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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同的。那些福建难民大都是农民，他们在这里虽然没有自由，但是有吃有喝还
不用干活，就感到很满足了。而宫先生作为一个有成就的企业家，他有的是钱，想
到哪里就可以去哪里，想出国也不需要偷渡，所以，自由的空气对他来说，是最重
要的事情。因此他又想到那些加拿大监狱，政府把监狱建得那么好，也许主要目的
不是对犯人进行肉体上的惩罚，是在精神上进行惩罚。这就是西方人所说的人道？
至今蔡世新也没搞明白。当然他也没用心去研究。
后来宫先生到海登律师行参观，看到那豪华气派的大楼和办公室，非常感慨地
说：“蔡律师，你在这里做得不错啊！”
当说到他被关三天的情景时，他深有感触地说：“通过这件事，我对加拿大也
增进了了解。要是一个人在我们那个城市被关起来，不用找市长，找市长秘书就办
了。到了国外出了事，靠国内的那套方法是不灵了。找市长，找市长助理都不行，
还是得找律师。尽管加拿大关了我，但是我还是喜欢这个国家，还是要来。我是感
觉到了法律的公正性。当然，首先要感谢你的成功辩护。开始我有点怀疑，你这个
华人律师，带我上庭去跟洋人辩论，如果洋人不接受你怎么办？蔡律师，你真了不
起！你给中国人争光了！”
后来，他找蔡世新为他办了加拿大企业家移民，得到了在加拿大永久居住的身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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斥责加拿大移民官
近几年，中国大陆到加拿大去的人渐渐地多起来。八十年代出国潮刚刚兴起的
时候，加拿大并没有引起多少人的兴趣。到那里留学的人很少，学法律的人更少。
据说，最早到加拿大学法律的中国留学生是北京大学的一个学生，在大豪市，学国
际法。后来就是和蔡世新前后脚到达那里的几个人。蔡世新应该算是“第一批”到
加拿大学法律当律师的中国留学生。再后来，又有几个去学法律的。
律师这个职业，竞争很激烈，有的人因为没有业务，或是转到了其他城市，或
是改行干了别的。蔡世新在多伦多坚持了下来，他自己戏称：“抗战八年，终于建
立了自己的根据地。”
多伦多的华人很多，从中国大陆去的人也多，他们随时都会遇到一些法律上的
难题。遇到难题他们就找蔡世新。蔡世新也从来不让他们失望。
1996年，中国东北一个国营毛毯厂，派了一个高级管理人员到加拿大考察，准
备在多伦多开设分厂，建立一个销售点。这人姓张，30多岁，英语很好，曾经在大
庆石油管理局做过英语翻译，去过美国和欧洲各国，是个不错的企业家人才。张先
生到加拿大拿的是访问签证，半年期。根据加拿大的劳工和移民法规定，像张先生
这样的人要在加拿大创业，首先要申请加拿大工卡。根据他的要求，蔡世新给他做
了申请工卡的文件，递交到美国水牛城的加拿大领事馆。
两个星期以后，领事馆邀请张先生去水牛城会面。移民官是个女的，谈话时，
她的表现有些超出常规，提出的问题明显有刁难的成分。比如：
“你在中国做得好好的，为什么到加拿大来？”
张先生的英语很好，一般对答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他不卑不亢地回答：“我想
到加拿大来开个毛毯厂。”
“你怎么知道你的毛毯在加拿大会有市场？如果卖不出去怎么办？”
“我们做过市场调查，如果卖不出去，我们也有办法。”
“什么办法？”
张先生有些不高兴，心想：我怎么卖毛毯，跟你移民官有什么相干？话出口时
倒还温和：“反正我有办法处理。”
女移民官大概意识再问也问不出个所以然，就没再问下去，但是她也不想痛快
地批准他的申请，就说：“你回去等消息吧。”没说批准他，也没说否定他。
两个星期之后，她又来了一封信，又要张先生去会面。
这种事情是非常罕见的，蔡世新认为，不是歧视，就是刁难。张先生只是办一
个工作证，又不是办移民，根本用不着第二次会面。
张先生从多伦多去美国的水牛城，还要到美国驻多伦多领事馆办美国签证。他
又不会开车，去一趟很麻烦。蔡世新一气之下，给移民官写了一封措辞严厉的信。
那封信自然是用英文写的，现翻译如下。
尊敬的移民官女士：
你已经于×月×日会面我的客户张××先生，我相信你在会面的时候已发现，
张先生是个英语流利、有商业才能、有创业精神的中国青年企业家，他完全有能力
在加拿大多伦多开创一番新的事业。他各方面条件都符合加拿大移民法所规定的关
于给外国公司高级经理发放工作证的要求。我不明白的是，这么长时间，为什么迟
迟不发给他工作证？
我们国家的移民政策和法律，都是鼓励和欢迎有能力、懂英文、年纪轻的新移
民到加拿大来，为我们国家提供更多的商业机会和就业机会。我现在的这个客户就
是加拿大鼓励和欢迎的人才，在加拿大的移民法上，没有任何一条可以拒绝他，而
是应该立即批准。现在这个案子在你这里压了将近一个月了，还要他第二次会面，
这在我们所知道的加拿大移民法和判例法上是很少见的。
我们加拿大每天都在接纳很多从南美、非洲来的所谓的难民。这些人当中，不
少人是假的难民。他们以前很可能是杀人犯、强奸犯、贩毒分子。这些人到加拿大
来，我们政府每月还要发给他们将近六百加元的生活费。这些钱是由你和我这样一
些纳税人所贡献的。我们能够接受这样一些难民，而面对张先生这样一个有专业知
识、能讲英语、能给加拿大创造就业机会的优秀人才，我们能将其拒之门外么？我
相信，我们大部分加拿大人也不会赞同这种做法的。
我再次查阅了加拿大所有的移民法规，我认为，我这个客户完全符合加拿大移
民法的规定，不应继续拖延，应立即批准他进入加拿大创业的要求。如果我的客户
不能在正常的时间里拿到工作证，我别无选择，只有向加拿大移民总部和加拿大国
际贸易部写信反映这个情况。
……
这封信发出之后，移民官大概慑于蔡世新信件的义正辞严，很快就把工作证通
过快递发过来了。
还有一次，是在加拿大驻美国底特律的领事馆，蔡世新去办一个商业移民的案
子。一般情况下，加拿大领事馆的工作人员态度都是比较友好的，有时也有例外。
那天，蔡世新去底特律领事馆时，窗口接待员是个女的，不知她遇到了什么不
顺心的事，态度非常不好。蔡世新向她询问情况，她爱睬不睬地说：“这个案子还
在处理之中，你不该到我们窗口来询问，干扰我的工作。”
这一句话就把蔡世新激怒了：“你这位女士，你没有权讲这个话。怎么叫我不
该到这个窗口来问？怎么叫干扰你的工作？给所有来办签证的人办理手续，就是你
的工作。我作为加拿大的律师，我有权过问我的客户申请签证的情况。”
女移民官不快地看他一眼，还有些不服气：“你没有权利来打搅我。”
“谁打搅你？我到这里来询问情况是打搅你么？你不要忘了，你现在之所以能
在这个窗口工作，是因为我和加拿大的纳税人出钱，给你提供了在这里工作的机会，
如果没有我们每年交纳高达百分之五十的所得税养着你，我不知你今天在什么地方
工作。”
“你算什么，你敢讲这样的话？”她气疯了，把窗子关上又拉开，拉开又关上。
“你想想，事实就是这样。我们纳税人养着你，你现在就有义务，为我们纳税人服
务。你不应说我为什么要来问你，应该赶快把这个案子处理掉！”
女移民官被驳得哑口无言。
过了一段时间，她还是把这个案子给发了。
在加拿大，纳税人才是国家的“主人”，你纳的税越多，你说话的口气就越硬。
这就是“纳税人的权利”。国家公务员是纳税人拿钱养着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是真
正的“公仆”，纳税人批评政府工作人员的过错，也就显得很正常。蔡世新从来没
有怕过移民官之类的官员。是非分明，黑白分明，这也是他的律师职业养成的习惯。
西方国家的人都不怕“见官”。在中国却恰恰相反。大概是中国的官员比西方
的官员“厉害”吧。
中国曾经有一出戏，歌颂一个“七品芝麻官”：当官不给民作主，不如回家种
红薯。现在这句台词还经常被一些官员引用。应该说出发点是好的，想为群众做点
事，但从思想观念上并没有把自己的位置摆正，没有把自己定位在“公仆”上，而
是定位在“父母官”上。想的不是为人民“服务”，而是为人民“做主”。
因为官员们总是高高在上，有一种居高临下的威严，所以中国才有了一种西方
人很不理解的拍马溜须“文化”。在拍马溜须的过程中，又产生了一种人格的异化。
要改变这种现象，恐怕还要费些时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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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领事馆“风暴”
1995年冬，四川省民营企业家刘先生到多伦多考察，然后又想去美国考察。要
去美国，就要去美国驻加拿大的领事馆办理去美国的签证。
加拿大和美国公民是互免签证的，其他国家的人，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的人，
去美国都要签证。办签证的人很多，要大清早就到多伦多领事馆门口去排队。
1996年元旦，刘先生6 点多就去排队了。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