我。此刻我勉强提笔，心情极为沉重，特别是回想起复活节假期中我们在一起欢乐融洽的日子。上星期日，我喝醉了，没有任何借口，除了自己不知酒量多大，还有那天下午太兴奋了。
这是1863年春18岁的弗里德里希在学校附近阿腾堡厅堂中喝了4杯啤酒之后给他母亲弗兰齐斯卡写的信。几年之后，在波恩和莱比锡的大学中，他对他的同学们喜爱喝酒感到厌恶：“我常常对俱乐部中表达同学之谊的方式极为厌恶……有些人的啤酒拜物主义简直令我难以忍受。”
尼采在波恩大学的学生联谊会。二排向一边斜倾的是尼采。请注意底排联谊会的啤酒桶。
这一态度始终贯穿于哲学家的成年生活：
酒精饮料对我无益：每天一杯葡萄酒或啤酒已足以使我的生活成为“泪泉”。慕尼黑是我的对立面居住之地。
他抱怨：“德国的智慧中有多少啤酒！也许现代欧洲的不满就是来源于我们的祖先整个中世纪都放纵于杯中物……中世纪就意味着酒精毒害下的欧洲。”
1871年春，尼采同他的妹妹一起到卢加诺的花园饭店度假。3月2—9日的账单显示他喝了19杯牛奶。
这不仅仅是个人的口味问题，他规劝每一个追求快乐的人都绝对不要喝任何酒，绝对。
对于所有重精神的人，我无比认真地劝诫：绝对禁酒。喝水足矣。
何以故？因为拉斐尔于1504年在乌尔比诺没有借酒来逃避胸中的妒火，他跑到了佛罗伦萨学习如何成为伟大的画家。因为司汤达在1805年没有借酒来逃避他因《怕受管辖的人》失败而引起的绝望之情，他耕耘这一痛苦凡17年，终于在1822年出版了《论爱情》：
如果你拒绝苦难在你身上逗留哪怕是1小时，如果你总是早早地防范可能的痛苦于未然，如果你把苦难与不快当作应当消灭的邪恶与仇恨，当作生存的缺点，那么，很清楚，你心中怀有安逸的宗教。生活在安逸中的人啊，你们真不知人类幸福为何物，因为幸福与不幸是两姊妹，甚至是孪生姊妹，要么一起长大，要么一起永远保持矮小。
（十七）
尼采对酒精的敌视同时也说明他为什么敌视曾经流行一时的英国道德哲学：功利主义学派及其倡导者约翰·穆勒。功利主义者的论点是，在一个充满了道德模糊的世界上，衡量一种行为对或错的标准就是它带来多大的快乐或痛苦。穆勒认为：
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