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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到她的时候反而觉得没有什么距离感，她很瘦，非常高，目测有一米七八左右，没有官架子，说话做事风风火火，很可亲。
任你千条计，我有老主意。当时我就想：领导来就领导来，反正跟我没关系，我就读我的书。
但是与孙主任的一番谈话，和我之前想象得非常不同。她先问我最近在干吗，我说在学校读书。她又问我以后想干吗，就这么聊了一会儿家常。聊着聊着，她单刀直入地切入了主题：“我听很多人说，原来有个叫李娜的，突然间退役了，所以想来看看。很多人都说你有天分，打球是你实现自己的手段，你为什么不为自己打呢？”
我有点吃惊，以前也没少和领导谈话，印象中，领导一般会打打官腔，很少有人会站在运动员的立场，设身处地为我们着想。这是第一次有领导这么跟我谈话，也是第一次有人开诚布公地告诉我，打球是可以为“自己打”的。她说：“如果你要回来，我可以给你机会。”
现在想起来，当年孙主任看似目的性不是很强的谈话，却把我和网球一度中断的联系重新建立起来，而且更加坚定了我前进的方向。
孙主任的话虽然对我有所触动，但还是没有完全动摇我上大学深造的决心。我有些犹豫，并没有立刻做出回应，还是回到学校继续学习。这次见面像是一段小插曲，慢慢地被淡忘了。但我们队里的老队友登门的次数更加频繁了，以前一个星期去两次，之后变成一个星期去三次，到后来就天天都去。
队友说：“我们真的需要你。”
从我这边，觉得自己的生活被影响了。本来很安逸悠闲的生活，突然一帮人每天围着你不停游说。
但另一方面，我也感觉到了新领导的诚意。我是个心直口快的急性子女生，很容易被人打动。别人欺负我，我不会忍着，但人家帮助我，我也会记着。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我从小打网球，进队以后基本都是湖北省培养的，就算为了回报这个恩情吧，我决定再帮湖北队打一次全运会。
在这期间，我也有过种种顾虑，反复掂量了好几个月——复出对我是一件大事。退役的时候，我在全国排名第一，再出去打，打得好没关系，一旦打得不好，别人会怎么评论我？
而且，我不想中断自己的学业，我也不想混张文凭了事，如果回去打球，我的学业怎么办？
左思右想，主意难定。我去找姜山商量，他说：“我不会去阻止你或者怎么样，你自己要想好，不管什么样的决定我都支持你。”
我跟我妈说：“妈，你说我回去打球怎么样？”
我妈吓了一跳：“啊？真的假的，别开玩笑了。”因为妈妈知道当时我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退役的。为了治疗我的内分泌失调，妈妈到处找中医给我看病，最后我喝了快两年的中药，才把身体调理过来。
我说：“真的。”
妈妈沉默了一下，说：“那我什么都不要求你，要累了呢就再回来。”
孙主任是2003年找我谈的话，我是2004年1月份回到省队的。因为4月份要参加比赛，过完年后，我就归队进行训练。
对我来说，选择退役是一个艰难的决定，因为要离开我熟悉的圈子，离开我倾注了太多感情的网球，开始一种全新的生活；复出是一个更加艰难的决定，因为我要面临未知的未来和走回头路的双重压力。
在复出这条路上，孙主任发挥的作用很关键。我觉得她的谈话很贴心。可能因为她是新来的领导，和我素未谋面，也没有任何的恩怨情仇。也可能是因为她是运动员出身，而且是最优秀的运动员，所以她比较了解运动员是什么样的想法。她给我留下的感觉是一个敢想敢干、不太在意别人怎么说的人，她真心实意地想要为网球做点事情。
我在心里一直偷偷地感激她，但每次遇见她，都不好意思把这份感激说出口。我和她的交流机会也不多，在国家队时如果出了什么事情，我是不能直接向她汇报的。包括现在我“单飞”了，一有什么事，也都是先与国家队领队联系，领队再跟她汇报，否则就变成了越级汇报，说起来影响挺不好的。
我归队以后，就很少有机会和孙主任面对面交流了。最多是这两年回北京去中心办事时看她在不在，在的话就打招呼，问问她近况如何。孙主任知道我膝盖不好，她的膝盖也不好，就会问一些关于膝盖的问题。后来在武汉的时候，我们还聊过一次，谈了谈我的想法。我在法网领奖回来后，中央电视台办了一个庆功宴“李娜之夜”，孙主任去了，但也没有细聊，因为其间不断有媒体采访。
11 复出
我忍不住跟姜山说了些“这人怎么排名这么高”，“看起来蛮厉害呀”之类的话。姜山什么也没说，坐在一边看人家训练，看完之后回来，很笃定地告诉我“（她）跟你不是一个档次的”。
2004年之前，我觉得自己一直没有什么目标，盲目地随波逐流着，除了和姜山在一起这件事是我自己做主，其他的时候都是在顺应别人对我的期待。尤其是1999年到2002年第一次进国家队这段时间，我的状态很不好，因为我对自由的期待很高，但国家队的规矩非常多，大家都对教练俯首帖耳、唯命是从。谁也没有反抗的举动，甚至连这样的想法都不敢有。当然，这并不是个人的原因，这应该是文化和体制的问题。
在大学的两年，我把自己的思想理顺了。我对网球的认识和过去相比也有了很大的变化。带着新的想法打球，感觉也是非常不同。
人真应该多读点书的，我读书不算多，但这是我发自内心的感慨。
刚复出打比赛的时候，人家顶多会说一句“这是李娜”，然后就闭嘴收声了。别的人听到，也只是说一句：“哦，她复出了啊。”其实你没那么重要。退役或者复出，对你自己而言都是特别重大的决定，但对外界而言，都是无足轻重的小事。这让我感觉很轻松，我对自己说，不要有太多压力，你没那么多观众，尽力就好。
复出后的首场赛事，是一个25000的ITF（国际网联），是个小比赛。
时隔两年后回到这个圈子里，看什么都熟悉，又觉得什么都陌生。那时我们打ITF比赛的场地在玉蜓桥，四五块球场挨在一起，出了球场后有两间玻璃室可以用来休息、看比赛，楼上也可以看。那个场地没有更衣室，活动之后要拿着衣服去卫生间换，然后等待比赛开始。
相比而言，WTA比赛场地条件要好一点。休息室一般都很大，至少能容纳100人。更衣室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号码柜。大会组委会有治疗师，你可以请他们帮你做理疗。女球员的治疗师一般都是男性，很多人的治疗师是自己指定的，熟悉的治疗师会比较了解你的身体状况，做治疗时会帮你留意。
更衣室一般只有运动员才可以进。这个圈子里的运动员大家大多都认识，如果第二天会是场上的对手，关系好的朋友头一天会在更衣室打个招呼：“明天一起打比赛。”有时候打比赛前你可能完全不了解你的对手——像现在新人出来的很多，这些新人我完全不了解，比赛前几天我就会去网上查资料，记下对手的特点。赛前你也可以在更衣室观察一下自己的对手，很多优秀的球员都非常有性格。比如莎拉波娃的气场就非常强悍，那种先声夺人的傲慢气势有时真的可以把对手镇住，等到后来对她比较熟悉了，才发现她的傲慢并不针对任何人，她就是这样的脾气。
刚复出的我没有积分，要从资格赛开始打。姜山一直陪着我，我们俩第一天去训练的时候，我在更衣室看到了赛会1号种子，当时那个女孩子的世界排名是180。我记得那个女孩子好像是葡萄牙人，比我年轻一点。我忍不住跟姜山说了些“这人怎么排名这么高”，“看起来蛮厉害呀”之类的话。姜山什么也没说，坐在一边看人家训练，看完之后回来，很笃定地告诉我“（她）跟你不是一个档次的”。
我说：“怎么可能？”
那个时候退役了两年再回来，对新形势缺乏了解，180在我心里已经是很高的排名了。我很容易不自信，特别是刚复出的那个时候，看到很多年轻的新人，湖北队也有和我熟悉的小队员跟我说，那个谁谁谁打得怎么好怎么好。我脱离了这个圈子两年，对目前国内总体水平不是很了解，也不确定自己现在大概处于一个什么位置，心里也觉得没谱。不过那时我对自己的心态倒是很宽容，心想尽力而为就好，能打成什么样子就打成什么样子好了。
正赛之前的预赛我一共打了三场，三场都异乎寻常地顺利。就在这个时候，又有状况发生了。
我是个不善于给自己解压的人，前三场预赛很顺利，是因为这时对自己没什么要求，心里没底，也没有很强的获胜的欲望，只当是在训练场上练兵。等到打入正赛时，忽然一下子意识到自己很想赢，而且必须赢。这就像猴子去摘桃子，开始只是摘一个吃着玩，后来就觉得这棵树都是我的。这股心气堵在胸口，给自己造成了很大的心理暗示。预赛最后一场我背上受了一点小伤，对我们职业运动员来说，这点小伤本来不算什么，可是当时急火攻心，这一口气堵在胸间，就像岔气似的，整个背部都疼得很厉害，眼看正选比赛就要开始了，我只觉得背上像有重锤在猛敲，疼得晚上连觉都睡不着。
气血不顺，又带起了内分泌失调的旧病，我只好赶紧去找北京队的大夫。
女孩子都知道内分泌不顺的感觉是什么样的，那种酸胀沉闷，再加上背上的痛感，让我对自己的竞技状态充满忧虑。正选第一轮当天，我一直觉得恶心，害得大夫跟着我忙前忙后。我们到场地上以后，裁判长一直不停地往我这边看，他以为我肯定要弃权了，连弃权的单子都替我填好了。
我告诉他，我不弃权，还能打。
结果那一场打得还不错。
心病还需心药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