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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知道多少有关她的情况？”
“很少，但我们需要找到她。”
“为了什么？”
“是一件法律上的事。”蒙哥马利故意显得有些犹豫不决。
特里尔皱起眉头。将他的肘部紧贴着胸口，脸上的那点笑意也消失了。
“有什么麻烦吗？”他问。
“没有，但事情很紧迫，我们需要和她见面。”
“你不能寄信或者邮包什么的和她联系吗？”
“恐怕不行。我们需要她的合作，还有她的签字。”
“我猜这事一定很机密。”
“非常机密。”
特里尔一下子明白了什么，他紧锁的眉头松开了：“请允许我离开一会儿，”他走出办公室，让蒙哥马利一个人在那儿审视房间里极其简陋的陈设。惟一的一件摆设是墙上一组放大的印第安儿童的照片。
当特里尔回到办公室时，他完全变了一个人，绷紧的脸上看不到一丝笑容，而且态度也不那么合作了。
“很抱歉，蒙哥马利先生，”他站着说道，“我们无法帮助你。”
“她在巴西？”
“无可奉告。”
“在玻利维亚？”
“无可奉告。”
“有没有她这个人？”
“我不能回答你的问题。”
“一点都不能说？”
“是的。”
“我能不能同你的头儿或上司谈谈？”
“当然可以。”
“他在哪儿？”
“在天国。”
用完蘑菇汁牛排的晚餐后，乔希·斯塔福德和蒂普·德班去烧着壁炉的书房休息了。另一个男仆从费伦先生的酒柜里替他们拿来了陈年纯麦芽酿造的苏格兰威士忌，这个男仆是墨西哥人，穿一件白色茄克和浆硬的牛仔裤。他们还要了古巴雪茄。远处的一台立体声唱机放着帕瓦罗蒂的圣诞歌曲。
“我有个主意。”乔希望着火苗说，“我们得派人去找雷切尔·莱恩，你说呢？”
蒂普正在猛抽雪茄，所以只是点了点头。
“但我们不能随随便便派个人去。必须是律师，能解释法律上的问题，而且出于保密上的考虑他还必须是我们事务所的人。”
满嘴是烟的蒂普仍是点头。
“那么该派谁去？”
蒂普缓缓地从嘴巴里和鼻孔里喷出一大团烟雾，烟雾在他面前翻滚着向上散开：“需要多少时间？”他终于开口问道。
“我不知道，但旅程不会太短。巴西地域辽阔，面积相当于我们的48个州。而且要翻山越岭。那些人住得非常偏僻，连汽车也没见过。”
“我不去。”
“我们可以雇几个当地的向导，但仍会花上一个星期左右的时间。”
“那儿有没有吃人的生番？”
“没有。”
“蟒蛇呢？”
“别急，蒂普，不会让你去的。”
“谢谢！”
“可你也知道，我们有60个律师，个个都忙得不可开交！他们当中没有一个能马上放下手里的工作去找那个女人。”
“派一个专职助手去。”
乔希不赞成这个主意，他呷了一口威士忌，喷着雪茄的烟雾，听着壁炉里的噼啪声。
“必须是律师。”他好像是自言自语地说。
男仆端着新添的饮料来到书房。他问要不要甜食和咖啡，但客人们不再需要别的什么了。
“让内特去怎么样？”男仆离开书房后乔希问。显然，乔希一直在考虑内特这个人选。这多少使蒂普感到有些不快。
“你在开玩笑？”他说。
“不，”
两人默不作声地考虑着派内特去是否合适，他们竭力在打消心中的担心和异议。
内特·奥里列也是他们事务所的合伙人，己经干了23年。眼下他正被关在华盛顿西部蓝岭山的一个康复中心：在过去的10年里，他已经成了这一类康复中心的常客，在那儿接受戒毒治疗。每次他在里面都戒掉毒瘾或酒瘾，恢复充沛的精力，晒日光浴，打网球，发誓再也不沾恶习。然而，尽管他每次都发誓是最后一次，可总会有一次，而且一次比一次陷得深。48岁的他如今已经一文不名，离了两次婚，而且。又沾上了逃税的恶行。他看来是前途无望了。
“他曾是个喜欢户外运动的人，是吗？”蒂普问。
“是的。潜水，攀岩，就喜欢刺激的运动。染上恶习后对什么都失去兴趣，光工作。”
他是在三十几岁时开始走下坡路的。当时他接手了好几件控告医生玩忽职守的诉讼大案，一下子成审理医疗赎职案的明星律师。可同时他也开始酗酒并吸上了可卡因。他不再关心家庭，只沉溺于他的癖好——诉讼，烈酒，毒品。开始他还能做到平衡，但一直处在灾难的边缘，后来他输掉了一场官司，第一次坠落悬崖。事务所让他躲进一个疗养院，直到他戒了毒瘾，重新振作起来。
“他什么时候能出来？”蒂普问，他已经不再为这个主意感到吃惊了，而且越来越感兴趣。
“很快。”
但内特已是一个毒瘾很深的人，他能坚持几个月、几年不碰毒品，可最后总要重蹈覆辙。那些化学物质已经腐蚀了他的躯体和灵魂、他的行为举止变得十分怪诞，有关他精神变态的传闻已经在事务所里传开了，而且成了律师界的话柄！差不多是四个月前，他把自己锁在一家汽车旅馆的房间里，随身带了一瓶朗姆酒和一大袋药品，同事都认为他想自杀。
这是10年里乔希第四次差使他——
“也许对他有好处，”蒂普说，“你知道，暂时避一避也好。”
第七章
就在费伦先生自杀后的第三天，哈克·格蒂斯一大早就来到办公室，疲惫又急切地等待新的一天的开始。几个小时之前，他和雷克斯在一家酒吧共进一顿名副其实的“晚”餐。他们在饭桌上为那份遗嘱花费了一番心思，议定下一步的策略。所以他这会儿眼睛虚肿，布满了血丝，头也痛得厉害，但手脚还算利索地摆弄着咖啡壶。
哈克的一小时收费标准是不固定的：去年，办一桩棘手的离婚案，他每小时最低只拿200美元。他对每一个客户的开价都是350美元，这对一个有抱负的华盛顿律师而言并不高，但一旦套牢客户，他就可以靠虚报账单来捞足那份报酬。曾有一家印度尼西亚的水泥公司为一桩小官司答应每小时付他450美元，但接到账单后却千方百计地赖账。他调解过一桩非正常死亡的官司，从中获得了35万的三分之一。所以，就收入而言，他在事务所里是名列前茅的。
哈克在一家有40个律师的事务所当诉讼律师，这是一家二流的律师行，内部的勾心斗角阻滞了公司的发展，所以他很想自己开业。他全年账单上的钱有一半被用作了管理费用，按他的想法，这些钱应该归入他的口袋。
就在这个不眠之夜，他做出了将收费标准提高到每小时500美元、并按此标准回溯一个星期的决定。在过去的六天里他一直在处理费伦一案，这老头一死，这一家子就成了律师的摇钱树——哈克急于想要的是一场质疑遗嘱是否有效的诉讼——和一大群捧着成吨法律垃圾的律师唇枪舌剑地干一场。最好能开庭审理，以他哈克为中心打一场美国最大的遗嘱官司。打得赢固然好，但输赢并不是主要的。他会发一笔大财，会出名，而这才是今天的律师所追求的。
一小时500美元，一星期60小时，一年50个星期，哈克的年收入就是150万。开办事务所的经费——房租、秘书和助理律师的工资——最多50万，因此，如果他离开那个破律师行。自己在市中心开一家，他还有100万的净收入。
就这么办。他喝了一大口咖啡，心里默默地向这间杂乱的办公室说了声再见。他会带走费伦一案的档案，也许再带走一两个人，比如自己的秘书和助手。他很快就要付诸行动，在事务所染指费伦的诉讼案之前就动手。
他坐在办公桌旁，憧憬着令人振奋的新的冒险计划，心跳也加快了。他在想如何同乔希·斯塔福德进行较量。确实有令他担心的理由。斯塔福德一直不肯透露新遗嘱的内容。鉴于费伦是自杀的，他质询过这份遗嘱的合法性。哈克对斯塔福德在自杀事件发生后的口气的变化大为恼怒。现在，斯塔福德离开了城市，而且不肯给他回电。
哦，他真想和别人大干上一场。
上午9点，他同特罗伊第一次婚姻的两个女儿利比盖尔·费伦·杰特和玛丽·露丝·费伦·杰克曼见了面。这次会面是了哈克的一再坚持下由雷克斯安排的。尽管两个女人眼下都有她们自己的律师，但哈克仍想把她们拉过去。委托人越多就意味着在谈判桌和法庭上有更多的筹码，同时每小时也能多收500美元的酬金。
会面很不顺利，两人都不怎么信任哈克，因为她们不信任她们的哥哥雷克斯，TJ有三个律师，她们的母亲也有一个律师。既然别人都这么做，她们又何必要加盟呢？牵涉到那么多的钱，难道她们不该有自己的律师吗？
哈克拼命施压，但收效甚微。他很失望，但离开事务所的计划又马上使他振作起来。他己经闻到了金钱的气味。
利比盖尔·费伦·杰特是一个具有反叛精神的孩子。她不喜欢她的母亲莉莲，倒很想引起父亲的注意，但他很少在家。她9岁时父母便离婚了。
她14岁时，莉莲送她去了寄宿学校。特罗伊不赞成寄宿学校，他似乎懂一点孩子的教育。读高中时，他一反常态地努力和她保持联系。他常常对她说，他最喜欢的就是她了。当然，她也是孩子们当中最聪明的一个。
可是他没有参加她的毕业典礼，而且还忘了送礼物。在上大学前的那个夏天，她做梦也在想着如何伤他的心。她私自去了伯克利，名义上是学中世纪的爱尔兰诗歌，但实际上什么也不想学。
特罗伊不喜欢她去加州上大学，尤其是这所激进的校园。越南战争快要结束了。学生们赢了，是庆祝的时候了。
她很快接受了毒品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