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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证词听来令人毛骨悚然，对曼德拉来说也是一种折磨，他出席了大部分审判过程。克卡塞和莫诺告诉法庭，俱乐部的人命令他们叫温妮“妈咪”，她亲自主持了对他们的审讯。她试图从他们口里逼出“口供”，证明维恩有同性恋行为。这时温妮不出意料地大喊大叫起来：“你们不配活着。”克卡塞向法庭描述了温妮如何带头对他们四个人拳打脚踢，她用拳头打他的眼睛，并用皮鞭“多次”抽他，莫诺告诉法庭说温妮“用巴掌和拳头打他的脸”。然后俱乐部其他成员加入进来，“用脚踩踏他的身体，把他高高地举起然后扔下来。”这两位证人说，由于斯通比被怀疑是警察秘探因而受到特殊照顾。在遭受毒打以后，他们把他带出审讯室，扔进一个充满水的浴缸里，硬把他的头按进水里，几乎溺死他，他最后“承认”向警察报告了其他积极分子的消息。审讯快结束时斯通比已是伤痕累累，几乎无法行走。后来克卡塞和莫诺经过“改造”被逼加入了足球俱乐部，但没有斯通比。他们最后一次看到他是1月1日晚上，当时“教练”理查森把他从后院带走了。
在法庭审判中，温妮被正式称为“8号被告”，对她的审判无疑是整个审判的高潮所在。4月16日，她终于站在被告席，此后三天诉方和法官对她进行了审讯，想得知事情的真相。按照温妮的说法，事实比小说更令人陌生。比泽斯在温妮受审前对她进行了几天的训练，要她坚决挺住，就像自己既没做也没看见或听见什么不对劲的事。很快事情就变得很明了，法拉蒂被抛出来作为她的替罪羊，尽管法拉蒂的律师事先一无所知。法庭被告知，一切都是法拉蒂一手策划的。是她指控维恩有同性恋行为，是她建议把4名年轻人带到温妮的住处。这一切发生在12月29日下午，就在温妮动身去布兰德福特访问前，几个小时后理查森、法拉蒂、温妮的司机约翰·摩根去把4名受害者绑架回来。她甚至不知道4个受害者住在她的后院里，更不要说他们被绑架和遭毒打了，直到她读了报纸才知道这一切。她未曾遇到过他们中的任何人，只记得斯通比“像个小孩子在水龙头那里洗手”。至于臭名昭著的“联合足球俱乐部”，在事件发生时已经不复存在，她从没有过任何“保镖”，也从不知道“后院中的男孩”中有人晚上在她的住处外面警卫。这是一个完全令人难以相信的故事，但不论温妮还是比泽斯似乎并不在乎。
比泽斯为温妮进行的辩护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绑架案当晚温妮在干什么，但在这方面他面临一个很尴尬的问题。尽管她对媒介报道她涉嫌绑架极为生气，但她从未对任何一个记者讲起过或发表过任何声明说她在那个性命攸关的夜晚访问过布兰德福特。“没有人问起过我这件事。”温妮很随便地说。她对媒体的报道如此之狂怒以致于决定接受一家荷兰电视台的采访，“因为我不能接受对我那些野蛮的指控，我要为自己正名”。但是即使那时她也没提起过任何有关访问布兰德福特的事，她辩解说记者本人没有问那个问题。
实际上，直到事件发生快一年半之后的1990年5月，当理查森受审时温妮才宣布了她的布兰德福特之行。比泽斯找了两个证人来证明她讲的故事是真的。塔博·莫陶，一个学生，告诉法庭12月29日黄昏时，他替摩根——温妮的专职司机开车把温妮送到布兰德福特。另一个征人诸拉·莫阿劳里是一位教师，温妮称自己在布兰德福特的当天晚上和第二天晚上和她待在一起，然后于12月31日返回索韦托。莫阿劳里作为布兰德福特唯一出庭作证的人，向法庭提交了一本日记和一张胡乱涂写的纸，证明温妮12月30号晚上在布兰德福特开会。参加那次会议的其他人都没有出庭作证，而且温妮记不清他们任何人的名字了。莫阿劳里的证词中有好几处漏洞，也使人对温妮不在案发现场的证明大为怀疑。例如，莫阿劳里的日记中关于温妮的布兰德福特之行时间顺序混乱，而且莫阿劳里不知怎么地用三种颜色的钢笔在文件上写字，该文件用于证明温妮出席了一个讨论装备日托中心所需设备的会议。文件最上边的“12月30日”是用一种与文件其他条款不同的墨水写上去的，有力地表明那是后来加上去的，而不是原来就有的。
在她三天的证人经历中，温妮做出了一些值得注意的声明。她说坚持要理查森“说出真相”，一位记者曾于2月19日采访他关于绑架和殴打4个索韦托青年的问题。她在场并要求理查森承认的确有过“殴打”，而不仅是无伤害的“轻轻拍打”，而她开始正是要求理查森那么说的。她告诉斯坦格曼法官，“他至少可以说出事情的真相，高尚的男人说实话，陛下。”没有人抓住这一机会问她是否“高尚的女人”也有义务说实话。
温妮结束了她在法庭上的任务，现在该斯坦格曼法官了。5月13日他宣布了判决，他对温妮的证词品格的判断是毁灭性的。温妮与她的同谋法拉蒂表现得“极度缺乏正直感”，已经脱离正轨，回避事实真相。他说，温妮的证词充满了“精心准备的含糊不清模棱两可”和“不可能的事情”。
当然，关键问题是，斯坦格曼是否像两年前解放运动的法庭那样，判定温妮是绑架4名青年人的背后指使人。斯坦格曼法官最后宣布她一定是这一切行动的背后主谋，因为——法官措辞得体地称——从设想所有这一切都是在没有曼德拉夫人作为精神动力的情况下发生的，就像设想没有哈姆雷特的《王子复仇记》一样。只有当他宣布对温妮在殴打四名青年人中所扮演角色进行宣判时，法官才对她的罪行有所怀疑。起诉人未能证明她去布兰德福特是在撒谎。因此像她所说的那样，仍存在相当大的可能性——她在殴打开始前已经离开。然而，她后来肯定知道了绑架和殴打之事，但即使在索韦托领导的压力下，她仍拒绝释放被绑架青年。斯坦格曼最后说，至少温妮是名从犯。他判温妮和法拉蒂犯有绑架罪，而且温妮还协从殴打了4名青年。
那天出席审判的几乎所有记者都与斯坦格曼法官对温妮的评价一致，认为她是“一个冷静、沉着、从容不迫、毫不脸红的说谎者”。然而，使每个人感到震惊的是法官先生对温妮的品质大加指责，因为在此之前还没有哪位白人或黑人官员如此毫不掩饰地谴责这位前“国母”。在斯坦格曼对案件长达六小时的回顾中。温妮始终毫无表情地听着，但即使是她在听到斯坦格曼对她人格的评价时也大为震动。对斯坦格曼的调查结果，她唯一反应是说她很高兴法官先生没有判她犯有殴打儿童的罪行。她突然脱口而出“那才是我关心的事情”。快走到法庭大门时，温妮又恢复了通常的微笑，而纳尔逊却没有。很明显斯坦格曼对他妻子的判决动摇了他的信心，头一次他无法露出那阳光般灿烂的微笑。
斯坦格曼判决如下：由于犯有绑架罪，从第二天起温妮需坐5年牢；又由于她协同参与了殴打青年事件，另加1年徒刑。他还提到温妮在屈服于巨大的社会压力而释放两名被绑架青年之前，曾把他们拘押了20天，她对受害者“完全没有同情心”。法官先生说：“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你们中的哪个人哪怕觉得有一丁点儿难过或者下不为例的意思。”法拉蒂被判6年徒刑；摩根1年。乔治·比泽斯立即宣布他将对斯坦格曼的判决提出上诉，但温妮和曼德拉在政治上和感情上的损害已经不可能弥补了。（1993年6月2日，上诉法庭撤消了斯坦格曼对温妮绑架罪的宣判，而是改为1年徒刑，缓期两年执行，另加罚款约10000美元。法庭还撤回了对温妮犯有协同殴打罪的指控。）
这次审判粉碎了纳尔逊对他那么久以来一直挚爱的女人的最后幻想。在刚刚两年多一点的时间里她已经两次被判犯有不轨行为，第一次是她的同事们进行的非正式的审判；第二次则是法庭的正式审判。斯坦格曼法官和温妮的同事对温妮作出的结论相同，纳尔逊再也无法继续相信她是清白的。但他想得更远，他也无法保护她不被非国大领导人们赶出去了。对于斯坦格曼对他妻子的可靠性和名誉作出的可怕的论断，非国大执委会没人提出异议。法官宣判后的沉寂震耳欲聋；更进一步，曼德拉要求非国大把温妮的审判看做是政治审判，但遭到非国大领导层的拒绝。非国大采取的立场既反对他也反对温妮。曼德拉突然面临这样一种前景：在他周游世界时，陪在他身边的是一位被判犯有绑架罪的女人。她会使他在政治上极为尴尬，而且，被内疚感所折磨的纳尔逊不准备与她离婚或不再保护她。不，他不会的。直到1991年秋天他才转过弯来，但事情的发生却与审判毫无关系。
到1991年中期时，温妮已不仅是一个犯有殴打儿童之罪的女人，她还变成了一个精于玩弄政治阴谋，能通过变幻无穷的诡计来促进个人政治事业的女人。曼德拉刚被释放时，她有一段很短暂的时间扮演起贤内助的角色，把纳尔逊推向镜头。在讲坛上，她毫不炫耀地站在他的身边或身后，面对那些来聆听他们心目中的麦加圣音、目睹他们心中之神的群众，她几乎一言不发。在适当的时候，她与曼德拉合演“曼德拉一家”——两人肩并肩站着，面带具有感染力的微笑，伸出的拳头紧握着；温妮会大喊：“权力！把权力还给人民！”
这种情形很短暂。起初，纳尔逊被温妮搞得迷迷糊糊，急切地帮她促进她的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