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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花冈事件索赔案和解的法律意义“花冈和解”后的几点建议（2）
第二，我想谈谈意义问题。花冈事件和解我是从报纸上，从电台上知道的。２００１年２月我就写了一个东西，谈了我自己的看法。第一点，这是政治上的胜利。因为１９９０年发表了一个《共同声明》，就是１９９１年耿谆他们去同鹿岛组交涉，交涉的时候鹿岛组已经认错，并且承认了这个事实，认为有责任，表示“深切的谢罪”，这一点，是我们和解的一个基础，也是我们政策的胜利，恢复了我们中国人的尊严，也为今后其他劳工索赔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样板。当然，尽管他们承认了第１条以后，又说不承认在法律上有责任。我们这一方加了这么一句话：对此表示“了解”。对此，我们一开始有不同的想法，后来跟我们做了解释，对方说不承认，那是在法律上，但是在道义上他们还是承认的。后来日本友人说：他这样说是为了跟他的董事会的其他人有个交待。这是日本人的两面性。我们说：我们了解并不等于说我们同意，允许你这么说，但并不等于我们承认你这个认识，只能表明日方出尔反尔，或者说不诚恳，没诚意。第二点，我认为赔偿金虽然不多，但是对花冈受难幸存的老人是一点慰藉。因为从１９８９年１２月花冈受难者开始发公开信，一直到２０００年１１月，历时１１年，我们找到的幸存者当中，有的没见到结果，就含恨去世了。这些老人在世时，他们都有一个心愿，希望在有生之年能见到这个结果，这也是一个安慰。但是，并不是给一点钱的问题，应该怎么办？怎么解决？给多少钱？这实际上是被告的一个认罪的表示，光说我口头上认罪了不行，实际上还得有行动。按照日本的法律，谁起诉，判决就判给谁。可是花冈事件起诉的１１人他们代表９８６个人，那怎么办？和解，就是要让步，不能只赔１１个人，要赔９８６个人。那么这个款数就降低了，既然我赔９８６个人，就不能说你要５００万，我就给你５００万。原告由１１个人变成了９８６个人。那么我方呢，也应该从款数上有所降低，这是和解，双方都让步，所以从这个方面去理解这个问题。钱少了一点，但是在限度上也不是太少，不是像有人说的，那给你一块钱，或者给你一块糖，像哄小孩子一样。不是那个意义。这种观念是对历史不了解，对国际的赔偿状况不了解造成的。德国的赔偿不是２０万到７５万吗？所以我们这个５０万日元还是说得过去的，可以接受。第三点，我认为有助于推动解决全部中国劳工索赔的进程。据日本的资料记载，一共是３８，３９５人，涉及到３５个资本家，１３５所劳工所，所以花冈和解是一个突破，是一个样板。今后其他的怎么办？现在我也协助他们，比如还有一个诉讼案安野中国劳工起诉西松建设诉讼案，今年７月９日就要判决了，已经开庭１７次。判决也许是我们败诉，也许是我们胜诉，怎么办？所以前不久我们在青岛召开了一个研究会，如果我们败诉了怎么办？当时我提出来了，根据日本的情况，像鹿岛组这样表示认罪的资本家头一份，那么西松组会不会认罪呢？估计不会。那么这官司还打不打？所以我们就商量，商量了两天，最后就拿出一个意见来，如果不认罪的话，起码要让它承认，曾经奴役过我们这个事实。后来我又讲了如果这个它不承认，怎么办？最后就设想：根据目前日本这个状况，非常困难。所以花冈能够有今天这样的结果是相当不错的，其他的怎么办？有没有像花冈这样的好结果呢？难度很大。我们完全可以以花冈为样板，给法院施加压力。日本友人采取什么办法呢？一个是在国内签名，２０００年３月７日我到日本的法院去，我带去了３，０００多份签名支援我们的劳工，但是日本友人带去６万多份的签名，我是这么一小摞，人家是这么一大摞，我感到挺难为情。另外日本友人还到香港去，因为香港有西松的分公司，找它西松分公司给它施压，而且号召香港市民不要给他活干，不跟他做生意，这就是庭内庭外相结合了。所以我现在又在我们学校，让我们学生签名进行声援。给学生讲完后，他们的积极性很高，表示声援。所以相比之下，我认为在这方面我们中国人做得不如日本友好人士。这是第三点，能够起促进作用。第四点，有助于发展中日民间的友好关系。半个世纪以来，受害的中国人对日本政府和企业积怨甚深，受害者、幸存者、遗属及众多有良知的人，每每提到日本对中国人的惨害，无不义愤填膺，怒火满腔；而日本政府和企业从来没有表示过实际的道歉。所以这次和解可能会对这一矛盾起到一点点缓解作用。我是教中国革命史课的，我经常给学生们讲，昨天晚上还讲了日本问题为什么这么难。学生们一听也挺气愤。因为从来没有过道歉，也没赔偿过。所以花冈事件毕竟是开了一个好头，给了一点钱，也道歉了。那么对这个矛盾的缓解总是会起点作用吧。
不足的方面有几点。第一点，就是说鹿岛建设公司在道歉谢罪以后，又说《共同声明》不含有被告人承认在法律上有责任的意思，这一点就说明它不彻底。今后我们还要继续斗争，不能说这个斗争结束了。第二点，鹿岛建设公司没有接受原告在日本和中国两国建立纪念馆，以教育两国子孙后代的要求。我们认为这么大一个公司，出一点钱建纪念馆，恐怕不是困难的，主要还是不愿意承认残害中国人那样一种丑恶的历史，更不愿意让那段罪恶史传给子孙后代。他也知道不对，就不愿自愿建纪念馆，把那段丑事一代代传下去。不传下去会为他今后继续犯罪留下祸根。周总理讲过：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前事他不承认。这一点我们还要揭露他们，还要和他们斗。第三，鹿岛建设公司不承认付出的是赔偿金，还发了一个声明，说他不承认这是任何意义上的赔偿和补偿。实际上用我们中国人的话讲，就是既当婊子，又立牌坊。他承认了有罪，但是又不承认赔偿。对这一点我们还要继续斗争，还要继续批判他。并不因为花冈和解了，就划上了句号，不是这样的，仅仅是阶段性的胜利。第四点，强掳和奴役劳工是政府和企业共同实施的，国家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在和解的时候，我们没有涉及国家的责任，这一点留在我们今后继续做。
那么我们河北大学还在做什么呢？目前，我们除了协助花冈以外，其他的也有几个，像大阪、广岛、京都其他地方我们都在协助，刘连仁的问题我们也搞了签名，今天也带来了，总共８，０００多个签名。日本政府一审判刘连仁胜诉，现在政府又上诉到高等法院了。一审是２，０００万日元，日本政府不服，又上诉到高等法院二审，法院还没有开庭。日本的律师讲，能不能你们中国搞一个声援，所以我搞了８，０００多份，进行声援，咱们也没有别的办法。其他的只要是对我们中国劳工起诉有好处的事情，我们都要支持、配合。
第二部分：花冈事件索赔案和解的法律意义“花冈和解”后的几点建议（3）
（根据２００２年４月２４日研讨会上的发言录音整理）从大局出发，争取政治上的胜利
花冈受难者联谊会干事 王红
经过十几年乃至几十年的艰苦斗争，花冈事件于２０００年１１月２９日总算有了一个初步的结果，达成和解。
随着花冈和解的完成，对和解的各种说法褒贬不一，做为花冈活动始终参加者、花冈受难者遗属和花冈受难者联谊会干事，借此机会我想介绍下十几年来的过程。
１９８７年耿谆第一次去日本，１９８８年１０月旅日华侨林伯耀先生第一次来开封与国内５位幸存者见面。１９８９年１２月２２日花冈受难者联谊会给鹿岛发出第一封公开信。１９９０年１１月花冈受难者及遗属委托新美隆、内田雅敏律师等为花冈受难者代理人进行起诉后，花冈与鹿岛面对面的斗争从未间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