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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来了，他戴着白帽子，穿着白大褂，眉目清朗，看起来也很是慈祥。这位大夫以前对中国人有点成见，但在我们交往的过程中，他说，我改变了一些他对中国人的印象。
他曾经告诉我，我和他的女儿差不多大。事实上，他和我讲话的方式也很像一个爸爸和女儿讲话的方式。手术开始的时候，大夫过来告诉我：“现在我们给你打麻药，再过一会儿你就会睡着了。”
我点点头，这边的医生真好玩，每做一件事会先解释给你听。
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做手术，非常好奇，打完麻药以后还老想撑开眼睛看看他们在忙活什么。医生拍拍我的脸，问我：“紧张吗？”
我小声说：“不紧张。”
话刚说完，就觉得眼皮发沉，很快就睡着了。
手术大概做了一个多小时，等我醒来时，已经是中午了。护士在我睡着的时候把我送回了病房。我看到自己的腿高高地跷在床头，有根管子从腿上伸出来，另一端接着一个用来排淤血的袋子。我腿上没有打石膏，只裹了一层弹力绷带。手术前打的麻药还没完全失效，我躺在那儿，头还有点晕。
第一次做手术，我多少有点害怕，好在从医生到护士都对我很好。那一整天医生都有手术，但他在下班之前还特意来病房看我，问我感觉如何。
护士会把饭送到我房间里来，我可以自己吃饭。麻药劲儿过后，伤口有点疼，但我觉得还可以忍受。最郁闷的是当天晚上去厕所的时候，刚一起来就觉得头晕，身上还插着根导淤血的管子，碍手碍脚的，去趟厕所特别费劲。好容易才从洗手间走回来，感觉像是虚脱了似的，浑身冒冷汗。
第三天，医生过来教我怎么用拐杖走路。就在这一天，医生要把插在我腿上的管子拔出来。他事先警告过我会有点疼，但真下手拔的时候，我还是瞬间疼出了一身冷汗——那种感觉就像生生从你身体里抽出一根骨头似的。拔完管子，我足足休息两个多小时，才慢慢缓过来。
做完手术后，我不太敢弯腿，稍微弯一点点也提心吊胆。拔管子的时候拆掉了弹力绷带，伤口就用白色的布贴着，用冰袋镇着消炎。我做的是微创手术，后来也没留下什么疤痕。
我在医院待了5天就出院了，出院时还拄着拐杖。因为长久没训练，肌肉萎缩得很厉害，住院期间医生每天都会帮我做两次按摩，他按摩手法纯熟，根本不会弄疼我。
出院后的第一天，我开始跟着体能教练哈纳斯做康复训练，腿暂时不能动，就只练上肢。做完手术一星期，回医院拆线，拆线后又拄了十天拐杖，医生才准我自己走。
刚把拐杖扔掉的时候，我还是不敢在右腿上施力，每次试着把重心挪到右腿上时，都会立刻感到不舒服。 哈纳斯给我排的训练时间表很满，每天上午下午的课都排得满满的。我像个小跛子一样，每天跛着去训练场，再跛着回来。
自己的腿到底能恢复成什么样？我心里也没底，这件事就像巨石一样，沉重地压在我心上。
哈纳斯根据我的身体状况给我制订了整套的康复计划，我们就对着镜子做康复训练。刚开始训练时，我就发现自己的双腿极度不协调。哈纳斯给我安排的训练计划，我左腿可以很轻松地做完，右腿却根本没法做到。这种时候我心里特别难受——在做手术前右边原本比左边要强壮的，可做完手术后右边要比左边差很多。
在训练中，哈纳斯不时要求我“蹲低点”，“再低点”，可是我的右半边身子无论如何都低不下去，感觉上，那好像不是我的腿，而是另外一个什么人的。你拼了命地想把这个计划做好，可它的状况又不允许你去努力。那种感觉真令人绝望。我心里特别着急，很想做好，但右腿一用力就痛……而这时距离8月8日奥运会开幕只有四个月的时间了！
我几乎听得到表盘上秒针咔嗒咔嗒走过的声音。 哈纳斯跟我说没关系，相信你自己。还给我做了很多计划，包括后来去打温网。但我在内心深处一直有点怀疑，真的能康复吗？我还能打球吗？那段时间，我经常陷入一种极度恐慌、绝望和焦虑的状态。 看着别人都在打比赛，但自己连拍子都不能拿。我常会跟姜山发脾气：“为什么别人都挺好，我却每年都在受伤，就不能将一整年的比赛完完整整打下来？我这么辛苦地练习有什么用？还不是打不了球！”
姜山并没有跟我一般见识，他在照顾我之余也在积极与哈纳斯和医生探讨我的病情。待在德国有一点好，医生和哈纳斯可以随时联系我。比如我今天腿有点不舒服，马上跟医生联系，医生会说出是什么问题和毛病，接着马上给哈纳斯打电话说什么计划可以做，什么计划不可以做，这对康复很重要。
在那时，我根本不知道会有今天的成绩，腿不能动，我就像掉进了万丈深渊一样，只觉得前面黑压压一片，一个跛脚的退役网球运动员能做什么呢？做手术这条路是我自己选的，再好的医生也有百分之几的失误率，我这条路真的选对了吗？还是该像别人建议的那样选择保守治疗，然后听天由命呢？这是我人生路上第一次豪赌，我忐忑不安地等着结果。
万幸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的腿渐渐呈现出好起来的趋势，哈纳斯给我定的指标我也慢慢能完成了。由于我在德国的签证只有三个月，6月30日前我必须离开德国。我对自己不是很有把握，觉得还没有恢复到百分之百的健康状态，但医生说，可以去打球了，让我相信自己，打打试试看。
于是，我参加了2008年的温网，甚至还赢了首轮的对手。尽管第二场我就输给了一个很年轻的姑娘，但这珍贵的胜利却是“竞技状态正在回升”的铁证。我兴奋得几乎要哭出来了。输完球后，我和姜山就收拾行装，高高兴兴地回国备战奥运去了。
20 08奥运会
在我想明白自己要做什么之前，我的身体已经先行一步。坏脾气淋漓尽致地爆发了出来，我冲着观众席大喊了一声：“Shut up！”
等我在德国做完手术、进行了3个月的康复训练回到国内，奥运会似乎已经近在咫尺了。“鸟巢”和“水立方”场馆都已经收拾齐备，倒计时每天都出现在电视屏幕上。我和国家队的队员一起来到蓟县的基地，在此地集中训练。
蓟县位于北京与天津的中间地带，我们的训练场地坐落在群山之间，远眺可以看到长城，山谷间空气清新，没什么人，这是个让人感觉很舒服的基地。
打完温网回国后，我的右膝又有点水肿了。我赶紧与医生联系，医生告诉我该用的针剂的名字，让我在国内找医生，每5天打一次针。因此我在蓟县训练时每5天就往北京市区赶一次，姜山陪着我坐车去找北医三院的胡大夫打针。这样往返一次至少要花三四个小时，但为了训练，也没有别的办法。
由于训练强度陡然增大，我的膝盖比预想中磨损得要严重，有一次训练后肿得很厉害，医生得先把里面的积水抽出来，再往里打药。这个针我一直在断断续续地打，中间断过几次，但最后还是延续了下来。即使是现在，我也每周必去打一针。注射进膝盖的药剂相当于机械使用的润滑剂，对软骨能起到保护的作用。
腿伤是否会影响我在奥运会上的发挥？就连我自己也不敢确定。我对奥运会只能抱一个“重在参与”的心态，没有给自己太大压力。好在大家关注的焦点都在女子双打上，对单打项目普遍不抱什么期望。奥运会前我们在蓟县集训了很久，当时的主教练对郑洁、晏紫的关注比较多，经常去看她们训练，我的场地他只来过两次。可后来我在奥运会上进入前四时，主教练又忽然来看我。当时我正在中心场地训练，很多记者都在现场，主教练忽然过来视察，还帮我捡起一枚掉在地上的网球。我顿感压力，这个有点刻意的行为说明大家相信我这次可以获得奥运奖牌。
8月8日，奥运会开幕了。尽管有着种种伤痛和担忧，但当奥运会真正到来时，我仍然感到兴奋异常。这是我们国家举办的奥运会，这是一次意义非凡的盛会。2000年我也参加过悉尼奥运会，那是第一次参加奥运会，但这一次毕竟是在家门口举办的奥运会，感觉非常不同。
很难形容那种欢欣鼓舞的心情。我想在当时，无论是运动员还是普通观众，是在北京开幕式现场还是在家里的电视机前，身为中国人的自豪感都会油然而生。
开幕式的时候，孙主任怕我身体跟不上，还跟我说：“别去了，太累了。”我告诉她没关系，“我要去的”。我想亲眼见证这一盛事。当时我还很仔细地给自己化了个妆，好让自己上镜时好看一点。
作为奥运会东道主，中国的方队是最后一个进入主会场的。一路上，志愿者们就在中国代表团周围不停地高喊：“中国加油！”观众席上，人手一面小国旗，大家都高高举起旗帜大声呐喊。有那么一瞬间我真的想流泪——语言形容不出那么微妙的感受，我无力多说什么，我只能任自己的热泪流淌。
进场后，表演开始了。我和姜山都不停地与人合影。其实那时我最想找费德勒照相，那天他是瑞士代表团的旗手，一出现在赛场上就引起了观众们热烈的回应。平时我们看到的都是身着运动服的费德勒，而在开幕式上他穿的是瑞士代表团的制服，非常新鲜。我在人群中找了他很久，没有找到，可能他提前溜走了。那天还是他27岁生日，想来这一天对费天王也很有意义。不过我还是很开心，我在人群中找到了汉图楚娃和其他几个我特别喜欢的网球运动员合影。中国代表团的运动员们也互相拍照，大家的情绪都很高涨。去的时候，我们还都纪律严明，谁上哪台车一点都错不得，等到开幕式散场后局面就全乱了，大家看见哪辆车就上哪辆车。代表团发的鞋子我穿着不舒服，车到了奥运村我就打着赤脚走回去了。
与奥运会带来的欢乐相反，网球队里一片愁云惨雾：那次比赛的开局形势对中国队很不利，我记得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