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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求大同存小异团结起来继续斗争向前看，求同存异继续斗争（2）
（根据２０００２年４月２４日研讨会上的发言录音整理）德国、日本在战争认罪
和民间赔偿上的比较
中日民间文化交流中心主任、研究员
张碧清
德国和日本同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侵略国和战败国，但是从战败至今，两国在战争认罪和民间赔偿上的态度和做法大相径庭。德国政府主动清算当年法西斯的侵略罪行并与之划清界线，对当年强掳的劳工相继予以赔偿。日本政府则对当年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遮遮掩掩，部分政要甚至为侵略开脱罪责，美化侵略史。在日本政府态度的影响下，民间企业一直拒绝对当年强掳劳工的行为认罪赔偿。
在日本友好人士和爱国华侨的大力支持下，中国劳工经过１０年的上诉斗争，２０００年１１月２９日，花冈事件终于达成和解。日本鹿岛公司拿出５亿日元建立“基金”，给受害者赔偿，这在日本是第一次。尽管这次“和解”尚存在不少问题，但总算是开创了先例，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可说是阶段性的胜利，应予以一定的评价，可以此为基础，进一步追讨公道。日本政府的态度是解决问题的关键，今后斗争的矛头首先应指向日本政府。
第三部分：求大同存小异团结起来继续斗争德国始终认罪服罪
一、德日政府对战争罪行的认识，战犯的处理有天壤之别
（一）德国始终认罪服罪
从战后至今，德国国家领导人明确承认历史遗留的责任，对纳粹的罪行有深刻的负责感。在这一点上，上至国家领导人下至一般人民的认识是一致的，他们认为只有正视历史，才可能与幸存者以及死难者的后代言归于好。１９４９年１０月，联邦德国首任总统豪斯表示，法西斯的侵略史现在和将来都是“德国人的耻辱”。１９５１年９月，联邦德国总理阿登纳发表特别声明称，绝大多数德国人憎恶纳粹罪行，他们虽与这种罪行无关，但“罪行都是以德国人民的名义犯的，因而德国人有责任做出道义和物质上的补偿”，只有这样“才能令人信服地与纳粹历史一刀两断”。１９７０年１２月，联邦总理勃兰特在华沙犹太人殉难者纪念碑前下跪请罪，以示对犹太人的负罪感。联邦政府从战后至今一直在追捕纳粹战犯和有屠杀罪行的人，并将其绳之以法，对国内的新纳粹组织严加取缔。１９９４年修订的德国刑法规定，对持否认纳粹屠杀犹太人言论的人可判５年徒刑。
德国还努力改善同受害国的关系。德国过去一再侵略法国，两国可谓“世仇”。战后德国长期进行和解努力，两国１９６３年签订了《德法合作条约》，两国达成了“历史性和解”。后来双方通过建立欧洲共同体，成为推动欧洲联合的“火车头”。德国通过“新东方政策”，与东欧各国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德国的历史问题已得到了圆满解决，没有成为同受害国改善关系的障碍。德国欲充当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当年的受害国没有站出来反对的，这说明德国对此事的处理是得人心的。
（二）日本始终遮遮掩掩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的侵略矛头首先指向中国和朝鲜半岛，在太平洋战争中，东亚国家无一幸免。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昭然若揭，罄竹难书。但是日本政府对过去的侵略罪行始终遮遮掩掩，从没有痛快地承认过。１９７２年中日邦交正常化时，日方只是表示“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而已。其中并无“侵略”、“认罪”字眼。１９９５年日本国会通过的“战后５０年国会决议”被认为是日本官方对待历史问题的样板。这个不足３００字的决议，也没有“侵略”、“认罪”的表示，因而一出笼立即遭到国内外的强烈批评。连一向宽容日本的美国《纽约时报》都认为它“缺乏谢罪诚意，难以让亚洲邻国放心”，英国《泰晤士报》认为“决议是对历史问题认识的倒退”。１９９３年日本首相细川护熙说，日本发动的太平洋战争“是侵略战争”，遭到自民党内一些人和日本右翼势力的极力反对，他辞去首相职务后日本右翼势力仍不放过他，曾对他鸣枪警告。
进入９０年代以来，日本一些政要，诸如永野茂门、樱井新、藤尾正行、奥野诚亮、石原慎太郎等更是大放厥词，有的否认侵略罪行，有的美化侵略，有的甚至倒打一钉耙，不一而足，气焰十分嚣张。
在对待战犯问题上，日本的做法完全不同于德国。除东条英机等７名甲级战犯被处决外，其他战犯都得到从轻发落，甲级战犯岸信介还当上了首相。在日本根本没有追捕、惩治战犯和帮凶之说。日本首相还多次到供有甲级战犯灵位的靖国神社参拜，日本公开放映为东条英机翻案的电影《自尊》。
第三部分：求大同存小异团结起来继续斗争德日政府在民间赔偿问题上（1）
态度大相径庭
（一）德国民间企业在政府督促下不断进行赔偿
德国政府认为，纳粹当年罪行与多数德国民众无关，但罪行是以德国人民名义犯下的，德国人有责任作出道义和物质的补偿。战后，联邦政府为对由于“纳粹的不正当行为”的受害者进行补偿，先是制定《联邦补充法》，１９５６年改为《联邦补偿法》，自１９５７年起开始发放补偿。１９５２年联邦德国同以色列签订《卢森堡协定》，１９５９年至１９６４年期间同１２国签订了一揽子协定，１９９１年设立“德国波兰和解基金”，不断进行各种民间赔偿。２０００年７月，根据《补偿基金设立法》成立由政府、企业共同出资的“记忆·责任·未来”财团负责继续落实各种赔偿。
（二）日本政府在赔偿立法方面则是一片空白。
三、德国的和解与花冈和解的比较
从德国的情况看，和解是以加害方不承认法律责任为前提与受害方谋求问题的解决。德国企业对劳工的补偿完全是在以上前提下和解的。花冈事件的和解，鹿岛公司也不承认法律责任，两者相同。
德日双方均称基于历史、政治、道义责任进行补偿，两者相同。
德国支付对劳工的赔偿，每人在２５万至７５万日元之间，略高于花冈补偿的金额。
德国补偿对象仅限于１９９９年２月１６日（成立补偿财团之日）的幸存者及其继承人，在此之前已去世者不予补偿。花冈和解，鹿岛公司向中国红十字会信托５亿日元，全体９８６名受难者不论生存与否均可受益，在这一点上，花冈和解宽于德国的和解。
已支付赔偿额：迄今德国已支付补偿约６００亿日元，日方只支付５亿日元，德国远远胜于日本，根本不能相提并论。
今后赔偿问题：德国承诺继续支付各种赔偿，劳工新的上诉可以在“记忆·责任·未来”补偿基金中获得解决。日方没有任何承诺，继续拒绝各种赔偿，劳工的上诉依然前途渺茫。
四、花冈和解来之不易
日本一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