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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倍，缩小到3。50倍。但是从绝对量看，9年前白人年工资比黑人多8784兰特，9年后却多23476兰特，差距其实更大了。＇31＇所有这些数据给人的总印象是：种族隔离前期，随着歧视的严重，白黑差距无论相对值还是绝对值都在扩大，其中相对值差距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达到最高。此后由于黑人抗争与国际压力的作用，相对差距在逐渐缩小，但由于收入数额变大，绝对差距还在扩大。
而在中国，无论是城乡居民收入还是行业中“农民工”与“市民工”的实际收入差距，最近十多年里也在明显扩大，而且与南非的“黑白差距”相对率缩小、绝对量扩大不同的是：中国的上述两项收入差距无论是相对率还是绝对量都在扩大。也就是类似南非上世纪七十年代前的情况，而且要比南非种族隔离制度晚期的情况更糟。
“黑人各尽所能，白人按需分配”：身份壁垒下的“社会主义”
南非经济的另一个特征是“国有经济”比重奇高。尽管民主化以前的南非政治上非常反共，经济上却颇为“社会主义”。即使在国有经济已经不太景气的种族隔离时代末期，1986年公营部门仍占全国固定资产的58％，产值的26％，出口的一半以上和进口的25％。＇32＇因此，那时的南非颇有点“黑人各尽所能，白人按需分配”的“种族社会主义”色彩。＇33＇正如著名左派学者沙米尔·阿明所说：尽管南非处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但“幽默的是：前白人统治者的‘中央政府统制经济’政策，却一直把这个国家置于按习惯包括所谓社会主义国家的‘第二’世界之内”。＇34＇这与中国是否也很相像？
这种状况是南非白人中居多数的荷裔（现在自称阿非利卡人，过去被称为布尔人）推动的。
殖民时代南非史基本上可以概括为白人征服了占多数的黑人，而英语白人通过“英布战争”在军事上又征服了白人中占多数的布尔人，但政治上却与布尔人达成了妥协，承认后者自治南非。在英布战争后的南非，具有市民传统的英语白人适应工商业竞争，多属于企业家与白领阶层，是南非经济市场化与全球化的动力。而人数更多、政治上也占优势的阿非利卡白人传统上是农牧民（“布尔”就是荷兰语“农民”之意），不善经商，进城后多属于工薪阶层，其中不少人属于“穷白人”。他们论经营不如英语白人，论打工却又不如更为吃苦耐劳的黑人，因此更需要种族特权的保护。他们歧视黑人更厉害——就像中国的许多城市国企工人排斥“农民工”。布尔“穷白人”不仅长期支持种族压迫政策，甚至在南非民主化过渡期内他们也成为顽固抵制黑人权利的白人“极右派”的社会基础。为了维护种族特权，保障既得利益，并维持“布尔人的团结”传统，南非为阿非利卡人实行相当程度的大锅饭制度，兴办了许多国有企业，给阿非利卡工人提供“铁饭碗”，实行高社会福利、保障就业与终生雇佣制。“有组织的白人工人”“采取好斗行动”来维护种族隔离，以至于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种族问题上一直存在着“资本家与白人工人的政治联盟”。＇35＇1922年，白人工人甚至“把种族沙文主义与军事行动相结合，在社会主义旗帜下反对资本”，发动了抗议资方允许黑人劳工“入侵”该行业的武装起义，提出建立“白人工人共和国”的口号。＇36＇当时的南非共产党也积极参与了此事。＇37＇起义本身虽被镇压，但南非的“种族社会主义”却从此打下基础。因此学者们注意到，与中国台湾、韩国非常成功地实现了进城农民市民化相反，南非却对进城黑人实行“积累的排他性”制度。＇38＇
这种“种族社会主义”当然以对黑人的残酷压迫和奴役为前提。但是这种压迫与奴役自然不是什么“新自由主义”，更不是什么“自由放任”状态下“市场竞争中赢家通吃”的结果。事实上，在这种状态下白人与黑人各自内部的“阶级分化”都很不发达，仅就白人内部看，南非几乎与北欧一样是发达的“社会福利国家”＇39＇。而南非的黑人企业家阶层是种族隔离废除后才形成的，此前的黑人普遍贫穷。但是“平等的白人”与“平等的黑人”之间却悬殊有如天壤。
这种体制与中国的体制类似。只不过南非的黑白之别对应于我们的“市民—农民之别”。应该指出，中国自上世纪五十年代以后的“农民”既不能以聚落类型定义（很多农民实际上居住在城镇，尤其是我国的县城，改革前往往多数居民都是“城关公社”的“农民”），也不能以职业定义（很多“农民”并不务农，从而形成“农民工”、“农民企业家”之类概念），甚至不能以阶级定义（不仅有“农民工”与“农民企业家”，而且还有干群的对立），“农民”就是以“户口”为标志的、非经特许改变即为世袭的一个低下身份等级（caste）。极左年代的中国就是个无阶级却有等级、而且等级森严到近乎种姓制的国家，等级内的所谓平均从来就与等级之间的悬殊并存。1978年我国以货币计量的收入分配吉尼系数，在城市内部只有0。164，在农村内部也只有0。227，但若计入城乡差别，则全国的吉尼系数却达0。331，已经不比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低多少。＇40＇四人帮时代中国的发展就具有以“剥削”农民来实现“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的所谓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模式特征，曾因此导致过数千万农民饿死的悲剧。
改革30年来，中国城市与农村中都发生了明显的阶级分化，但应该说相对于“进城打工者”而言，中国的体制对“城市（尤其是北京、上海、深圳这类特殊城市）户口”的穷人还是可以的，正如南非对“穷白人”也还不错。不过严格说来，南非“穷白人”享有的福利水平还是比我们的城市穷人高。因为那时南非至少白人内部还是有民主制度，白人劳工有强大的自治工会，能够有效地捍卫权益，他们手中的选票也对政府具有极大影响力。而中国就缺少这个条件，其城市工人地位虽比中国的“农民工”和南非民主化前的黑人劳工高些，却不如那时的南非白人劳工。相应地，中国市民工人对“农民工”的排斥也不像南非“穷白人”排斥黑人那样强烈。农民工在城里主要还是受到强势者的歧视。
在市场经济与全球化时代，“特权社会主义”也给“竞争”带来“特色”。如前所述，南非布尔人搞工商业不如英语白人，但靠着国家权力的支撑，在金融与房地产领域暴富的很多。所以上世纪七十年代以后，南非逐渐形成了这样的社会结构：英语白人构成主要的私营工商业者阶层和外资管理层，阿非利卡白人除了成为公务员与国家强力部门（军警等）职员外，经济上主要依托国家，一些人成了有国家背景的垄断寡头，更多的“穷白人”则在国有垄断部门当高工资高福利的“特权工人”。而黑人青壮年多在城里为私营部门打工，或者在国有企业中从事白人不愿干的脏、累、险工种，他们的家属则有相当一部分在“户口所在地”即所谓“黑人家园”成为留守一族。
而在改革后的中国也很类似：竞争性领域里私营工商业者迅速成长，金融—房地产领域则崛起了大批有官府背景而“空手套白狼”的寡头，垄断性国企依靠“国家汲取能力”和垄断性暴利不仅管理层暴富，员工中也出现所谓电业公司“抄表工月薪万元”式的贵族工人。（但非垄断性中小国企纷纷解体、“改制”，工人“下岗”后地位沦落的现象在南非种族隔离时代少见，倒是民主化以后，新政府对为布尔人提供大锅饭的国企进行私有化，造成了类似的布尔人“下岗”现象）而两亿“农民工”成为中国制造业的支柱与蓝领阶层的主体。他们的家属则在“社会主义新农村”成为留守儿童、留守妇女与留守老人。
如前所述，“种族社会主义”状态下不可能有什么“新自由主义”，但更不可能是什么“福利国家”。尽管南非与中国发达的国家财政给中国的市民和南非的白人（这两者在两国人口中的初期比重也相当近似，即都只占1/4左右的少数）提供了相当的社会保障。但是，其他绝大多数人口则不但被排斥在“福利”之外，而且“自由”也很少。在“既无自由也无福利”这两个方面，我们的“进城农民”处境也与他们的“进城黑人”有非常大的可比性。不过，那时的南非由于在白人中实行民主，白人内部的福利制度还是相当到位的。而中国由于在市民中缺少民主，即使是市民中的福利制度也带有更多的特权性，具有笔者所说的“负福利”特征。＇41＇此外，南非黑人民权运动看问题比较清楚，如前所述，他们既为黑人争取自由，也为黑人争取福利。可是中国的许多“改革反思者”就糊涂得多，他们“左派骂新自由主义，右派骂福利国家”，似乎还嫌老百姓的自由、福利都太多！
“低人权”是为了捍卫“主权”？畸形“民族主义”与“文化自尊”理论
在南非历史上，英语白人与布尔人作为白人无疑都压迫过黑人。但由于英语白人在工商业经营方面竞争力较强，较少依靠特权，并且更崇尚自由竞争，因此他们在种族问题上相对开明，并且与以英语国家为主流的国际社会的人权压力形成呼应之势。
人类各民族都有从野蛮到文明的历史，英美各国也并不是自古以来就尊重人权的，无论对内还是对外，在人权问题上他们都有不光彩的过去，包括在殖民地侵犯人权的行为。但应该说，近代人权的进步的确是在这些国家率先取得突破，首先是在国内人权方面，然后也表现在国际上。联合国两个《人权宣言》就体现了国际社会促进各国人权保障的努力，而英语国家显然是这种努力最重要的推动者，在南非问题上也是如此。当然，英美外交历来有“利益外交”与“道义外交”的两面。从利益上讲，它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