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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会相信吗，我中学二年级时深深地陷入了爱河，那个男孩名叫杰克逊。伊斯林顿，是从比拉科塔还要远的一个小地方来的。他在毕业班，淡色头发，深色眼睛，你知道，有时看起来很漂亮。我当时只有十五岁，很迷恋他，他在车里早已把手伸进我裙子里面，我也随他这么做。有天他开车顺路送我回家，与我父亲长谈了一次，后来我父亲进来吃晚饭。我还记得很清楚，当时我们在吃通心面、奶酪、炖西红柿，爸爸对我说：‘那是个好小伙。这样一心扑在种田上的人现在可不多见。’
“天哪，你该听听那男生说的话，第二天放学回家吋我问起这事。瞧他谈土地、观察作物生长和清晨的空气时的神气，种十英亩的玉米简直就像当牧师那样神圣。接着，他吻我，吻我脖子，然后往下吻，总这样吻。我想正是这样的吻使我感到如饥似渴。然后他吻我的嘴，像以前无数次吻过的那样，把舌头伸进我嘴里，只是我尝到了泥土味，尝到那味道几乎让我呕叶。
“甚至现在我有时还会想，辛迪。李，你当时怎么啦？因为十五岁的人应该能够忽略这种事，沉迷于爱中会忘乎所以。可我觉着他在摸我，我想的只是自己像母亲那样骨瘦如柴、皮肤漆黑，还有餐厅桌布上的尘土。就是那样。就是那样。”她眼里满含泪水，辛迪小心地弯起一根手指，用指关节擦着眼睛。接着，她笑了起来，是那种震颤的、阵发性的笑。当你想抖去眼泪时，你会那样大笑。我自己有时与格雷斯说话时也这么笑。
“与克雷格第一次约会时我对他说：‘你认为你会怎样谋生？’他当时十七岁，一定以为我疯了。他说：‘我要搞商业。’游泳池生意让我犹豫，到处挖泥，但他在地下室装了淋浴器，就在外面门旁，他爱清洁，每次从地下室上来，身上都散发着迪奥牌香水味。说到这里，她抬起下巴，朝我笑笑，是女人投向女人的那种灿烂的微笑，就像刮个鼻子，轻轻拍一下，开开玩笑那样。我眼睛向下看，摆弄着桌上的管子、壶什么的，看着它们的标签：赤铜、秋叶、蜜桃、黑貂，禁不住开口说了话。
“在八年级时遇到一位修女，她要我报考一所确实非常好的私立学校。她一直说她认为我有潜力。潜力。我喜欢这个词的发音，听上去好像有人把你从大炮里射出来。于是我跟父母说了这事，我母亲看了我带回家的广告。我记得那张柔软发光的纸上有漂亮的彩色照片，照的身穿校服的孩子们在理化实验室里做实验、在大图书馆里看书。我母亲看了看，只说了声‘怎么？’就完事了。好像我的一生就概括在这一个词里。而且情况始终是那个样。当我想随语言俱乐部到西班牙旅行，或当我想上大学时，回答都一个样：怎么？那有什么意义？我知道原因是他们没钱。我父亲靠残疾金生活，母亲当秘书。可是又让人感觉起来并不是因为钱，好像是失败感。我看着卧室梳妆台上他们的合影，清瘦，漂亮，幸福，满脸微笑，失败感好像笼罩了整个家庭。我上了当地的教会女校，接着上了当地的护校，后来我连失败感都看不清了。然后结婚，我对一切都心满意足。
“等我妹妹长大之后，我才真正认真考虑这一点。因为父母他们用对我的同样方式对她，只是她不把他们放在心上，那有什么关系，格雷斯？学速写与打字，格雷斯。牙医埃德加博士在找接待员，格雷斯。有时我们在自己房间里时，格雷斯会嘲笑他们，甚至会取笑他们。她为自己争取了一份奖学金，上了私立中学，找了工作，因想用工作赚钱读完大学，便租了一辆U货车，这样她就能全国跑。我母亲问她，为什么要去那么远的芝加哥上学。她说：‘因为我喜欢。’就像干你喜欢的事是世界上最自然不过的事。
“有时我见她在看我，我能判断出她在为我难过。上帝，那可真像叫我死一样，那个小格雷斯，我为她换尿布，给她唱歌读书，尿布脱落在她肉乎乎的膝盖周围，她会满屋乱跑地喊‘弗兰妮呢？’我教会了她跳橡皮筋，教她放学后怎样脱学校的校裙，可到最后却总让她为我感到难过。但是，你知道，我没有谁可依靠，而格雷斯却有我。这给了她信心。
“或者至少在不该去做的事情方面有个教训”我耸耸肩。
“她为自己创造了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从头开始完全由她自己创造。”
“嗯，你也是如此。”辛迪说。
“什么？”
“在这里，”她说，“你在这里为自己创造了一种全新的生活。就像你妹妹那样。”
“那不一样。”
“哦，亲爱的，我们总这么说。”她说，“当然不一样。一切都在清澈湛蓝的天空之下，却又总不一样。如果我没学法语，而是学了西班牙语，就不可能认识克雷格，我这一生就完全不一样了。或者说在我认清东西南北以前，我与杰克逊一直好下去，一切又会是不一样。想到这一点就让人恐惧，那样的话，情况会多么不同啊。再说，如果你不是对罗伯特那样不放心，像我对切尔西那样，那我就不会遇到你，情况又会是多么不一样啊。”
“我不是对罗伯特不放心。他上了新的学校，他……”
“我知道，我知道。这与切尔西的情况不一样。行啊。
不过，现在我们相互了解了该了解的东西。你了解了我为什么每天搽粉底霜、抹粉，而我了解了你为什么不化妆。我本以为我们只是做做指甲和头发，可我们接着却坐在这里掏心掏肺。”
“是因为过生日。生日让人情不自禁地去思考自己的生活，思考你是怎样成为今天的你，思考你是否对自己的生活感到满意。”
“我看，你今年的生日不适合回答‘是不是对自己的生活满意’这个问题。”辛迪说。
“你说得对。你呢？”
辛迪抬头看着屋顶。我似乎看到岁月在她透明的视网膜后面翻滚，她在思考着曾经发生和经历过的事：丈夫，孩子，她自己。
“我对我的生活很满意，”她最后说，“但确切地说，这并不是我所希望的。”
“阿门。”我说。
她向前倾过身子，抱了我一下，将所有的化妆品放进一只大手提包里。这种大手提包，在假日里有人来订货时，她是免费赠送的0：）“弗兰妮是谁？”她说。
我大为震惊，但脸上没有表露出来。再说，她也不在看我，她正看着她的化妆用具。
“什么？”我说。
“你说，你的妹妹喊你弗兰妮，整天喊‘弗兰妮在哪儿？”’
“这是以前的一个别名。”我说，说话时呼吸还是很急促，一边还在倾听，在感觉。
辛迪伸出那只大手提包，是一只红色的包，上面带着黑色的新奇装饰。我的婆婆会喜欢这只包。“给，弗兰妮，亲爱的。”她说道，可是，就这个名字，一个词语，在她的嘴里听起来很美妙。“你有了一张新面孔。再一次祝你生日快乐。
我向上帝发誓，你是一个新女人了。”
“后来杰克逊？伊斯林顿怎么样了呢？”我说。
“我没有再得到他的半点消息。”辛迪说，“你的八年级的修女呢？”
“她离开了女修道院，结了婚，成了社会工作者。”
“怎么会呢？”辛迪说。
第 九 章
让我自己说，厨房柜台上焙盘里的甜薯跟杂志里食谱照片上的差不多。秘诀就在波旁威士忌酒，熬黄油和红糖时加一点，熬成槭树汁糊那样就成。我母亲的菜谱中有这道菜，若不算她从蘑菇汤酱罐头底部读到的菜谱，剩下就只有这道了。甜薯在我的婆婆家里只是做做样子，并不受欢迎。我们总在我婆婆家用感恩节晚餐。火鸡也不受欢迎。
它与其说是主菜，不如说是中心菜，肚里塞香肠和茴香，放在桌子的正中间，四周放着浅盘的卤汁面条和塞奶酪的朝鲜蓟。在安。贝尼代托家，尽管她做的菜常不错，我还是吃我的甜薯，免得我的焙盘放在侧板台上无人问津。在火鸡与卤汁面条的竞争中，火鸡半点希望也没有。
波旁威士忌，那是我母亲常说的。还有美洲山核桃。
很昂贵，我说的是美洲山核桃，每袋差不多要三百美元。我买小瓶装的波旁威士忌酒，像航空餐中的那种。我害怕家里有酒。到莱克普拉塔的第二个星期，我买了一瓶便宜的夏敦埃白葡萄酒，这种酒给人舌头根有酸痛的感觉，但好像只持续了两天。之后就没了。每一滴波旁威士忌酒都进了煮锅。
“这甜薯真不可思议，”罗伯特说，前天晚上在烤炉上蒸
甜薯时他用手指去捅它们，“闻起来香极了。”
甜薯没削皮，棕黄色，星期四早晨已像石头一样冰凉了，但你将脸凑近了仍能闻到香味。那天我在接辛迪的电话，我的心直往下沉。她的声音断断续续，克雷格货车里车载电话的静电声弄得听筒里一片石子滚动的声音。那是感恩节，可勒尔巴克家没将火鸡放进锅，相反，他们正沿州中轴线向南滚滚开去，到克雷格父母生活的退休村去。前天晚上他父亲在退休村中风了。克伦肖家的感恩节计划就这样随着他们滚滚南去的车轮而泡汤了。
“真对不起，”她不断说，“我真是太对不起了。”
“辛迪，好了。”我一面说，一面手戳着甜薯。“常会有这样的事。”
“我知道，”她说，“我知道。”
“我们再作计划，”我说，“也许，与卡斯特罗一家一起。”
“哦，我把卡斯特罗家给忘了。”她说，声音听起来轻松了点，静电声更响了。不知车到了公路哪儿，只听咔哒一声，随即是奇怪的超音速般的尖叫，接着便是寂静和空旷，我们都没了对方的声音。
我当然知道卡斯特罗家也早巳走了，到奥兰多与一些亲戚一起过感恩节。罗伯特告诉过我，那些亲戚在觉得需要到美国来重新生活前早就是亿万富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