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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我只觉得场地太大了，没有办法去适应。我第一次见到这么大的场地，已经完全不知道在场上应该如何去做了。
我想见多识广的记者当时可能在心中暗笑了。他们接着问我：“那你打算怎么适应呢？”
我说：我只能慢慢适应，比赛场次多了，积累了足够的经验，自然而然就适应了。
这次澳网之旅就这样结束了。我安慰自己，不管怎样，也是走近了大满贯，看到了自己和世界顶尖选手的差距。
有趣的是，2011年我再进澳网，也经历了好多中心场地的比赛，赛前我也去中心场地训练过几次。旧地重游，我忽然发现，这场地并不大啊！那时怎么会觉得它那么大呢？
也许场地始终没有变，变化的，是人的心。也许是这几年在这个圈子里摸爬滚打的结果吧。
在澳网的比赛结束后，我又参加了一系列国际公开赛。在退役前，我基本是打ITF的小比赛，退役两年又复出后，我反而找到了感觉，开始持续打WTA的比赛，成绩稳中有升。那似乎是我最顺风顺水的一个时期了，在体内沉默了两年的欲望忽然苏醒，虽然此刻我还没进入国际网坛的核心，但那种欣欣向荣的态势是看得见的。
那段时间，我进步很快，在葡萄牙的埃斯托利尔巡回赛上击败了名将萨芬娜，打进决赛；在联合会杯世界二组附加赛上，我取得了包括击败斯莱伯尼克在内的两场单打胜利；在多伦多顶级赛上，我击败当时世界排名18的扬科维奇成功晋级，这是我第一次战胜TOP20的球员。慢慢地我发现，我也能打败一些世界顶级的球员，自信心随之水涨船高。
2005年8月下旬，我第一次出征美网正赛，美网也是四大公开赛之一，此时的我已经不再是吴下阿蒙，对大满贯的中心球场也不再畏惧了。
遗憾的是这次比赛签运不佳，首轮就遇到了当时的世界头号种子达文波特。这位美国老将在家乡本土作战时骁勇异常，我也摆脱了澳网时的青涩，拼得十分卖力。尽管最后以两个4∶6输掉了比赛，但我对自己的表现基本是满意的。
我对美国有一种亲切感，也许是少年时代曾来学习过10个月的原因，听周围人说大大咧咧的美语，耳朵很舒服。美国虽然没有欧洲城市那种经历过岁月沧桑沉淀出的美感，但它很热闹，这是一个年轻而热闹的国家。
美网的阿瑟·阿什万人球场是四大公开赛里最大的中心场地。
打比赛的时候，我已经感觉到这个场地很大了——不是澳网中心场地那种印象上的“大”，这个场地的面积确实大得异乎寻常。有一次央视五套采访，我们站在中心场地最上面一个平台上聊天，这是我第一次站到这个场地的平台上，往下一看，真有点没拧Ｑ胧拥募钦吒嫠呶椅税脖＃行某〉厣厦嬗芯鸦魇帧Ｊ锤鼍鸦魇智狈诔〉刂芪В胂牖故峭θ萌撕姑沽⒌摹�
美网的球场离机场很近，有噪声。但在比赛期间，机场会保证两周左右的时间，让飞机从其他路线绕行过去，以免影响球员比赛发挥。我打球很怕吵，但并不讨厌飞机的声音。我在得克萨斯的网校学习时，球场上也时常有飞机飞过，当时我还会幻想这也许就是国航的飞机，我坐上它，就能一路飞回武汉去，因此听到这种熟悉的噪声时，我并不觉得烦躁，它就像我少年时埋藏在美网场地上的一个小小的秘密。
14 炮轰风波
很快“李娜炮轰国家队机制”的新闻就变成了大字标题，在报纸和网络上不断被转载，在转载中又被不断地夸大和引申。我从没有伤害过谁，也不想伤害谁，我只想安安生生地打我的球、过我的日子、做我的李娜。可是一夜之间，我就变成了“全民公敌”。
美网结束后，我回国为全运会作准备。在这期间，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这件事给我带来的困扰和伤害，远远超乎我的想象。百口莫辩的委屈，被曲解误读的气愤，被悔恨和痛苦吞噬的难眠之夜。那段时间，我觉得我就是案板上那条任人宰割的鱼，无力地张着嘴，却发不出任何声音。
“2005年10月，以卫冕冠军身份出战全运会的李娜却在女单半决赛上，完败给国家队队友彭帅，赛后李娜炮轰国家队的体制，引发舆论大地震。当时网管中心主任公开批评李娜，并表示李娜绝不可能代表中国出战北京奥运会。”
这段报道，我看了无数遍，但每次看到的感觉都是一样的：我觉得我的血液都要凝固了。
怎么会这样？
我知道我是个直肠子，嘴不把门，心里想什么就说什么，情绪也是来得快去得快。这种性格如果是你喜欢的人，你可以说是“心直口快”；如果是你不喜欢的，你可以说是“缺心眼儿”。我就是这么一个心直口快的缺心眼儿。对我来说，掩饰自己的情绪是最困难的任务，这也是早几年我在比赛中时常崩盘、大赛成绩时好时坏的原因。
当时输了球的我心情十分沮丧，记者问我在国家队训练的感觉如何，我就实话实说：“我觉得国家队各项措施不很完善，也没有针对球员个人的系统的训练。”这确实是我在训练中体验到的不足，我只是如实地说了出来，这些话登上了报纸后忽然变得那么暧昧，那么富有暗示性和火药味。“炮轰”，还“大地震”。我只是一个打球的小女生，既不是超人也不是金刚，我哪儿有那么大的威力？
很快“李娜炮轰国家队机制”的新闻就变成了大字标题，在报纸和网络上不断被转载，在转载中又被不断地夸大和引申。我从没有伤害过谁，也不想伤害谁，我只想安安生生地打我的球、过我的日子、做我的李娜。可是一夜之间，我就变成了“全民公敌”。
记者拿着报纸去问孙主任：“李娜说国家队的机制不好！您怎么看？”
这不是故意挑拨么？
在这个报道见报后的第二天（还是第三天？我记不清了），孙主任针对这个报道说了她的想法。记者立刻又拿来给我看了。
我很难受，但我不敢说话了。
一句话经过了三个人以上的转述，它多半会变成另一句话。
老实说我很反感记者们来回传话的行为，生生把一件事情说成了另一件事情。同时也对部分记者产生了畏惧，他们太厉害了，挖好了坑，等你来跳。当着你面一直顺着你说，等到把一件事说成另一件事时，他们忽然又在报上拿出了另一套理论，这让我觉得很可怕，有种被欺骗的感觉。
这件事可以说给我和孙主任都带了很大的困扰。孙主任为了我一时的口舌之快承担了很大压力，我也被自己的快嘴害得头痛不已。我是个直来直去的人，从来不善于和领导沟通，出了这事以后，我觉得给孙主任带来了麻烦，更不好意思去找她谈话了。
我从来不会找人理论，只能用行动证明自己，可是有些事情，是我无从证明的。
丹麦的莫滕森教练曾经对媒体说：“（2011年法网后）李娜成为巨星了，但成为巨星，一定会付出相应的代价。”事实上，用不着成为巨星，我就已经付出了代价。名声是一把锋利的双刃剑，哪怕只有一点点，都要你时时刻刻为它付出代价。
那以后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告诫自己在媒体面前少说话，偶尔开口，也是字斟句酌，跟姜山商量又商量的结果。
我觉得我怎么说都是错，真话也错，假话也错，多说多错，少说少错。
但事实证明，即使我不说话，媒体也会写“李娜情绪沮丧心理素质有待提高”这样的新闻。我真是苦闷到了极点。
其实之前每场赛事结束后，我都很愿意跟记者分享自己的感受，有时我会说很多东西：今天正手没太打好，或是体力有些跟不上等等。只是这些跟打球有关的内容很少会得到关注。反而是打球之外的东西更能引起他们的兴趣。只要我说了一句“我觉得训练有问题”，第二天体育版的头条就会是“李娜炮轰举国机制”。
我理解你们对举国机制有自己的想法，但我只是个球员。各位，高抬贵手好吗？
姜山那段时间也为我处理了不少事务，平时有他陪在我身边，教我如何表达自己的想法，如何应对媒体。但新闻发布会那天，只有球员可以入场。他不能在身边提点我，我又是个见坑就跳的直肠子，最后把事情闹成这样，姜山也跟着受累不少。
每当情绪跌到谷底时，我都会想做点以前从未做过的事来放松自己。比如，2001年广州全运会我和姜山的混双组合被强行拆开，我心情非常差，全运会结束后我就在自己身上文了一颗心和一朵玫瑰花。我这么做的唯一原因就是因为这个图案的样子很好看，而且文身可以让我把心情从不愉快的赛场上挪开一会儿。姜山对我的文身感到很恼火，说看起来像个坏女孩。
我反唇相讥：“坏不坏是一个文身决定的么？”
他说我不懂，这个文身会被人家做文章的。
果然，许多记者注意到了我的文身，照片发出去之后，很多人把这个图案当成了一条蛇，有人认为我又在哗众取宠，也有人指责：“李娜竟然文身！她凭什么文身？”
后来我上节目的时候，主持人问我，这个文身是不是象征着爱情？我赶紧点头同意，顺水推舟地将文身的原因归结到了爱情上，表示这是为了纪念我和姜山的感情。这期节目播出后，我的文身忽然变成了一段带有浪漫色彩的佳话被反复传颂。大家在一夜之间站到了我这边：“文身是为了纪念和老公的爱情啊，那挺好的！”
人心是多么奇妙的东西，一个19岁姑娘的无心之举竟然可以被演绎出那么多复杂的用意和取向。我完全无语了。人嘴两张皮，横也是它，竖也是它。
这种事情经历多了，我也慢慢麻木了。爱说什么就说什么吧。
后来姜山给我看了特蕾莎修女的一段语录，我觉得很受益：“即使你是友善的，人们还是会说你自私和动机不良，不管怎样，你还是要友善。
“当你功成名就，你会有虚假的朋友和真实的敌人，不管怎样，你还是要成功。
“你今天做的善事，人们往往明天就会忘记，不管怎样，你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