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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先生说：“马上就要出庭了，为什么不跟他干到底？”
蔡世新说：“可以继续打，但是不知又要拖多久。既然对方已经提出了调解的
要求，并得到法院批准，再打下去，陪审团也不会给你惩罚性赔偿了。”
“为什么？”
“美国法官也主张和解，这体现了一种公平的原则。如果对方坚持不认错，才
有可能给他惩罚性赔偿。人家认错了，我们只能见好就收。用中国的话说，不能得
理不让人。”
“他们准备赔多少钱？”
“不知道，这要进一步商谈。”
“那就听听他们什么意见再说。”
福特公司的史密斯先生跟蔡世新通电话：“问问你的客户，希望怎么赔偿。”
“你看，史密斯先生，”蔡世新平心静气地说，“这个事情又回到了两年前的
状态。那时我说要你们把钱退给我的客户，你不退，现在你又主动提出赔偿。搞了
这么长时间，我的客户受到的损失非常大。首先，四十万在你们那里又压了两年多
；因为工厂开工以后不能投入正常的生产，造成无法统计的损失；目前律师费已经
花了将近八十万了。这些钱都是不该花的。估计你们花的还要多，有一百万了吧？”
“是啊，是啊。”史密斯的态度非常好，不再像两年前那么傲慢了。“蔡先生，
我看这样吧，你和你的客户算个账，你们希望赔多少钱。把你们的账单传给我，我
们开会研究，看能不能接受你们的账单。”
蔡世新开始和唐先生算账了。
“能不能要个很大的天文数字？”唐先生问。他还惦着蔡世新当初说的那一个
亿。
“这就很难了。”蔡世新说，“人家一旦提出和解，你就不能说我要一个亿美
金。那一个亿美金谁能给你？是陪审团，不是法官。”
唐先生显得有些失望。
蔡世新向他解释，那种赔偿是分两类，一类是经济损失的赔偿，比如那购买商
标的四十万，和以后因此而损失的那些钱。另外才是“惩罚性赔偿”，惩罚性的赔
偿有可能是天文数字。因为惩罚性赔偿是很随意的，陪审团高兴给你多少就是多少。
过去发生的好多惩罚性的赔偿，都是天文数字。
蔡世新还告诉唐先生，他在法学院学法律的时候，老师要他们牢牢记住，孤儿
寡妇总是要赢的。人们的心理是同情弱者。大公司也好，其他什么人也好，是不能
欺负孤儿寡妇的。美国的麦当劳赔偿案，那个被咖啡烫伤的老太太是个寡妇，所以
律师愿意给她打官司，并且得到了巨额赔偿。
“惩罚性赔偿不是实际损失的赔偿。”蔡世新说，“所以，现在人家和你提出
和解，你就不可能要出个天文数字来了。你要一亿美金，他肯定不会给你的。你能
要的就是你实际损失的赔偿。你要算一个账出来，你四十万造成的损失是多少，律
师费是多少。只能这样。”
“那也好啊！”唐先生说，“我们终于可以把花掉的一百多万要回来了！”
他们通过算账，最后决定向福特公司索赔三百万美金。
蔡世新把账单传到福特公司。他们马上进行研究。福特公司有专门搞赔偿的律
师和专家。
史密斯先生来电话说：“你那四十万的商标转让费是当然要退的，加上利息和
其他损失，再给你四十万，加起来是八十万。律师费八十万，加上你的差旅费，算
四十万。一共二百万。我们只能给你二百万。”
唐先生强调说：“我在中国因此而遭受的损失也很大，比如换汇造成的损失，
因为此案牵扯精力影响了很多生意，等等，损失大了！”
双方谈了很长时间，谁也不肯让步。
福特公司算来算去，拖了一个多月，还是不肯多出钱。福特公司很大，但在多
赔一点的问题上也不是很好说话。
史密斯说：“只要你说的是有理的账，我们都认。但是太遥远的理由，就不好
认了。”他也跟蔡世新玩起了“遥远论”。
蔡世新对唐先生说：“应该承认，他们算得还是比较合理的。”
唐先生表示同意接受对方退还四十万美元、赔偿一百六十万美元的方案。
实际上这二百万，对他来说，补偿已是绰绰有余。经济上他没有损失，还赚了
一点。
最后双方签订一个和解协议。协议是福特公司的律师起草的，条文写得很严密
：福特公司与唐先生和唐先生的沃泰克公司达成赔偿协议，从此以后，唐先生和唐
先生死后的继承人及其子孙、所有的人，将永远的、无条件的、不可以连带的向福
特任何公司、任何职员，以及和福特公司有任何联系的人，提出任何理由的经济上
的、精神上的、惩罚性的赔偿要求。
很显然，福特公司生怕唐先生死了以后，他的继承人再出来要求赔偿。在美国，
曾经发生过这种事情。
签订协议之后，福特公司在协议规定的时间内，将二百万美元打进唐先生的账
号。此案以蔡世新一方的全面胜利而告终。
福特一役，使海登律师行的同事们对蔡世新不得不刮目相看。当时他只有34岁，
虽然年轻，却很有魄力，敢于和福特这样的大公司叫板，并且在不算太长的时间内
胜利“拿下”，令大家深感意外。律师行老板海登用十分赞赏的口吻对他说：“凯
文，你们中国人的坚韧不拔精神，在你和你的当事人身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大概就连福特公司也没想到，这个华人律师和他的当事人这么能干。一个在中
国，一个在加拿大，居然在美国把官司打赢了。
蔡世新和唐先生开玩笑：“你这个案子，尽管没拿到一亿美金，尽管没有名垂
史册，但是你确实长了中国人的志气啊！”
唐先生说：“多亏了你给我打气。应该说是在你的帮助下大长了中国人的志气！
这个事情给我一个很大的教训，在海外做生意，一定要请律师。另外不能轻信大公
司，当时我过于轻信福特了，连合同都没看，四十万就拿出去了。”
后来唐先生在加拿大购买了一个上市公司，邀请蔡世新做了这家公司的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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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华人世界
九十年代初，加拿大曾经掀起一个学法律的热潮，1995年以后又渐渐冷下来了，
因为这些人从法学院毕业以后，有三分之一的找不到工作。蔡世新是这些人中比较
幸运的一个。
现在西方的法律越来分得越细，律师越来越专业。有的律师专打化学方面的官
司，有的专打医学方面的官司，有的专打证券法官司，有的专打税法官司，还有专
打电脑方面的官司。比如，两个人在“E…mail”电子邮件上签了个合同，这个
合同算不算合同？出现纠纷怎么办？去找打电脑官司的律师吧！
从社会的角度来看，当然法律越细越好，律师越专业越好。但是从个人角度来
看，律师太专业了未必就好。因为时间长了，会导致一个律师对别的什么法也不懂。
蔡世新讲过北美律师界的一个笑话：一个税法律师跟老婆离婚，要找婚姻法律师；
那个婚姻法律师报税，则要找税法律师。
蔡世新在多伦多大学读硕士研究生的时候，有个加拿大同学，人很聪明，学习
非常好，但在选择专业方向上犯了一个战略性错误。他专门研究通讯方面的法律，
专打电话公司的官司，别的什么都不懂。1992年，加拿大经济不景气，律师行一裁
员，把他裁掉了。结果他连工作都找不到，老婆孩子没饭吃了，最后他不得不改行，
给一家公司卖葡萄酒去了。
这件事对蔡世新震动很大。他想：我的客户，大部分是华人，客户的需要，就
是我的选择。华人一般不会有通讯法和证券法方面的需要，因此他决定以商法为主，
兼做商业移民。目的是当华人在加拿大遇到这方面问题时，及时地为之提供服务。
实践证明，他的选择是正确的。他的执业广告在当地中文报纸一出现，马上就
有很多华人打电话请他做案子。
加拿大的冬天非常寒冷，在一个格外寒冷的冬日里，蔡世新接到一个姓许的华
人打来的电话。许先生说，他在多伦多开了一家杂货店，房子是租人家的。现在他
和业主发生了合同纠纷，希望蔡律师帮忙出出主意。
蔡世新约他到律师行细谈。他来了，一脸的疲惫，一脸的无奈。
许先生介绍说，他是从中国大陆来的，半年前租了一个犹太人的房子，开了一
家杂货店。当时业主拿出一份十几页的英文合同，据说是租房用的标准合同，他也
没细看，说好每月多少租金，填上去，就签字了。没想到入冬后一场大雪，接着又
一场大风，把房子的一部分房顶给掀开了，电线和暖气管道都遭到破坏，如果请人
修复，人工费加材料费，要花几万加元。这是一个不小的数目，谁也不愿单独承担
这笔费用。
租房合同上写的是，房产所有者负责外墙维修，房屋租赁者负责内墙维修。各
负其责，看起来很合理。谁也没想到房顶会出问题。
店主许先生认为，他租的是有房顶的房子，不是没房顶的房子，因此房顶坏了
应该由业主来修。
业主犹太人狡辩说：“合同上写得很清楚，我只负责外墙维修，合同上没说要
我负责房顶。”
于是纠纷产生了。许先生签的租约是5 年，已经预付了头两年的租金，如果搬
走就会损失一大笔钱。再说，杂货店还有那么些东西，搬一次家也不容易。可是要
他自己出几万加元修房子，等于这半年的生意白做了。因此他不甘心，决定找律师
咨询一下。
蔡世新问许先生：“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