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呻吟是从靠窗的墙角传来的。那个可怜的人也是又瘦小又干瘪：他坐在床的中央，胳膊和腿蜷缩在胸口，整个身子弓成一个球形，正昏昏沉沉地忍受着病痛的折磨。
病房里充满着尿味，还加杂着浓浓的防腐剂的味道；大厅里传来护士们的笑声；一堵墙上的油漆都剥落了。内特的旁边还有五张病床，都是流动式的折叠床，横横竖竖地排在那儿。
他的第一位室友躺在靠门的地方，全身赤裸，只围着一条湿的尿布。他浑身上下都是血淋淋的创口，他好像也死了。至少内特希望他如此，这是为他着想。
没有按钮，也没有应急对讲机，要找护士只能大声喊叫，而这样一来会吵醒死人的。这些躺着的僵尸会坐起来找上他，他想跑，让脚够到地面，拔去手臂上的输液管，奔向自由，他情愿去街上碰碰运气。任何一个地方总要比这个麻风病院强得多。
但他的腿像灌了铅似的。内特用足气力抬脚，一个个地抬，但它们纹丝不动。
内特让脑袋陷进枕头，闭上眼睛，真想大哭一场。我是在第三世界国家的医院里，他反复对自己说，我已经离开了1000美元一天的沃尔纳特山，那里有按钮，有地毯，有冲浴和召之即来的治疗师。
浑身是伤的人又呻吟起来，内特真想把整个身体都埋进床里。
他小心地把纱布绷带放回到眼睛上，像刚才一样用胶带贴住。只是这一次他贴得更紧了。
第三十五章
斯尼德带着自己的合同前来会面。他拟这份合同时没有找律师帮忙。哈克看了这份合同后不得不承认他拟得很不错。合同的名称叫“专业作证合同”。斯尼德在合同中涉及到一些具体的细节，但哈克并不在乎合同是怎么写的。他签了字，递给他一张五十万美元的保付支票，斯尼德小心地接过支票，仔细看了上面的每一个字，然后叠起来塞进了上衣口袋。
“现在我们从什么地方开始？”他微笑着问。
有许多问题。费伦家族的其他律师也要到场。哈克只有少许摸底的时间。
“总的来说，”他问道，“老特罗伊去世那天早晨的精神状态怎么样？”
斯尼德扭动着身子，紧皱眉头，好像在沉思；他很想说出真实的情况，但他立刻感到头顶上还悬着450万美元。
“他神志不太正常。”他说。话音在屋子里回荡，他等着对方的赞许。
哈克点点头，到目前为止一切还算顺利：“这种情形反常吗？”
“不。他在最后的那段时间里很少有神志清醒的时候。”
“你有多少时间是和他在一起的？”
“断断续续，一天24小时。”
“你睡在哪儿？”
“我的房间在主厅的下面，但他有一只呼我的蜂鸣器。我24小时随叫随到，他有时候会在半夜起来要果汁或药片什么的。他只要按一下按钮，蜂鸣器就叫了，然后我把他要的东西拿给他。”
“还有谁和他在一起？”
“没有别人了。”
“还有谁和他相处？”
“也许是年轻的尼古莱特，那个秘书，他很喜欢她。”
“他和她发生过性关系吗？”
“这对我们的案子有用吗？”
“是的！”
“他们像野兔一样交媾！”
哈克忍不住笑了，特罗伊追逐他最后一任秘书的证词不会让人感到吃惊的，
他们很快找到了共同语言：“听着，斯尼德，这就是我们所要的。我们需要他的这些荒唐古怪的举止，然后把它们粘合在一起，这样就能使人们相信他精神不正常。你有足够的时间，把这些东西写下来，串在一起。同尼古莱特也好好聊聊，确定他们有性关系。再听听她是怎么说的。”
“我们需要的她都会说。”
“好。那就进行排练，不能露出丝毫破绽，你的故事必须无懈可击。”
“没有人会提出异议的。”
“没有人？有没有司机、女佣、旧情人或其他秘书什么的？”
“不错，他身边有过这些人。但除了费伦先生和我，没人是住在14层的。他是个很孤独的人、是个怪人：”
“那么他怎么会在三个精神病医生面前表现得那么正常呢？”
斯尼德想了一会儿编故事不是他的长处。
“你猜想是什么原因？”他问：
“我的猜想是费伦先生知道那次鉴定很棘手，因为他清楚自己的精神状态在每况愈下，于是他让你先把可能问及的问题先列出来，然后你们俩花了一个下午练习了一些基本的问答，比如说日期，他可能回答不上来；子女们的名字，这些他也早就忘记了；还有他们去哪儿的大学，和谁结的婚，等等：随后你又设想了有关他健康的回答。我猜想当你教会了他这些基本的回答后，你又花了两个小时提示他如何介绍他的控股企业、费伦集团的内部结构、他拥有哪些公司、他所取得的成就以及一些股票的最新价位。他在金融方面越来越依赖你，所以你对这些情况非常熟悉。要老费伦记住这些确实勉为其难，但你决心一定要在推他进会议室之前使他保持清晰的思路。这个猜想对不对？”
斯尼德觉得妙不可言，他对这位律师当场编造谎言的才能佩服得五体投地：“是的，是的，就是这么回事：费伦先生就是这样蒙骗过医生的。”
“那就准备吧，斯尼德先生。准备得越充分，你的故事就越有说服力。对方的律师会对你穷追不舍，他们会反击你的证词，说你是骗子。因此你得事先有心理准备。把一切都写下来，让你的故事有一份记录。”
“我很赞同这个主意。”
“日期，时间，地点，一切都写下来，斯尼德先生。尼古莱特也一样，让她写下来。”
“她不太会写。”
“帮她写，这就靠你了，斯尼德先生。要想得到剩下的那笔钱，全靠你去赚了。”
“我有多少时间？”
“我们——其他的律师和我——想在几天后对你作录像。我们要听你的叙述，向你提问，看你的表现。我想到时会对证词作一些改动。我们会教你怎么做，也许再拍一些录像。等一切就绪后，你就可以出庭作证了。”
斯尼德匆匆地离开了。他要把钱存入银行，买一辆新车：尼古莱特也要买一辆新车。
一个上晚班的护理工在巡视病房时发现空的输液袋。袋子背后的说明书上写着输液不能停止。他把空袋子拿到药房，一个实习护士重新配了药，交给了护理工。医院上下都在谈沦那个富有的美国人。
内特在睡眠中又输入了他已经不需要的药液，当雅维早饭前来看他时，他正处于半睡半醒的状态：他的眼睛仍蒙着绷带，因为他情愿呆在黑暗里。
“韦利来了。”雅维在他耳边说。
值班的护士帮雅维把内特的床推出病房，穿过大厅来到一个有阳光的小院。护上摇动曲柄，使床的上半端抬起来。也取下了绷带和胶带，内特没有显得畏畏缩缩。他慢慢睁开眼睛往前方看。
离他只有几英寸的雅维说：“消肿了。”
“你好，内特。”韦利说，他站在床的另一侧。护士离开了。
“你好，韦利！”内特说得很慢，声音很轻。他还有些迷糊，但显得很高兴。他对这种恍恍惚惚的感觉太熟悉了。
雅维摸了摸他的前额说：“烧也退了。”两个巴西人相视一笑，这次潘特纳尔之行没有夺走这个美国人的性命使他们感到很宽慰。
“你怎么啦？”内特问韦利。他尽量说得简短，免得像个醉汉一样语无伦次的。雅维用葡萄牙语作了翻译。韦利一听顿时来了劲，他一五一十地把暴风雨和“圣洛拉”沉没的经过叙述了一遍。
雅维每隔30秒钟要打断他一次，把他的话翻译给内特。内特听的时候尽量睁着眼睛，但还是清醒一阵迷糊一阵。
瓦尔德也来了，他热情地招呼内特，很高兴看见他的客人已经能坐在床上了，而且好像恢复了许多。他掏出手机，边按号码边说：“你得同斯塔福德先生通个电话。他很着急”
“我不知道能不能——”他有气无力地说了半句。
“来，坐好，是斯塔福德先生。”瓦尔德说着把电话递给了他，并用枕头垫在他的身后。
内特拿起电话说：“你好。”
“内特，”电话那头喊道，“是你吗？”
“乔希！”
“内特，告诉我你不会死的。说啊。”
“我也不知道。”内特说。瓦尔德轻轻地把电话移得离内特的脑袋更近些，并帮他握着。
“说得响点。”他对内特耳语道。雅维和韦利退到了后面，
“内特，你找到雷切尔·莱恩了吗？”乔希在电话里大声问。
内特定了定神。他眉头紧皱着在集中注意力：“没有。”他说。
“什么？”
“她不叫雷切尔·莱恩。”
“到底是怎么回事？”
内特想了想，他又感到乏力，他身体往下移，在回忆她的名字。也许她从未告诉过他自己姓什么：“我不知道！”他咕哝道，嘴唇几乎没有动弹。瓦尔德又把电话往他耳边移了移。
“内特，告诉我，你找到那个女人了吗？”
“哦，是的。这里一切都很顺利，乔希。别着急。”
“那女人怎么样？”
“她很可爱。”
乔希迟疑了片刻，但他不能浪费时间了：“太好了，内特。她在文件上签字了吗？”
“我想不起来她姓什么？”
“她签字了吗？”
内特好长时间没有回答，他的头垂了下来，似乎打起了磕睡，瓦尔德用胳膊肘轻轻地推了推他，把电话又向前挪了挪。
“我真的很喜欢她。”内特突然说，“非常喜欢。”
“你神志不太清醒是吗，内特？他们给你服止痛药了？”
“是的！”
“听着，内特，等你觉得清醒后给我打电话，好吗？”
“我没有手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