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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伸手将孩子拎起，根本没注意那副小肩膀在抖动，像准备飞翔、准备逃亡的鸟的翅膀一样。
“我们要出远门。”那天早晨我告诉罗伯特。
“去哪里？”他说。
“你会吃惊的。”
“爸爸去吗？”
如果我们运气不错的话，他不去，我心中有个声音在这么说，但嘴上却大声说：“他得上班。”
罗伯特的脸上一片死灰色。这种死灰色时常出现，在经过一个糟糕的夜晚后的第二天早晨尤其可能出现，而头天晚上我与博比的声音一定很响。“难道因为这个你就要戴眼镜？”他说。
“是的。”
“样子很滑稽。”
在车站，他的眼睛离开游戏机，抬头盯着我看，似乎竭力在想我是谁，因为我剪着陌生的发型，戴着眼镜，穿着飘逸的长裙。日本武士全死了。他贏了。他的眼睛很明亮。
“告诉我，我们去哪里？”他又说了一遍。
“过一会儿。会告诉你的。”我说道，好像我知道似的。
“可以买口香糖吗？”
“现在不行。”
车站四周全是小商店、咖啡亭、廉价的首饰、快餐、报纸、书籍，像教堂里摆开了叫喊的杂货铺。车站播音员的声音有点英国口音。车站与机场不同，色彩过于庄严，过道过于简陋，灯光过于明亮。帕蒂？班克罗夫特两周前首次与我打电话时就说不要坐飞机。坐飞机容易被查出行踪。由她帮助逃跑的女人从不乘坐飞机：她们不是飞禽，是爬行动物，是求助者，是受难者。火车，公交车，轿车。还有就是保密。
帕蒂？班克罗夫特到过我工作的医院，那是我初次见她。她当时说，她在全国有好几百志愿者，他们只熟悉彼此在电话上的声音，他们的共同点是出于各自的原因想帮助那些遭男人殴打的女人逃跑，为这些女人在新地方安排新生活，帮助她们隐姓埋名，在美国没有明显差别的广阔天地里重新开始生活。
“那些被妻子殴打的男人怎么办？”那天曾有一个年轻的医生这样问。
“别逗人发笑了。”帕蒂？班克罗夫特懒洋洋地说，她不愿理睬这样的问话。
那天，她将自己的名片给了我，以防我在急救室里遇上不只是需要缝伤口和冰块，还需要逃跑、需要销声匿迹、需要永远离开家庭以挽救自己的女人。“护士是我最得力的一类介绍人。”她说。她握着我的手，神情严肃地看着我的眼睛。这是一张纯粹的名片，上而只有姓名和电话号码。没有头衔和地址，就几个孤零零的黑字。我将名片放在医院的存物柜里。我曾无数次拿起这张名片，但直到六个月以后，我才拨了上面的电话号码。她马上想起了我。“请把病人情况告诉我。”帕蒂？班克罗夫特说。“是我自己。”我的声音顿住了，带着羞愧的细语与悄悄声，“是我自己。”
“上哪儿？”我曾在电话上问过她。两天后，有人开着沃莱尔到上曼哈顿地铁站接走了我们，而两周前博比又最后一次殴打了我。我的声音听上去陌生又僵硬。鼻子和下巴已差不多愈合，所以，只要嘴部动作不大，我感到的疼痛只不过是脸部中央有轻微的抽搐痛。
“到了目的地你就知道了。”帕蒂？班克罗夫特说。
“不知道去哪里我就不走。”我说。
“那你就只好维持现状，原地不动了。”她说，“我们这样做是行之有效的方法。”我的手悄悄伸上去，捂了捂鼻梁，似乎在测试自己的决心。我感到磨牙处、后脑勺、整个脊梁都在疼痛。我感觉两腿间的血还在慢慢地流，就如我曾强迫自己忘却的东西又在涌现。“一周左右后出血就会停止。”
诊所里的人说。多带些干净内裤吧，我心想。无论生活有多少可怕，归根结底也就是这些了。一把牙刷。电池。干净的内裤。这些小东西使你无法思考重大问题。遮瑕膏。
泰诺①。自开始计划逃跑，我的脸色就有点黄中泛绿。博比大多夜里上班，我们很少碰面。
“你走后再被你丈夫找到，将会发生什么情况？”帕蒂？班克罗夫特问道。
“他会杀了我的。”我回答。
“如果你按我们说的去做，他就找不到你。”说完，她挂断了电话。
车站有线广播在嘟嘟嘟、呜呜呜地叫。“妈，我想喝杯可乐。”罗伯特用孩子们提出请求时使用的慢吞吞的口气说道，好像大人喜欢他们这么说话似的。他把两手和游戏机放在膝部，斜仰着头，看着屋顶。
“现在不行。”我说道。
…
① 泰诺。一种治感冒的药片。
一群穿公务装的人在通向铁轨的一个楼梯口排队。其中两人在用手机打电话。一个手拉漂亮拉杆拖轮皮箱的女人离开队列，朝咖啡亭走来，鞋跟在石头地板上发出敲击声。“Cafeau 1ait①，请。”那个女人对站在柜台后的女售货员说。
她看了看手表，然后转过身，对我笑笑，低头看看地面，又抬起头。“你丢了车票。”她说道。她将她弯腰从地上拾起的一个信封递给我。
“哦，不，我一一”
“你把票丢了。”她又说了一遍，笑了笑，语气很肯定，我能摸到信封的一角，一个尖头碰到了我湿乎乎的手心。
“高速列车！”站在楼梯口的一个穿制服的人在喊。于是，女人拿起咖啡，转过箱子，头也不回地朝楼梯走去。我沉重地跌坐在长凳上，打开信封。
“天哪！”罗伯特嘀咕了一声。又弯腰开始玩他的游戏机。
“什么？”
“没什么。”他说。
…
① 法语，意思是“来杯牛奶咖啡”。
信封里有两张下午四点到巴尔的摩的高速列车车票。
我看了看巨大的电子钟和墙上的时刻表。三点十二分，下一班高速列车就要到了。信封里还有其他东西：公共汽车票，驾驶执照，社会安全卡。我感到一阵迷茫，过了片刻才看到姓名：伊丽莎白？克伦肖，罗伯特？克伦肖。
当帕蒂？班克罗夫特在电话里对我指手画脚时，我很不舒服，但此刻我的感激之情油然而生。她至少有一件事照我意志办了：罗伯特必须保留自己的名字。
而我成了伊丽莎白·丽莎·贝思·丽白·①伊丽莎白？克伦肖。面对自己在咖啡亭玻璃中的身影，我几乎相信了。
那就是她，伊丽莎白·克伦肖？她有一头金色短发，一头顽童式女孩子的短发，是我在太阳快升起时，听到博比刚关门出去上班，用厨房里的剪刀和染发油在浴室里创造出来的。
她戴着从药店货架上买的金边眼镜，清玻璃使镜片带上廉价的光泽，将镜片后的眼睛变成两团穿不透的眩光。伊丽莎白？克伦肖削瘦，骨架修长，肌肉坚实，因为弗兰妮？贝内代托十多年坚持跑步，因为恐惧使她在以往几年里吃不香睡不稳，一句话、一个声响、一个眼神都会使她不由自主地翻胃。“一身鸡骨头。”博比在我光着身子向我伸出手时常会这么说。
那天上午，我费了点时间挑选该穿的衣服，习惯地想到常穿的衣服。我不很在乎衣服，不像博比母亲，她始终关注有没有减价的丝织物和毛衣。她身材很小，裤子做得非常贴身，讲究上衣和裙子的衬里和品牌。我大部分时间穿护士服，白色抵消了我消瘦、有雀斑的皮肤。我又把头发染成耀眼的橙色。可一旦换上紧身的、短的或领子低的衣服，我就不难看到博比眯起眼睛，眨了起来。我总是很难说得清哪儿得罪了他，只有等他歪着头上下打量我，看得我白皮肤变红我才明白。“我的天，”他用他那特别的嗓音说，“你穿那个东西？”于是，我一一普普通通的弗兰妮？贝内代托一一会觉得自己成了妓女，可她大半个夜晚没有睡觉，陪着她犯胃病的儿子；白天要拿着注射器、纱布垫、写字夹板和药片马不停蹄，要让醉汉和疯子安静，要停下来与孩子说话，还要不时安抚大夫们。弗兰？贝内代托除了与丈夫，从没与别的男人来往过。但只要她穿一件透出吊带内衣的衬衫，哪怕就一丁点儿，她便马上成了荡妇。吊带内衣下当然是胸罩吊带，要是让我像博比的母亲也那样穿，穿短裙时里面不穿长吊带衬裙，那就不知道博比会做出什么事来。可笑的是，我想一下就能说出博比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什么会使他暴跳如雷，程度如何。可是至于我自己喜欢什么、讨厌什么，我就不那么清楚了。大都情况下我只是随博比的心思行事，至少最终总是如此。我的衣着、化妆品或多或少都是按他的意思置办的。当然，都是我自己买下的，但买时总是一只眼睛留意着博比的脸色。还有他的那双手。
…
① 丽莎、贝思、丽白均为伊丽莎白的昵称。
但贝思？克伦肖，我将塑造自己，不再参考博比的意见。
甚至在没到三十大街车站候车室得知她姓名以前就开始塑造了。贝思？克伦肖穿一条宽松长花裙，两个夏天前穿的衣服，在衣橱深处找到的。博比曾说，穿那裙子的女人看上去像老奶奶。
博比自己的奶奶，他父亲的妈妈，总穿黑衣服，甚至去野餐和逛街也不例外。“过来，弗兰。”她在孙媳妇雪白的客厅里大喊。她坐在沙发里，活像沙发上沾了一大滴墨水。
她用身子裹紧我，将我裹在黑色里，令我觉得渺小而安全。
“哦，天哪，你太瘦了。”她总这么说，“博比，她太瘦了。你得让她好好吃饭。”博比的奶奶在罗伯特即将出生时去世了。
我很想念她。虽然这也许是不可避免的事，但我觉得，打那以后博比变得生硬，变得刻薄了。
“你勾引我，”年轻时我有一次对博比说，“是因为我的红发白肤与你的黑发褐肤很相称。”
“某种程度上是这样。”他说。那天天气很好。我们在威斯切斯特玩了微型高尔夫球，球场主人曾贩过毒，现在洗手不干了。我们在佩汉的意大利餐馆吃了饭。我们在锯木厂河公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