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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时候，我真庆幸自己作了上大学这个选择，它让我看到了之前不曾看到的东西。我的生命因此而更加丰富。
体育班的学生有两种，一种是体育特长生，他们和普通学生一样，一直按部就班地读小学、初中、高中……我没读过高中，不过我猜想高中给学生的压力也一定很大吧，因为很多读过高中的体育生都抱怨自己在学校待得够久了，我想他们对学校是真的有些厌烦了。
我和姜山属于另一种，下队的专业运动员。我们很小就进入体校，开始了专业化的训练，文化课的课程相对少很多。我们没有机会进行系统的学习，因而求知欲很旺盛，对学习还保留着一种近乎虔诚的态度。我俩就像遇到水就吸收的海绵一样，尽可能多地吸收着那些我们在球场上学不到的东西。
老师们上课一般会用投影仪或者电脑放PPT给大家看，我们在下面奋笔疾书抄笔记往往跟不上，我就跟姜山说好，我写一，你写二，以此类推，这样两个人正好能凑出一份完整的笔记。
我们从不迟到早退，对课上的讨论也很认真。有一次考试，体育班单独抽出来考，我们到得很早，老师也提前到了，看到我们坐在那里看笔记，大吃一惊：“你俩是体育班的？我一直以为你们是普通班的。”
我听到老师这样说，心里蛮开心。生平第一次，不再有人因为我的名字前面有“网球女单冠军”这些前缀而看重我，我觉得自己慢慢在向实现自我价值的新目标靠拢了。
在学校里，我从不主动提起网球，周围的人也不知道我是网球运动员。大学前两年我们要上很多基础课，这些课程基本都开在可以容纳两百多人的阶梯教室里，体育班和普通班的学生坐在一起，不问的话，谁也不知道谁是哪个专业的。我旁边的一个女同学经常和我交换笔记，一来二去，大家混得很熟，大二体育课开设了网球选修课，这个女同学立刻去报了名，还怂恿我说：“你也报网球吧！”
我说：“我不选，我不会打网球。”
后来我们有个同学毕业后进了北京电视台，真当上了体育记者，她采访郑洁、晏紫的时候说：“啊，我们只知道李娜是打网球的，没想到她打得这么好，而且只用四年时间就可以打出这么高的水平。”——她还以为我是读大学以后才开始学网球的。
我喜欢这样，我希望能平平淡淡度过四年大学生活，然后和其他人一样找份朝九晚五的工作，然后结婚、生孩子，过一个普通女人该有的生活。
在大学待的两年，我接触了许多以前没时间或者没心情接触的东西。我们不用去上体育课，学校直接把体育课的五个学分给我们了。姜山知道我想接触新世界，他带我去打羽毛球，学跆拳道，还去跳舞，玩得特别开心。跆拳道老师喜欢网球，他是学校里为数不多地了解我们背景的人，没事儿就拿姜山寻开心。我们晚上吃过饭去找他练习，压韧带，老师一个劲儿逗姜山：“开大点儿开大点儿，劈叉！快！”
姜山面红耳赤地挂着一头汗：“不行了！我不行了！”
老师仍不放弃：“坚持！坚持！”
几个年轻人玩得很开心，那时我每天都很快活，即使是夏天特别热的时候也去跆拳道馆练习，我本来还准备考带的，但后来赶上“非典”，才没有去考。
适应了学校的节奏后，我发现学习其实也没那么难，比起在队上训练的日子，大学里的空闲时间多多了。我们每天白天四处赶课，晚上有时间的时候，我就拖着姜山在学校周围逛一逛。
在大学里，我喜欢晚上去夜市逛逛小店，买点水果、鸭脖子什么的，心里就觉得很满足。姜山在市场旁边的小店里找到一家租碟的小店，每次去他都会淘些碟回来，晚上我俩就一起回去看碟。当时我喜欢看美剧。《CSI拉斯韦加斯》，我特别喜欢，反反复复看了又看。姜山喜欢看《古惑仔》那种类型的片子。那段时间我们看了很多电影和剧集。
这辈子都没这么清闲过！再也不用大清早起来跑操，也不用拼死拼活地练球，唯一的小郁闷是当时我在箍牙，每两周都得坐公交车去医院一趟。箍牙的过程挺痛苦的，牙齿稍微一用力就会疼，我箍牙的时候一点儿固体食物都不敢吃，每天苦着脸喝粥、吃米粉，幸好身边有姜山照顾我。
有一次我不小心打了个喷嚏，正好上下牙咬上了，疼得我眼泪汪汪。又恰好赶上饭点儿，可我疼得什么都吃不了。姜山只好去食堂买了碗米粉让我一个人慢慢吃。华科大很大，有大大小小20多个食堂，每天换着花样吃好吃的也不少。可惜我戴着牙套，有好东西也吃不了。
华科门口有个毛主席雕像，毛主席举着手，老人说这座雕像的名字叫“毛主席挥手我前进”。姜山却说这姿势很像“毛主席帮我们打车”。为了逗我开心，每次从那儿走他都喊我看“毛主席帮我们打车”。别说，还真像。
在学校的时候，知道我们是专业运动员的人不多，但我们时不时还得代表学校出去打一些大学生比赛。虽然不会像在队里的时候那样拼命，但我们多少还是会去球场上练习一下，免得出去打大学生赛时水平太差，丢了华科大的人。这时的练习并没有时间和数量上的要求，高兴就多打一会儿，不高兴就早点回家，只是活动活动，没有很强的目的性。偶尔打一打，感觉还是不错的。
念大一的时候，我们代表学校参加过全国大学生比赛。学校鼓励我们，拿了冠军可以奖励三个学分。后来我复出，离开了华科大，姜山还替学校打过。2003年7月放暑假的时候，我俩为了打大学生赛还回湖北队训练过一段时间。
重新回到训练场，心态就完全不一样了。因为我们的重心是在学业上，现在的训练有了那么一点点享受的感觉，但是几周训练下来，我脚上打了水泡，长期间脱离专业训练，再回到训练场上，心情是享受了，脚就受了点小罪。
大学生赛的总决赛在青岛，我在打这场比赛的时候遇到了很多仍在网球圈的好朋友。以前大家既是朋友也是竞争对手，场下一起吃饭，场上见面还要拼命，多少有点怪怪的。这次心态很放松，真正是以赛会友。
比赛结束后，我继续回大学读书，享受我优哉游哉的读书时光。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我虽然下队，但和队里的年轻队员们还是保持着很好的私人关系。原来的队友开始频繁地来找我。日子长了，渐渐有人传话说“队里想要你回去”。
10 谈判
就这样鸡同鸭讲，僵持了好久，直到孙主任来找我，这件事情才有了转机。孙主任，就是孙晋芳，原来老女排的队长，曾经体坛的风云人物，新上任的国家体育总局网球运动管理中心主任。
全运会每四年举办一次，2005年的全运会在江苏举行。于是，2003年底、2004年初那段时间我们队的小孩们就老往我们学校跑，一个劲儿地劝我复出参加全运会。
我没好气地问她们：“你们没病吧？”
小孩吐了吐舌头跑了，下次换个来，还是这些话。
我离队的时候，和我们队的某些人闹了一些不愉快。队里的小队员偷偷告诉我，当时的教练放话说：“走就走吧！两年之内，我再培养出来更多优秀的球员！”好吧，既然你们这么厉害，就去培养好了。当时我想，自己已经离开这个圈子了，也没必要再过多地纠结这些事了。
我们队的人频频来找我，都不见效。最后，教练来过，领导也来过。他们的意思只有一个，就是希望我能归队，回去打全运会。
体育界有许多内情，是大家心照不宣的。运动员与教练、领队之间的纠葛，也不是三言两语能说清楚的。2001年全运会之前，我们队基本上是教练说了算，运动员基本上没什么话语权。某些领导认为能出成绩80％以上靠的是教练，而看不到这其中也有运动员的个人努力，所以一直对队员采取高压政策，把教练抬得很高。在我进入职业球员生涯后发现，在西方，教练和运动员更多的是服务的关系，而不是单纯的主导地位，所以在西方，运动员的个人努力会更体现价值。
2001年全运会一共有八个人参赛，四男四女。等打完全运会后，只有一男一女还在队里面，其他人都下队了。因为我们都被伤透了心。如果不是这样，没有运动员愿意在花样年华放下自己苦练的专业早早退役。我们拼着一身伤病，是为了堂堂正正去为集体争这份荣誉。但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没法再忍了。和教练实在是相处不来，领导又只听一面之词。俗话说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可是领导怎么就这么不在乎运动员的感受呢？
我说，你们当时一味抬高教练，不为运动员着想，现在为什么还要回来找运动员呢？你们这种做法太不合适了。为什么我们会下队，你们想过这个原因没有？
之前有了那么多不愉快的事情，我好不容易痛下决心离开那个是非圈、伤心地，又岂能因为他们的几番说辞就回去。
就这样鸡同鸭讲，僵持了好久，直到孙主任来找我，这件事情才有了转机。
孙主任，就是孙晋芳，原来老女排的队长，曾经体坛的风云人物，新上任的国家体育总局网球运动管理中心主任。孙主任在上任网管中心主任之前大约已经暗地里把状况摸清楚了，她问湖北队的教练：“我听说有一个叫李娜的，现在怎么不见了？”
我们队的人说：“她在读书。”
孙主任说，那就“见一次，谈一次吧” 。
我们就真的见了一次。
那次见面是在武汉，省队的办公室里。房间里只有我们两个人。
对孙晋芳主任来说，这次会见多少有点微服私访的感觉。当时她刚从体彩部门调到网球管理中心。我很小就听过她的故事——女排队长、中国女排五连冠的功臣，那时全国都在宣扬“女排精神”，郎平、孙晋芳都是赫赫有名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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