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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恩斯对怀特的会议方案感到不安。会议将分为三个阶段：预备会议，即起草委员会会议，将于6月中旬在大西洋城召开；一场规模庞大、为期数周的会议将于7月1日起在布雷顿森林召开；会议结束后，由所有参加方的立法机构批准会议结果。这完全不是凯恩斯所设想的模式，即会议由英美两国严格控制。“怀特博士对这一切的构想显得‘越来越令人难以理解’，”他于5月30日致信维利时写道，“42个国家，总数43，被邀请于7月1日参会。”其中21个国家，包括伊朗、伊拉克、委内瑞拉和哥伦比亚，“显然没什么可以贡献的……而只会碍事”。这是“近年来召集的最丑陋和庞大的猴子大会”。他指出，美国的新闻媒体“表示‘7月1日起召开的会议可能会为期数周’。除非是将数日错印成了数周，否则”鉴于怀特计划要在会前召开起草委员会会议，“很难想象猴子主会场将如何使自己忙碌起来”。“看起来很有可能在会议结束前就出现急性酒精中毒的情况。”112
对于怀特来说，他完全无意让起草委员会起草任何有实质内容的东西。打个比方说，古巴代表“将成为默不作声的成员，其主要作用是提供雪茄”，他在5月24日的会议上调侃道。113委员会的工作只是为大会作个预演，并充当美国人收集情报的过程。怀特特别创造了这个环节，目的是为了确保在布雷顿森林召开的主要会议将尽可能地接近一场事先编排好的日本歌舞伎表演。
美国人决心踩灭清算联盟计划的余烬，而凯恩斯为了使它们继续燃烧施展了各种自我欺骗和政治伪装的手段。尽管如此，在租借谈判和布雷顿森林谈判的多年中，对于英国面临的财政挑战问题，凯恩斯一直是最有洞察力的分析师。他所有文章中最能够揭示这一点的，就是一篇篇幅一万字的备忘录，标题很简单：《过渡期我们外部金融面临的问题》。6月12日，在他出发去大西洋城之前，他将这篇备忘录散发给了大臣们以及各个政府部门。
“我们1914～1918年的外债，几乎全部是对美国的债务，这些债务我们都逃脱了，”凯恩斯写道，“如果假定这一次我们准备偿还，鉴于我们现在是四处欠钱，这一事实……意味着要想在不损伤荣誉、尊严以及信用的情况下重新崛起，我们需要付出比过去大得多的努力。”他的分析显示出英国显然是靠借来的时间和金钱在维持生计。数字很严峻。根据他的计算，在战后的头三年，英国的国际收支赤字大约在15亿～22。5亿英镑之间（折合约60亿～90亿美元），这些赤字必须通过某种途径得到融资。他概述了一个详细的计划来弥补这一资金缺口，包括反周期偿付、强化盟国出口付款条件、进一步限制自治领使用英镑区的美元储备、提振出口以及放松租借协定中对积累美元储备的限制。
英国需要克服的第一个障碍是否认现实。在此方面，凯恩斯显示出了他作为一个务实的经济学家真正的特殊天赋——他对国民心理分析的敏锐程度不亚于他分析数字的能力。
我们所有的条件反射行为都像是一个富人，所以我们对他人许诺得过多。我们渴望从战争中解脱出来的情绪极其强烈，以至于我们对自己许诺了过多。作为一个骄傲而伟大的大国，我们不屑于与比我们更小或更困难的国家讨价还价。鉴于我们刚刚经历了极度困难的境地，我们财政政策的出发点是安抚民众、有求必应。毕竟，战争时期的财政困难被如此简单、不知不觉地克服了，以至于一般人没有任何理由会认为，和平时期的财政问题会更加严峻。供给部要求财政部保证，钱不是问题。而财政部也一直设法保证这不是一个问题。这种成功构成了所有障碍中最大的一个，让这篇备忘录中提及的问题得不到认真对待。
除此之外，对于英国至关重要的一点就是，尽快使自己彻底摆脱对美国的债务依赖，而这将会要求英国国民作出更大的牺牲。“丧失金融独立性的条件和后果……应该让我们感到非常担心。……我们必须将对美国援助的需求降至尽可能低的水平，比如，20亿～30亿美元……并且甚至要做好准备，万一出现最坏的结果，即使完全没有援助也能过下去。”无论他为了使联合声明存活下来而对英国议会和新闻媒体说过些什么，有一句话揭示出凯恩斯完全理解在这场与野心勃勃、实力远胜一筹的英国前殖民地进行的博弈中，英国所承担的风险：“最近美国的讨论以及提交国会的证据相当清楚地表明，美国中有一些团体希望利用战后对我们提供贷款之机将美国人关于国际经济体系的概念强加于我们（当然，这完全是为了我们好）。”114这显然包括了废除帝国特惠制度、废除关于阻制使用英镑区结存购买美国出口产品的汇兑管制措施，以及使美元黄袍加身、登顶国际货币体系。哈里·怀特就是这些团体的领军人物。但是已于6月16日登船驶向纽约的凯恩斯却仍然认为怀特心怀善意。毫无疑问，他已经说服自己相信，为了实现自己本国的关键利益，他别无选择，只能沿着这种假设的方向前进。
但是，事实上维利已经将一个诱人的B计划告诉了凯恩斯，即顶住美国财政部的压力，转向私人借款。这些贷款附带的地缘政治条件更少。凯恩斯拒绝了这一方案，其中一小部分原因一定不是因为这个方案是徒劳无功的，而是因为这意味着承认清算联盟（这个他思想的结晶）宣告死亡。
在航行途中，凯恩斯及其英国团队，包括埃迪、罗宾斯以及其他几位英格兰银行和外交部的官员，起草了两份关于基金和银行的“船上草案”。凯恩斯还找到些许闲暇时间读了几本书，其中包括弗里德里希·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凯恩斯动笔给哈耶克写了一封信，将这本书称为“一本伟大的著作。……我从道德上和哲学上发现自己几乎完全同意它的全部内容；而且不仅仅是同意，还深受打动”。这一评论当然会令他的许多追随者感到很失望。然而，和平常一样，他接着就批评了哈耶克的观点，即用政府计划取代市场将不可避免地导致个人自由的丧失以及繁荣的衰退，并用了几段文字为他的“中间路线”辩护。二人之间的思想决斗至今仍然在总体上界定了经济政策辩论的边界。115
英国代表团于6月23日抵达纽约，并随即登上一辆开赴大西洋城的火车。在那里，他们入住克拉里奇酒店，该酒店在此前和此后的一周成为布雷顿森林会议前起草委员会会议的主会场。凯恩斯立即开始工作，率领英国代表团与怀特进行了一场私下的会议，并向后者提交了“船上草案”。怀特的反应并没有记录在案，但是应该不难想象。
英国代表团与美国代表团于次日，也就是6月24日，开始了正式的谈判会议。最初的交锋专注于与银行有关的问题，进行得一帆风顺。会谈“进行得确实非常好”，莱昂内尔·罗宾斯在他的日记中写道：“凯恩斯处于他思路最为清晰、最有说服力的状态；产生的效果是不可抗拒的。……犹如天神一般的来访者在唱诵圣歌，美国人坐在那里听得如痴如醉，一道金光洒在他们周围。……在与银行有关的问题上，很显然我们取得了梦幻般的开局。”116怀特让凯恩斯负责主持和操控一周之后进行的关于银行问题的谈判，这一点并不令人感到意外，因为这迷人的来访者已经表明他对美国人在此问题上的利益不会构成任何损害。
6月25日的谈判专注于基金问题。在这里，根本性的分歧赤裸裸地暴露了出来。英国代表团强调各国有能力改变各自汇率的重要性，而美国代表团则强调汇率稳定的重要性。英国人强调各国相对于基金的权利，而美国人则强调基金在监管作为个体的国家方面拥有的权力。英国人希望扩大基金规模，而美国人设想的规模要小得多。英国人想要一个很长的过渡期，期间他们可以在贸易和货币领域保留采取行动的自由，而美国人则希望尽可能地缩短这种过渡期。英国人对美国人提出的份额公式感到不满，但是美国人拒绝讨论这个问题，这导致凯恩斯极不情愿地得出了如下的结论，即他们不得不将这个公式作为布雷顿森林会议谈判的起点。
尽管如此，凯恩斯仍然使自己相信，他与怀特有一个共同的谅解，即美国人和英国人将在大会过程中形成一个共同立场。一封他于6月25日致理查德·霍普金斯爵士的信函揭示出这种信心背后虚无缥缈的依据。
怀特迫切希望大西洋城会议不要对关于各种备选方案的疑虑和取舍过早地盖棺定论，因为对他来说很重要的一点是，不要给那些没有参加预备会议的美国代表团成员和其他大国留下一种印象，即要求他们对实质上已经完成的东西不假思索地盖上橡皮图章。与此同时，他也同意，关于哪些方案我们准备放弃，哪些我们同意力推，我们和美国人应该在幕后尽可能地达成高度的共识。因此，我和怀特将尽最大可能达成一个一致的文本，但是从表面上看，许多问题将仍然以不同的备选方案的形式呈现。117
如同丘吉尔致罗斯福的信函一样，凯恩斯的信件读起来让人觉得感伤，感觉它的作者完全不能承认自己其实束手无策的事实。凯恩斯将自己和怀特描绘成布雷顿森林会议的密秘的合作者，密谋提出大会的辩论实质上只是作秀，“在一个大约坐了60个人的会场中，后排的那些人什么也听不到”。“当然，在布雷顿森林召开一场规模巨大的猴子大会，是为了让总统可以宣称，44个国家已经就基金和银行达成协议。”118事实上，凯恩斯自己也只不过是猴子大会的一分子，被怀特耍的忙碌不堪、精力分散，以便后者实施他的怀特计划。
英国代表团对后一天，即6月26日，与美国代表团会议所做的记录显示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