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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福将问题描述成，英国在极端紧急的状况下向美国借一截浇花用的水龙带，而如果美国要把水龙带卖给英国，这实在是太愚蠢和卑鄙了。如果总统直白地向国会提出开一张空头支票来援助英国的战争行动，他必然会遭遇一边倒的失败，而这会对希特勒猛攻下的欧洲剩余的抵抗力量造成灾难性的后果。但是这则水龙带的比喻激起了美国公众的共鸣，并给了总统奋力一搏的机会，来争取通过日后众人皆知的《租借法案》。
罗斯福将起草法案的工作交给财政部，“借支也行，租借也行，你怎么称呼它我不管”10。而摩根索则授权法律总顾问爱德华·弗雷及其助手奥斯卡·考克斯开展这项工作。财政部采取了一切预防措施，确保法案不仅能够通过持有敌意的国会的严格审查，而且能够经得住随后的司法审查。摩根索甚至就改变措辞的问题向最高法院大法官、罗斯福的密友费利克斯·弗兰克福特征求意见，法案精明务实但却不甚优雅的标题——《进一步促进美国国防及其他目标的法案》——就是出自后者的建议。民主党国会众议院和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马萨诸塞州众议员约翰·麦科马克和肯塔基州参议员阿尔本·巴克利又锦上添花，在将法案提交参众两院审议时给了法案一个富有爱国主义色彩的编号，“众议院第1776号”。＇10＇
尽管如此，法案的通过远非一帆风顺。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中的共和党议员在听证会上严厉质问摩根索、赫尔以及史汀生。而对英国而言，让美国财政部使用怀特准备的数据在国会中作证，来证明英国极度赤贫的状况，并猜测在大英帝国残骸上少得可怜的遗留之物中还有哪些可以用来作为对美国援助的回报，这不啻为极大的耻辱。
随着一系列事件的发生，反对该计划的势力也得到加强。不讨唐宁街喜欢的美国驻英国大使约瑟夫·肯尼迪在被迫辞职后告诫国会这“不是我们的战争”。极富个人魅力的航空英雄查尔斯·林德伯格也持反对立场。“我们今天正面临战争的危险，不是因为欧洲人试图干涉我们的内部事务，”林德伯格坚称，“而是因为美国人试图干涉欧洲的内部事务。……如果我们渴望和平，我们只需要停止自找战争的麻烦。”11租借法案被广泛描绘成一个不祥的措施，可能使美国面临破产的下场，并使之卷入一场注定将以失败告终且与美国核心利益关系不大的冲突之中。
众议院民主党人明确地向赫尔和摩根索提出，法案若不做修订则肯定无法通过。其中一处修订限定了总统可以缔结租借协定的时间期限，但值得注意的是，法案并未限制协定的执行期限。另一处修订则是将现有的军事物资以及已经订购并可能被转移给外国政府的物资的总价值限定在13亿美元，但同样值得注意的是，法案并未限制未来的援助金额。1941年2月8日，在希特勒签署加大对英国国防经济打击，特别是从海上攻击商船以及从空中袭击军备工厂的第23号指令12两天之后，租借法案以260票赞成、165票反对的可观的多数票数在众议院通过，有24个共和党议员投了赞成票。
参议院的风浪更大一些。俄亥俄州共和党参议员罗伯特A。塔夫特——日后他将成为布雷顿森林协定一个强大的反对者——与南卡罗来纳州民主党参议员詹姆斯·伯恩斯以及弗吉尼亚州民主党参议员哈里·伯德联手提出修订案，明确要求租借援助使用的资金只能出自国会针对这一目标的专项拨款。由于总统因为流感而卧病在床，摩根索和史汀生领导了这场恢复总统分配援助资金授权的斗争。弗雷起草了一版修订案文，将修正案调了个，授权国会可以对总统如何处置海外国防物资作出具体限制，但是无权事先决定总统能够做什么。这一着达到了目的，法案在参议院以60票赞成、31票反对得以通过。1941年3月11日，它成为了美国的法律。
尽管国会对总统的租借授权施加了限制，但是对于白宫而言，这则立法仍然是一个值得赞叹的胜利，它扫除了由中立法案和约翰逊法案＇11＇（即外国证券法案）所设置的孤立主义壁垒。罗斯福争取租借法案通过，凭借的并不是公众对英国的好感。“在20世纪40年代，”英国历史学家迈克尔·霍华德评论道，“美国人有理由将英国人视作一群妄自尊大的混蛋，压迫了半个世界的人民，并且有一种邪恶的天赋能让其他民族为了他们去战斗。”13英国未能偿还其一战债务的记忆仍然历历在目。尽管如此，一个小心谨慎的国会还以绝对多数票通过决议，使美国在另一场欧洲战争之中再次加入英国一方并充当她的靠山。
租借法案令伦敦深感宽慰。法案通过后的第一个周末，两艘德国战舰在大西洋击沉了16艘英国商船，这令美国的援助变得更加紧迫。14丘吉尔在英国下议院演讲时称英国“对这座反映了慷慨而富有远见的政治家风范的丰碑深表感激和敬意”。15后来丘吉尔又称赞租借法案是“有史以来最圣洁的法案”。16很多人经常误以为这句名言说的是战后的马歇尔计划。但是，丘吉尔其实非常清楚租借援助是多么得勉强。他只是出于政治原因不能像他保守党的同事一样大声地说出以下想法：“充当我们的兵工厂和物资供应商，美国佬似乎很喜欢这种想法，认为这就是他们对民主战争的贡献。……他们是一群离奇古怪的人，他们被告知如果我们输掉这场战争，他们就是希特勒名单中的下一个……但他们似乎非常满足于将实际的战斗托付给我们；他们愿意做任何事情，除了战斗。”17
有一个问题丘吉尔当时肯定没有弄明白，即获得租借援助需要英国在战后付出多大的代价。正如其正式名称所表明的那样，《促进美国国防法案》并非慷慨解囊之举。罗斯福在1940年曾经对选民承诺，美国的“男儿将不会被派往任何外国参战”18，租借法案只是他发明的应急措施，意在牵制德国和日本；至于法案对英国的存亡至关重要，这大体上只是一个巧合。
更为重要的是，罗斯福那个浇花的水龙带的比喻在立法进程中被极度地扭曲了。“法律就像香肠，”诗人约翰·戈德弗雷·萨克斯在72年前评论道，“我们对立法的过程知道得越多，就越无法激起我们对它的尊敬。”19虽然法案的标题显示出将水龙带借给英国人会给美国带来直接和互惠的利益，但从绞肉机中出来的法案文字并不承认此类利益。事实上，国会要求总统确保获得“以实物或财产方式的支付或偿还，或任何总统认为满意的其他直接或间接的利益”。归根到底，借出水龙带还是有个价码。“美元的符号”又回来了。如果说有关措辞似乎仍给总统留下慷慨行事的空间，丘吉尔也期盼并相信总统会这样做，罗斯福的经济顾问们则选择不这么做。罗斯福在接下来关于水龙带价格的谈判中仅仅发挥了短暂的直接作用。摩根索、怀特以及赫尔将在接下来的几年中利用租借法案持续不断地逼迫英国人在金融和贸易方面作出让步，这些让步将在战后世界格局中消灭那个作为美国经济和政治对手的英国。
亨利·摩根索是“英国人的好朋友”，他的官方传记作家约翰·莫顿·布鲁姆如此评价道。但是“在他与英国人的谈判中，他也是美国利益坚定的维护者”。摩根索认识到英国人在1940年与1941年独自英勇抵抗希特勒所发挥的关键作用，并对此深表敬意。为此，他付出了比任何人都大的努力来推动国会通过租借法案。“但是，没有人比摩根索更加确信，英国与美国的利益并不完全一致，无论两国人民是多么致力于击败纳粹的斗争。”20摩根索将伦敦城的金融家们视作实现新政目标的敌对力量，就像华尔街的那些人一样。他知道英国不仅仅将租借法案视作获取关键战时物资的途径，而且还是保护宝贵的黄金与美元储备的手段，这些资源对于战后维护大英帝国的完整及其影响力至关重要。而他决心不让这些储备资产的余额超过英国在战争中存活所必需的最低水平。
摩根索完全依赖怀特来测算和监督英国储备资产的余额，按照布鲁姆的话说，后者“在思考货币问题时是一个强烈的民族主义者”，并且“在获得财长同意的情况下，公开寻求使美元成为战后世界的主导货币”。因此，怀特甚至“比摩根索更加激烈地反对任何刻意扩大英国黄金及美元储备的做法。”21
在英国储备余额的问题上，摩根索和怀特遭到了国务院的强烈反对，尤其是国务卿赫尔和最大的亲英派迪安·艾奇逊，后者1933年从财政部辞职后一度离开政府，到了1941年再次归来并担任了赫尔的助理国务卿。赫尔强烈地认为自由贸易对世界和平至关重要，他认为一个财政上有清偿能力的英国对于战后重建自由贸易不可或缺。然而，摩根索和怀特占据了一个重要优势：他们与国会结成了同盟，后者小心翼翼地守护自己为租借法案拨款的权力，而拨款授权每6个月就需要延长一次。
事实上，“国会对中国天然地比对英国更加慷慨，也许是因为没有人把中国当做战后霸权或商业上的对手”。22就连苏联获得的待遇都比英国更加宽厚，英国人心怀不满地指出。23
是什么驱使哈里·怀特在英国储备及贸易政策问题上采取强硬的立场？怀特档案中一篇又一篇的备忘录揭示出，1938年和1939年，财政部专注于思考英镑对美元的汇率问题，以及如果英镑继续贬值将对美国的竞争地位产生什么影响。这些由怀特的副手们为怀特和摩根索准备的备忘录对英国的账户进行了详细分析，对英镑大幅贬值的可能性作出估算，并对可能提出的理由加以预判。其背后的经济关注是，正如其中一篇备忘录所指出的，“大多数货币与英镑一起下跌，而英镑贬值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