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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我以19号种子身份出战澳网。在前三轮都非常顺利地晋级，其中第三轮我以直落两盘击败9号种子俄罗斯名将萨芬娜。进入1/8决赛，我遇上的对手是6号种子、瑞士公主辛吉斯，在先胜一盘的情况下，我被逆转，最终止步16强。不过这已经是我澳网的个人最好成绩了。辛吉斯是世界顶尖的高手，在与她的对抗中，我并没有一味地被动挨打，而是找到了一些与之抗衡的方法，虽然最后丢了比赛，但是让我认识到自己与世界顶尖高手的差距并没有我想象中那么大，对我自信心提升还是有一定帮助的。
3月份的美国印第安维尔斯网球赛上，我在第四轮和1/4决赛中分别淘汰扬科维奇和兹沃娜列娃进入四强。据说是该项赛事四强中首次出现中国单打选手。3月下旬我参加了迈阿密大师赛，值得一提的是在十六强争夺赛中，我在第三盘逆转了比利时名将克里斯特尔斯。她在2005年的世界排名是第二，2006年世界排名第五，曾经多次获得大满贯冠军，与海宁有“比利时双姝”的美称。去年的温网我就是因为输给了克里斯特尔斯而告别了赛场，现在找到机会扳回一城，我对自己的信心又增强了一分。
可就在我自信心大涨，外界对我也普遍看好的时候，意外出现了。
2007年4月份红土赛季开始了，我要在欧洲打将近两个月的比赛，这一次姜山全程陪同我——我从华中科大复出后，姜山仍然留在学校读书，他顺利地完成了四年本科学业，然后进入湖北队当网球教练。在我的一再要求下，国家队将姜山调来担任我的专职教练。
网球是一项孤独的运动。对我这样经常单独出国的球员来说尤其是这样，欧洲赛季至少会延续三个月，如果没有国家队的球员、教练陪同，这三个月就像一场漫长的苦役。即使有教练，还是有许多不方便的时候，你会希望身边有家人陪伴。在这个圈子里，小运动员打比赛，一般都是父母随行，长大了，陪伴在身边的人就换成了兄弟或丈夫。国外的球员基本都有自己固定的小团队，球员打球时会带着自己的伴侣、体能教练、技术教练和治疗师，有的还会带家人去比赛。当时国家队也曾以我的名义聘请了外籍教练，但教练来中国后，要负担起整支队伍的指导工作，能用在我身上的精力就少得可怜了。
一心不能二用，我一直很怕在专注打球的时候，还得分心来惦记“比赛有没有注册啊”“酒店房间有没有订好”这些问题。队里的其他队员有些也有自己的私人教练，我心想，我也需要一个私人教练啊。没有人比姜山更适合这个角色了，我就向国家队申请将姜山调来担任我的教练。
国家队思考再三后，同意了这个申请。我素来是个心直口快的人，姜山则比较理性，遇事想得比较多，比较周全。有了姜山在我和国家队之间做缓冲，我们处理问题的效率明显提高了，他的存在有效地减少了我和国家队之间的摩擦，我外出打球时也不再觉得孤单，姜山是一个称职的私人教练加助理，那些我没想到的问题，他都可以帮我处理妥当。
然而这一次，我们遇到了一个连他都没想到的问题。
2007年4月底，我和姜山到了欧洲，这正是春暖花开的时候，在欣赏古老欧洲花团锦簇的美景的同时，我忽然发现自己开始不停地打喷嚏，差不多每天要打三四十个，从到达驻地起就没停过。这真是前所未有的怪事！
这样持续两个月后，已经转战草地比赛，突然一天我觉得右侧肋骨不舒服。当时也没太在意，可是后来越来越严重，肋下的疼痛越来越明显，等到离温网还有一周的时候，我发现只要自己深呼吸一下，肋下立刻会传来明显的痛感。
本来温网前一周还有个比赛，我和国家队商量把它取消了，这样一来就可以给自己足够的时间休息。可能是这段时间练得太狠了吧，我想，休息一下吧，全力准备温网才是重点。然后我和姜山一起飞到伦敦，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温网。那时国家队在伦敦租了一套别墅，所有队员都在那里居住，我和姜山也搬到那里休养。
到了伦敦之后，我发现情况比我想象得要严重了，我连早上起床都不能直接坐起来，必须先侧过身借助肘部的力量，才能把自己撑起来。
后来疼得实在不行去医院拍片子，在去医院的路上姜山突然就急了，说：“你不就是不想打比赛吗？不打不打我们回国。”
他不信我说的话，还生气了。
我无言以对，也没有心情去跟他吵架——肋下的疼痛让我很难分心去想别的事，我只是觉得委屈。
网球运动员最容易出问题的部位是手腕、肘部和膝盖、脚腕，但很少有网球运动员会在这个部位受伤，我自己也没想到肋下会毫无征兆地疼成那个样子。万般无奈之下，我告诉主教练我可能受伤了，然后去找赛会医生。
赛会医生建议我拍个片子看看，我就和蒋教练、姜山一起去了医院。医生诊断后说可能是骨头有问题，这种职业病常见于高尔夫选手，网球运动员几乎没有得的。最后拍片子的结果也验证了医生的推测：肋骨骨裂。
我很奇怪，因为这个地方从来没有遭受过严重的碰撞，怎么就会骨裂呢？
医生仔细询问了我这一阶段的活动状况后告诉我：我刚到欧洲时患上了花粉过敏，骨裂就是由于这期间我不停地打喷嚏导致的。
打喷嚏居然能把骨头打裂！真是匪夷所思。骨头都裂了，肯定不能继续比赛。我的心情瞬间灰暗下来。
回到驻地，姜山把我料理好了，让我卧床休息，他自己转身出门不知道去忙什么。大约50分钟后，他带着一大堆排骨、作料回来了。原来他是去买排骨给我煲汤喝。
我们住的地方离超市大概有20多分钟的路程。姜山一个人跑出去，语言又不通，居然给他找到了地方，大包小包地带了很多吃的回来下厨房。尽管疼痛仍在持续，我还是觉得很贴心。第二天，我们就和国家队的队友一起回国了。
6月，我们回到了北京，我继续休息。两个月后，我觉得骨头应该好得差不多了，想回到赛场上。为了保险起见，我先去拍了个片子。国家队的队医为我们联系了一位30多岁的女医生，我拿着拍好的片子找到她，她看了看，问我：“你是运动员吗？”
我说是啊。
对方放下了片子：“运动员拍什么片子，回去练吧！”
我一头雾水地回来了，心想大夫说继续练，那一定是骨头已经长好了。我就回到了训练场，练了两星期，准备去美国参加比赛。
刚到美国，训练了一天，第二天起床后，我就感觉熟悉的疼痛又来了。我找到当地的医院拍片问诊，接待我的医生看到片子，一叠声质问我为什么骨头还没长好就开始训练。我只好请教医生：大概要多久我的伤势才能恢复？
医生说：“至少要6个星期。”
那时已经是8月份，等到10月份，那不是整个赛季就都结束了？
我心中一凉。
但骨伤又不能不养，最后我只得取消了当年所有的比赛，前往慕尼黑治疗。就是在那个时候，我认识了我的医生艾瑞克和我的体能教练哈纳斯。
养伤的时候我瘦了不少，体重减轻了，肌肉也萎缩了一部分。
姜山安慰我：“就当是休息一段，调整下状态。”
我无法放松，我心情很不好。
最初练网球的时候，我并不喜欢这项运动，我努力打球只是为了完成父母的心愿。体校的学生没有寒假和暑假，用缺失的童年换来了出色的专业技巧。这样的缺失不是没有遗憾的。我不知道我失去了什么，以后也没有机会知道。
但经过多年训练之后，我和网球已经密不可分了。它就是我的全部生活。我不停地为它付出，而它也不停地以它特有的方式在回报我。我从网球中得到过悲伤，也得到过欢喜。它使我成熟，督促我思考。在经历了这么多年的球员生活后，我对网球的感受非常复杂，事已至此，我不能用简单的“喜欢”或是“不喜欢”来概括自己对网球的感情了。
我不愿意公开承认我需要网球。我已经恨了它那么多年。但我又确实离不开它，这让我陷入自相矛盾的境地。
当我被迫离开网球赛场时，我的自信和充实也就随之远去了。我的舞台在球场上，那是我最光彩最有自信的时刻。而现在，我却卧床不起，连个刚学会走路的孩子都不如，这让我消沉不已。
如何才能尽快回到赛场上？这是我眼下最最关心的问题。
2007年第一季度我的发展态势不错，如果不是那场意外的话，说不定会有一个欣欣向荣的发展期。可是意外发生了。人们形容一个人倒霉时爱说“喝凉水都塞牙”，我打喷嚏骨裂跟那倒是有一比。莫名其妙地过敏，再莫名其妙地骨裂，还遇到了不负责任的大夫，从4月份开始，几乎大半个赛季我都在伤病状态中度过，而这些伤病来得又是那么荒唐……不过，有些事情可能注定就是无解的。一个喷嚏引发的灾难，在当时看来就好像是晴天霹雳，把一心想飞得更高的我劈得是外焦里嫩的。不过，现在回头看过去，就像是个好笑的小插曲了。
人的一生难免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沟沟坎坎，身在局中，你会以为自己过不去了。如果你能灵魂出窍一下，让自己站在半空，或者穿越到几年以后，再来和当时的自己说句话，估计你很可能想说：“淡定，淡定。没什么过不去的。”
19 伤痛
医生语气严厉地告诉我：“你已经不能打球了。”为了让我明白事情的严重性，他打了个比方：如果用0到10的数字来标识膝盖受损程度，我现在已经到了7的位置。
养伤这段期间，姜山付出了很多。
说得再公平点，其实姜山一直为我付出很多。我是个情绪波动非常大的人，当局面失控时就忍不住会发脾气，久而久之，跟姜山发脾气成了我一种固定的宣泄方式。说起来我觉得自己也挺怂的——不敢和外人多说，有了脾气就去找老公翻脸。换了别人，也许早就受不了了，也只有姜山，能不计前嫌一直忍着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