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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丢掉了关键的抢七局。
第二盘情况稍好一点。为了让体力充沛的萨芬娜变得安静一点，我尽量让球的落点不停变换。这一点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我在局分上取得了4∶2的领先。
萨芬娜意识到了我的企图，她开始更加卖力地反攻，这位比我年轻4岁的俄罗斯少女的力量简直是无穷无尽的。我丝毫不敢怠慢，脑子里那根弦绷得紧紧的，仿佛稍有不慎，就会断掉。然而就在这种千钧一发的状态下，我总是听到看台上某个观众大声呼喊：“上网！削球！左右拉！”声音很大。萨芬娜的回球还没有落地，我就听到他在喊：“出界啦！”有些观众也在附和着他一起喊叫，场面混乱不堪。因为观众的反应太大，裁判也用中文说过几次“安静”、“安静”，但收效不大。
我觉得耳边到处都是噪声，以往国外观众喊英语、法语还好些，我可以充耳不闻，但当场下充斥着自己的母语时，你很难不受影响。
打败大威之后，我知道自己的心理状态产生了变化，之前我的想法是：尽力而为就好，但现在，我对自己的期望变得更高了，我急于获得对萨芬娜的胜利，结果欲速则不达。此刻的我如同逆水行舟一般，在疲惫、烦躁的夹击下精疲力竭，头脑也变得麻木不仁，一阵高过一阵的声浪让我很难去思考接下来的比赛。打到5∶4的时候，我有一个盘点在手，在我回球时，那个声音再次响起：“上网！扣死她！”
鬼使神差地，我居然真去扣杀了。
网球应声出界，我丢掉了这一分。
在我想明白自己要做什么之前，我的身体已经先行一步。坏脾气淋漓尽致地爆发了出来，我冲着观众席大喊了一声：“Shut up！”
场面忽然一下子就静下来了，被伤及无辜的观众们的表情失望而委屈。我也被自己的冲动吓坏了，我这是在干什么？
我说不出话来，负罪感开始一阵阵涌上来，我无心恋战，匆匆打完了这场比赛。
赛后我既感到愤怒，又不停地被内疚折磨。我欠那些热情的观众们一声“对不起”。
这句“闭嘴”在我来说，是“你这样做不对，你干扰我了”的意思。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一下子就把这句话说出来了，好像这样就找到了一种发泄的渠道。以往承担这个压力的是姜山，但这一次，我失控了。急躁的性情让我没能控制住自己，显然，这不是一个成熟的运动员应该拥有的心态。
常年在国外训练，我习惯了在网球场上说英语，因为只有用英语才能与裁判、裁判长以及教练们沟通。赛后，网络上针对“李娜为什么用英语骂人”开始了轰轰烈烈的讨论，光是“骂观众”就够恶劣了，“用英语”则更让我陷入了万劫不复的泥潭中。微妙的民族情绪被这句“Shut Up！”激发了出来。
如果我早知道这个下意识的举动会带来这么大麻烦，我宁可用胶条把自己的嘴巴粘起来。
奥运之旅就这样充满起伏地结束了。从这次比赛之后，我自己也开始有意识地训练自己的心态。奥运会是我非常看重的比赛。爸爸生前曾说过希望我能拿到全国冠军，拿到奥运会冠军，好容易赶上这一次我们国家主办的奥运会，我却没能达到自己的期望，止步于四强，不能不说，还是很遗憾的。
21 单飞
2008年我已经26岁，作为一个职业选手，这个年龄就差不多了，这种环境、这样的方式我也待够了。我想体会一下真正的职业网球是什么样子。
2008年9月奥运会过后，中国网协宣布我、郑洁、彭帅、晏紫四位球员可以选择单飞。
这个消息是我期盼已久的，“改制”在中国网球运动史上是一个划时代的举措。我不知道孙主任用什么方法说服体育总局让网球可以改革，我们可以单飞。一听到这个消息，我简直欣喜若狂，立刻就去签协议了。这份协议规定，从2009年开始，运动员个人可以享有如下政策：教练自主、奖金自主、参赛自主，收入归运动员及其团队所有，须将商业开发收益的8％和比赛奖金的12％上缴国家。协议还规定，当运动员自身的参赛、训练计划和奥运会、联合会杯等比赛发生冲突时，需要服从网协安排，并且肩负为所属省区市参加全运会等比赛的责任。
对这些条款，我全盘接受。它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的训练和生活，将我们真正送上了职业化的舞台。说得夸张一点，这就是中国网球史上的“包产到户”。此前，我们一直是吃“大锅饭”，大锅饭可以引导新人成长，可以保证年轻人得到更多的锻炼机会，但是要帮助那些比较成熟的队员进入到更高级别的领域，“大锅饭”的体制就显得有点有心无力了。这种情况下，灵活的商业机制就显出了优越性，“国营”体制做不到或者不屑去做的事情，“私营”模式可以很好地解决。
我特别感谢孙晋芳主任，我知道她一定为此做了很大的努力，才让网球中心底下的女子网球队有这么大的突破性举措。
当时刚提出改革方案时，体育总局方面的阻力很大。孙晋芳主任解释说，网球是一个很特殊的项目。总局方面的回应是：哪儿特殊？如果是个人项目的话，乒乓球、羽毛球都是个人项目。
其实，运动本身并没有高低贵贱之分。网球的特殊性在于它是一个已经高度职业化的全球主流项目，是小球中的大球，所以就有了改革的可能性。
当时我们国家网球队的成绩也不像现在这么好，大家众口一词地表示：改革是错误的。如果不是孙主任力排众议坚持体制改革的话，我们这一茬运动员可能最终也就和前辈一样悄无声息地沉寂了。
直到2011年拿到法网冠军后，这个一直存在争议的“改革”才得到更多的支持。
我一直都希望能通过单飞的形式得到更专业的训练。早在2004年我复出的时候就有过这个想法。刚复出的时候成绩很好，国家队想要我2005年归队，但当时我还在华中科技大学念书，就向队里提出可不可以自己做，不进国家队，因为这样我还可以继续上学读书。当时我说的“自己做”，其实也只是把编制留在湖北省队，并不等同于后来的“单飞”，只是不想去国家队那么麻烦。这个要求没有得到批准，鉴于当时国家的体制，留在哪里不是个人可以轻易说了算的，最后我还是进入了国家队。
说实话，我的性格太直了，一些场面上的事情，我不会做，也不善于做，因此显得不合群，也让领导很难受，所以在国家队，我不算是很受喜欢的运动员，至少自我感觉是这样的。他们可能会想，羊群里怎么忽然就跑出一只骆驼来了？当然不会有人公开这么说，但那种微妙的距离感无处不在，没有赛事的时候，我基本没什么存在感，人家看我的眼神像是在看一扇玻璃门，穿过我的身体直达远方。当某项重大赛事到来之时，我忽然又炙手可热了。大家排着队亲切关怀，这给我关怀的啊……躲没地方躲，藏没地方藏的——躲球场打球都不行，人家照样能找到你。
这种事次数多了，自己慢慢会领悟。时间长了，我也习惯了，也麻木了。
但长期这么相处下去，其实挺没意思的，我也难受，领导也难受。
还是单飞吧，单飞就是双赢，大家都痛快。
其实我跟国家队的关系也不算紧张，我们并没有多大的矛盾，某种层次上，我们其实还是共同体，一损俱损，一荣俱荣。
但是有些事情有些时候没有得到及时的沟通，以讹传讹，已经离最初的原意有一些偏差了。等到队里的指示再一层一层反馈回来，最后到我这儿，也偏离了本意变得面目全非。有时实在匪夷所思，我只好去当面申诉，弄得队里也很吃惊：我听说的怎么不是这样呢？
姜山告诉我，有些气要受，有些事得忍。
可是有些事我忍不了，你让我吃苦可以，受累可以，但是不能哄我、骗我。如果哄我、骗我，我索性就把一些确定不了真假的消息直接屏蔽了。
我也不太愿意去解释。我觉得，你如果认为这是杯子，我再怎么告诉你这是碗，你也不会相信，因为你已经有自己的想法了。好吧，你说杯子，那就是杯子。
现在自己做自己的主，担自己的风险，打自己的成绩，我觉得自己虽然比以前累了，但精神上比以前轻松了。现在挺好的，最起码不会为一些原本不该属于体育范畴之内的事分心。
2004年到2008年，正好是一个奥运周期。2008年奥运会开始的时候，我被伤病困扰了很久，成绩不见起色，渐渐萌生了去意，便和国家队的相关人员谈了谈自己的想法：如果不能自己自主参赛，去做一个真正的职业球员的话，就退役算了，这样我还可以继续未完成的学业；如果可以自己打，我就继续打下去。2008年我已经26岁，作为一个职业运动员，这个年龄就差不多了，这种环境、这样的方式我也受够了。我想体会一下真正的职业网球是什么样子——像国外同行那样自己请教练，自己有选择参加比赛的自由，能够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和技术水平配备自己的团队，能让自己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这才是职业网球。
打了十几年网球，却从来没有体会过真正的职业网球，这是我当时人生中最大的遗憾。那时远没想到自己能拿大满贯冠军，就像隔着窗户纸往外看，只知道外面有星星、月亮，具体的样子却是雾里看花，无从捉摸。
等到签了单飞的协议，我感到自己迎来了一个全新的开始，从此，我可以去试着融入职业网球的圈子了。
单飞，意味着运动员有更多的自主权，可以自己挑选适合的比赛参加，挣奖金，请教练，安排训练。同时，单飞也意味着压力增大，如果成绩不好，奖金少，就无法请到好教练，训练水平就不会高，最终就会被淘汰。它不仅意味着机遇，更意味着挑战和压力。我和姜山还开玩笑，让他做最坏的打算，弄不好，我可会把我俩原来的积蓄全部用完，一无所有呢。他说，那我们就从零开始，再来一次。
这当然是玩笑话，我已经26岁，“从头再来”这种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