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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前言（3）
本书基于一个全面的新数据库，来研究国际债务及银行危机、通货膨胀、货币崩溃和贬值问题。数据来自非洲、亚洲、欧洲、拉丁美洲、北美洲和大洋洲，如前所述，总计涵盖66个国家和地区，外加从其他一些国家挑选的数据。变量范围涉及很广，包括外债和内债、贸易、国民收入、通货膨胀、汇率、利率和商品价格。数据有700多年的历史跨度，可追溯到大多数国家独立的日期，以及一些国家的殖民地、半殖民地时代。当然，我们承认，相对于具有如此深度和广度的数据库的潜能，本书的应用和展示只是初步的尝试。
叙述数据的细节对理解本书的要义并不重要，本书重在用数据证明：我们曾经经历过这些危机。世代变迁，金融工具有盈有亏，金融机构“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不过，历史上金融危机遵循着繁荣与萧条（boomandbust）的交替节奏。国家、金融机构和金融工具可能随时间而改变，但人性难移。如我们在本书最后几章所讨论的，21世纪头十年后期这场发端于美国又扩展到全球的金融危机—我们不妨把它称做“第二次大紧缩”—只不过是这种形态的最新例证罢了。
在本书最后4章我们谈到这场最新发生的危机。读者应该发现第13～16章的材料相对直截了当，也自成一体。（实际上，主要对最近危机教训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跳过前面部分直接读这几章）。我们列举了在次贷危机爆发前夕美国各种标准化指数的表现，例如资产价格泡沫、攀升的杠杆率、长期高企的经常项目赤字，以及缓慢的经济增长轨道，显示了一国濒临金融危机（实际是一次严重金融危机）的几乎所有迹象。之前的上升阶段其实应当令人警醒，因为我们已经发现下跌过程非常凶险。系统性银行危机之后，经济活动长期处于严重萎缩，使得政府调动资源受到很大限制。
本书第一部分讨论了基本数据以及描述危机概念的精确定义。我们的数据集很大程度建立在以前学者工作的基础上。不过，它也包括很多一手和二手的新资料。除了系统性跟踪外债和汇率危机外，本书附录还为各国国内通货膨胀和银行危机按日期进行了梳理。例如主权债务对内违约（多为本币）的日期梳理就是我们危机研究的一大特色。
这种精推细敲在本书其他部分也得以体现，我们把这些概念应用到经过扩展的全球数据集中。第三部分转向政府债务研究，按年代记录了数以百计的主权国家外债违约事件。这些“债务危机”涵盖从14世纪中期佛罗伦萨金融家给英国国王爱德华三世的贷款，到德国商人银行向西班牙哈珀斯堡王朝的贷款，再到20世纪70年代（很多）纽约银行家向拉丁美洲的大规模贷款。我们确实发现，在现代，新兴市场发生的主权国家外债违约危机比银行危机要多得多，不过，我们强调，在从新兴市场经济体发展到成熟发达经济体的过程中，主权国家外债违约一直是各国普遍发生的现象。此类经济、金融、社会和政治发展形态可能历经多个世纪。
实际上，在法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早期阶段，其在外债上的违约不少于8次（我们在第6章将讨论此内容）！西班牙在1800年以前的违约只有6次，但在19世纪的违约有7次，从而使总量达到13次，超过法国。因此，当
正文 前言（4）
今天的欧洲强国度过了其发展过程中的新兴市场阶段，它们同样一再经历外债违约问题，正如现在很多新兴市场所经历的一样。
从1800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希腊持续发生违约，奥地利在某些方面甚至更为惊人。实际上，我们将看到，对于很多度过新兴市场阶段（这个过程可能会持续几个世纪）的国家来说，违约的一再发生是正常现象而非个别现象。1800年以前，尽管国际资本市场发展非常有限，但我们还是搜集到法国、葡萄牙、普鲁士、西班牙和早期意大利城邦的大量违约事件。在欧洲边缘地带，埃及、俄罗斯和土耳其也有违约的长期历史。
本书提出的一个令人惊异的问题是，为什么少数国家，例如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丹麦、泰国和美国能够避免中央政府外债违约，而数量多得多的其他国家却一次又一次发生系列违约事件。
与欧洲和拉丁美洲相比，人们对亚洲和非洲金融危机的研究要少很多。的确，人们普遍认为现代主权违约只是拉美和少数欧洲穷国的现象，原因在于对其他地区缺乏研究。20世纪60年代，印度和印度尼西亚也都出现过违约，这些都远早于战后首轮拉美违约事件。在后殖民时期的非洲，其违约记录看起来超过了任何此前的新兴市场地区。我们发现，整体上，通过对亚洲和非洲后殖民时期违约记录的系统性大量考察，得出的结论是，大多数国家并未避免主权违约的威胁。
在本书第二部分，随着我们开始应用数据集、广泛使用图表和数字来描绘债务违约和金融危机的历史，违约的普遍性就显得非常清晰了。有一点没有分析到的是最近（2003～2008年）的一段平静时期，政府普遍能够履行债务偿付，这跟以往的正常情况很不一样。
当代学者和决策者（甚至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样拥有官方数据的机构）常常会忽视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内债历史演变，他们把21世纪初出现的这种情况看做是令人震惊的新现象。然而，正如我们所言，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内债问题在过去曾多次显现，实际上就是为何历史上会有大量高通胀和违约事件这一系列迷局的答案。我们认为，获得政府债务数据只是反映政府账目透明度整体较低的一个方面，即使是美国，其透明度都相当低。想想看，政府向抵押贷款机构提供的大规模隐性担保，最终使2008年美国国债实际规模增加了数万亿美元。再想想看，政府为美联储资产负债表外交易提供了数万亿美元的担保，为不良资产从银行资产负债表剥离提供了隐性担保，就更不用说存在资金缺口的养老金和医疗债务了。政府债务缺乏透明度是通病，要想寻找一些关于中央政府债务的历史基本数据，其难度令人匪夷所思。
正文 前言（5）
第四部分就一个多世纪以来被公开的违约和内债重组事件的分类进行了初次尝试。（由于学者大多忘记关注内债的演进历史，违约历史也常被抛在脑后，这一点并不令人感到奇怪。）与外债违约相比，这一现象在某种程度上比较少见，但又太普通而难以证明政府总是能按面值偿还内债名义价值这一极端假设。当大面积发生内债违约时，通常发生在经济困难时期，其困难程度往往超过单纯外债违约时期。不论是表现在产出的内爆还是通货膨胀的加速上。
第五部分把讨论扩大到银行危机、货币危机和通货膨胀危机。直到最近，关于银行危机的研究通常要么关注发达国家较早期的经历，主要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银行业恐慌，要么就是只管新兴市场当前的情况。这种非此即彼的二分法可能是受到关于发达经济体的一种观念的影响，即认为不稳定、系统性、横跨多个国家的金融危机早已被埋入历史。当然，最近从美欧发端的全球金融危机打破了这种错误观念，尽管付出了巨大的社会成本。
实际上，银行危机长期以来一直是种机会均等的威胁。在考察了自拿破仑战争时期的丹麦金融恐慌到当前“21世纪头十年第一场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我们得出了这一结论。银行危机的发生在高收入和中低收入国家都是类似的。银行危机几乎总是导致税收锐减和政府开支激增（其中一部分可能是损耗性的）。平均而言，银行危机发生后的三年内，政府债务会比平时增加86％。这些间接的财政后果比一般的银行救助成本大得多。
极高的通货膨胀率是另一个常常发生的情况。历史上，还没有哪个新兴市场国家逃得过高通货膨胀率的折磨。实际上，很少有国家能避免系列外债违约，也很少有国家能避免系列高通货膨胀，这二者具有高度相似性。
即使是美国也有过充满波折的历史，包括通货膨胀率达到近200％的1779年。早期在全世界，政府赖账的主要方式是通过缩减硬币的价值，要么混入较便宜的金属，要么就是缩小硬币尺寸，以同样面额发行更小的硬币。现代货币印制只不过是达到同样目的的、技术更先进、更有效率的方式。结果，整个历史呈现出明显的通货膨胀倾向性。不过，从20世纪开始，通货膨胀冲得特别高。自那以后，通货膨胀危机达到更高层次。没什么好奇怪的，越是现代，越容易发生汇率崩溃，货币价值中值数变化得也越大。更令人惊讶也是透过更广阔的历史时期才能显现的是早期关于汇率严重不稳定的事件，特别是拿破仑战争时期。
正如金融危机在资产价格、经济活动、外部指标等方面会有一些共同的宏观经济前奏，危机演变的顺序（暂时顺序）也呈现类似的共同特征，这正是第五部分最后要探讨的主题。
正文 前言（6）
本书结尾部分提出了关于危机、政策和学术研究路径的一些想法。明确无疑的是，国家、银行、个人和企业在好年景时总是一再过度负债，而不考虑衰退不可避免来临时会出现什么风险。我们在本书前面部分介绍了“债务忍无可忍”的概念，即许多新兴市场国家持续处于违约边缘。全球金融体系中的许多玩家常常挖掘出太大的债务洞，以至于深陷其中无法自拔。21世纪头十年后期的美国及其金融体系就是最著名的案例。
政府和政府担保债务（由于有存款保险，也通常包括银行债务）的问题显然过大，因为它可以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