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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恢复主权后，日本政府很快便开始了对战争受害者的抚恤，１９５３年８月，复活了“军人抚恤”制，基于旧军队中等级的养老金以及一次性抚恤金开始支付了。这一动向是朝着与非军国主义化“相反的方向”运行的。以战死者的遗属为中心所组成的日本遗属会，作为压力团体，对于这一决策的形成有着很大的影响。
日本遗属会最初是以“应该记住失去儿子的美国母亲、失去丈夫的中国妻子”（１９５０年４月）为理念的，以后走向了“表彰英灵”、“靖国神社的国家维护”、“靖国神社的正式参拜”等否定侵略战争的方向。主权恢复以后开始的战争受难者抚恤立法有１５条，其中有７条是在６０年代的经济高速增长期间制定的。
在这一期间，日本社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方面，有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召开，东海道新干线的开通，名神、东名等高速公路的开通，再就是一般国民的自由出入境的实现。另一方面，自１９６３年起，由政府主办的“全国战殁者追悼仪式”每年都在举行。１９６４年，“战殁者授勋”也重又开始了。另外，林房雄从１９６３年９月开始在《中央公论》上连载“大东亚战争肯定论”。
在此想予以指出的是，在这一时期，作为甲级战犯的嫌疑犯岸信介出任了首相（１９５７年２月至１９６０年７月），甲级战犯贺屋兴宣（东条英机内阁大藏相、东京审判中被判为终身监禁，后被释放）就任日本遗属会会长（１９６２年８月至１９７７年４月）。
除去关于原子弹爆炸受害者的两条法律之外，在１３条法律当中，全部有限日本“国籍”的条件，由此“日本国民”以外的外国人得不到国家赔偿。这样，过去旧殖民地的朝鲜人、台湾人，由于是“外国人”，因而得不到丝毫的赔偿（对台湾籍原日本兵的遗属以及重伤者共３万人，每人支付２００万日元是惟一的例外）。
四、“战后赔偿”的内外区别
基于１５条法律，支付给日本国内的战争受害者的国家赔偿额共计４０万亿日元（根据《社会保障统计年报》统计）。
在战后５０周年之际的１９９５年，重新对战殁者的遗属１５１万人支付了６，０４０亿日元的特别抚恤金，对２７万人的原子弹爆炸受害者支付了２７０亿日元的特别葬仪补助费。另一方面，就以“慰安妇问题”为代表的所残留下来的对外赔偿问题而言，如对台湾确定债务（军人、军属等的未支付薪金、未退还的军事邮局存款等）的了结，库页岛遗留韩国人的回国援助事业，为对“慰安妇”进行赔偿而设立的国民基金的事务经费等亚洲和平友好交流计划的第一个年度的预算总额２５０亿日元，内外差别之大是一目了然的。
前面已提到，对日和平条约的１４条第ａ项规定了“一般性的赔偿支付义务”以及“没收在外财产”。在最初的条约草案中，美国曾主张“无赔偿义务”，但由于菲律宾等国的强烈抗议，只有一般性的赔偿义务被规定了下来，采取了具体问题通过两国间的协议来解决的方式。而且，在同一条款中附有以下保留性的说明“（日本的经济实力）不具有履行所有的赔偿其他债务的能力是得到公认的”。
日本予以正式赔偿的国家只有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缅甸以及越南，还有韩国（准赔偿）等支付总额为６，６３８亿日元。并且，据日本政府估计在外财产的损失为３，２５０亿日元，如将两者合计，对外支付约为１万亿日元。而且，日本的财政部声称“进入高度增长时期的日本，总的说来，有了支付赔偿的余力了”〔《昭和财政史——从终战到媾和》（１），１９８４年〕。外务省认为“作为赔偿，提供出口困难的工厂设备以及从未出口过的资产，培养‘感情’，为将来的交易打好基础，这是符合国家利益的”（《日本的赔偿》１９６３年）。
在此有必要指出的是，该条约的１１条是“接受战争犯罪法庭的审判”，军人抚恤所依据的是日本的抚恤法，其中规定“被判处死刑、无期徒刑或是超过３年的刑罚或是被处以监禁的”，“抚恤获得权利被取消”。但是，在战争审判中被处以以上刑罚者则照样在享受抚恤。对外虽是“接受”，在国内却是“否定”了。
中曾根首相曾发出如此的豪言，正式参拜供奉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是对“战后政治总决算”。１９８５年８月１５日，他终于正式参拜了靖国神社，这是众所周知的。
在军人抚恤金的支付上所表现出来的对战争犯罪的否定，与首相的正式参拜靖国神社是有深切的关联的。
第一部分：日本战后赔偿与歪曲的历史认识冷战结束以后
在战后４０周年的时候，与中曾根首相的正式参拜靖国神社形成意想不到的对照的是，３个月前西德总统瓦茨捷克所作的“无视过去者也不可能会正视现在”的著名纪念演讲。过去两国之间曾结为同盟，４０周年之后，两国首脑的态度却形成了极大的对照。
战后，这两个国家都实现了惊人的经济发展，日元和马克作为国际上的坚挺货币已是众所公认的。但是，在对待历史的态度上，两国是完全不同的。
在东西冷战的国际形势下，遭受日本侵略最为惨重的两个国家——朝鲜和中国，都处于国家被分裂的状态，日本得以享受其过去没有怎么被加以追究的渔翁之利。另一方面，在美国这一张大伞的保护下，日本只要履行作为忠实的伙伴的职责，在国际社会中就不会感到特别的不便。经济上，由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所提供的“特需”这一有利条件，日本的复兴顺利地得以进行，经济的高速增长也得以实现。
作为冷战的结果，德国被一分为二，西德是在周围欧洲邻国的严厉监督下走过战后复兴的。也许只有对法西斯德国的过去进行深刻反省，才可能在欧洲得到立足之地吧。战后的日本果真意识到亚洲国家也在监督自己吗？
以中曾根首相的正式参拜靖国神社所引起的“意外”的抗议为源，日本终于逐渐认识到了在对历史的认识上与亚洲各国之间所存在的巨大的差异。本来，在１９８２年的教科书问题上就应意识到这一点，人们的忽视导致了正式参拜靖国神社事件的出现。
１９８６年以后的每年８月，日本的市民运动的参加者都要将亚洲各地的战争受害者请到日本，召开倾听历史证言的集会，这可以说是人们意识到上述问题的一种表现。从中国来的证人关于强掳、“七三一”细菌部队的人体试验、南京大屠杀以及从军“慰安妇”等证言，在日本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不论人们乐意与否，１９８９年１月的昭和天皇之死，成了一个必须对“战争”加以思考的时机。另一方面，美国和加拿大对战争期间被强制拘留的日本人进行谢罪和赔偿也是这一时期。另外，柏林墙被拆除，德国的统一也得以实现。
海湾战争的爆发在日本产生了意想不到的余波。一方面，对于日本是否应派现在的军队——自卫队到海外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见解；另一方面，过去军队所犯下的种种至今仍未得以解决的罪行也成为众所周知的事实。
过去在和平条约中被认为“不堪重负”的日本经济实力，如今发展到在海湾战争中已可提供１３０亿美元（当时约１６，０００亿日元）的程度了。
战后５０多年过去了，今天，在日本，谈到战争的时候，广岛、长崎已带有某种“神圣”的感觉，如今是对“为什么会有这种悲剧发生”加以深思的时候了。在冷战的体制下，日本一直囿于独自形成的将自己视为战争的受害者的内视历史观。例如，刊登有每年８月１５日举行的全国战殁者追悼会内容的《政府广报》都有以下的记载：“对在先前的大战中，殉难于海内外的３００余万英灵致以真诚的悼念之意……”３００余万是日本一方的死者数字，对于约是其１０倍的亚洲的受难者却没有悼念之意。
但是，对于日本政府的这种姿态加以严厉批判的势力正不断增长，只有纠正日本对历史的认识，才能使已故周恩来总理教导我们的“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产生实效吧！
“花冈和解”的来龙去脉
（日本） 龙谷大学教授 田中宏
第一部分：日本战后赔偿与歪曲的历史认识强掳中国人到日本
在中日民间友好活动中，“花冈”这个地名是与“惨案”联系在一起的。这个地方位于日本的东北地区。强掳中国人到日本是日本侵略中国时犯下的许许多多的罪行之一。
当日本的侵略活动从中国扩大到全亚洲的时候，１９４２年１１月，东条内阁接受企业的请求，为了补充国内劳动力的不足，制定了《华人劳务者内地移入件》的内阁决议。于是，从中国强掳约４万人到日本，分散在１３５个作业点（矿山５４８％、土木建筑２６７％、港湾搬运１８５％）强制做苦工，结果有６，８３０人命丧他乡。
１９４５年６月３０日，在位于日本东北地区秋田县花冈町（现在的大馆市）发生的“花冈起义”，是强掳中国人的代表性事件。花冈矿山作业点，有９８６名中国人分３批被强制抓来此地（按出生地划分，山东省占总人数的５７６％，河北省占２４８％，河南省占１１２％）。“花冈起义”可以说是国民党军、八路军、农民等一起发动的。他们是战斗在抗日的最前线——日本帝国主义的大后方。
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５日日本战败投降，被强掳到日本的中国人大多都在同年年底前回到了中国。但是，花冈起义的组织者耿谆等人，为了在联合国设在横滨的乙丙级战犯法庭上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