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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为越来越偏离正轨，非国大和黑人民众普遍认为她应该为曼德拉的婚姻破裂而受责，尽管对任何女人来说，与一个同样是人的神话般的人生活在一起都不是件容易的事。
温妮并未从自己的错误中学会什么，也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差得太远了。即使在曼德拉释放之后，她仍把自己看成是政治上高不可及的人物，不仅凌驾于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法律之上，而且凌驾于自己所在组织的纪律和规章之上。因此，在他们分居前我们一直看到这种丑恶的景象——她操纵、利用纳尔逊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标，给纳尔逊造成了巨大的感情痛苦，也在政治上破坏了非国大的形象。她对权力的欲望如此强烈以至于驱使她甚至把曼德拉作为她的计划中的人质。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如果她更谨慎地实施她的计谋，不那么露骨而无耻，她很可能会得到她想要的一切。温妮拥有成为黑人统治的南非的第一位“第一夫人”的一切必要条件，这个位置将确立她在历史上的地位。曼德拉死后，如能利用公众爆发出的对她的同情这股力量，她甚至有可能成为总统，但她毁了这一切。
温妮控制不了自己的邪恶的冲动，不论是政治上还是在性问题上她都要得到立即满足。她在城镇里的崇拜者称她做起事来就像一头母象。但她更像一头离开母牛的小牛，决心用犄角撞翻挡住去路的任何障碍物。她对权力、地位、在非国大的特权胃口大得惊人，如使自己当选为六个委员会的委员。总的看来，温妮已经形成了一种分离的个性。有时她慷慨大方、彬彬有礼，对政治暴力的受害者关怀备至，她常常是第一个——有时是唯一地——奔赴现场的非国大官员，抚慰那些在最近的事件中失去家庭和亲人的人。她个性中阴暗的一面是脾气极坏，毫无征兆地为一点小事对朋友和敌人大发雷霆。她可能会向所有人发脾气，没有人能幸免。她甚至打过非国大国际事务部部长坦博·姆贝基一个耳光，因为他藐视她。1991年早些时候对她的审判显露出她已经变得不可思议的顽固，而且显然是津津有味地沉浸在非法的在城镇谋财害命当中。大量证据表明她同意，甚至可能是命令谋杀了不计其数的真实和假想的敌人、对手。在她周围聚集起一帮城镇暴徒、恣意妄为的年轻人和拍马屁的人，而那些品行良好，打算帮助她的人通常会发现自己“近墨者黑”了。
对温妮的不良品行有各种各样的解释：精神分袭症、酗酒、长期遭受迫害或夸大妄想症。国外新闻界已经把她塑造成反种族隔离斗争的化身，在全世界树立起她殉道者的形象。当这些媒介越来越多地报道她在城镇里的所作所为时，她又毁掉了自己塑造的圣人形象。在媒体面前荣耀丧失殆尽会不会对温妮的精神产生影响呢？我相信类似的经历影响了埃及总统安沃·萨达特，在他1981年10日被伊斯兰狂热分子暗杀前的最后几个月里，我眼见他渐渐地变得歇斯底里。萨达特不明白在自己国家内部严厉打击日益发展壮大的伊斯兰反对派会受到西方舆论的质疑和批评。这种批评是一面镜子，但是由于多年来一直被美国人看做英雄受到推崇的萨达特却不能照一照镜子。像萨达特一样，在享受了多年殉道者般的荣誉之后，温妮也无法应付对她行为的日益高涨的批评。不管是哪种或哪几种原因造成的，到1990年年底温妮·曼德拉看起来真的是精神已经不正常了。她受对权力和荣誉的无法控制的欲望之驱使，而且与当局的对抗使她更加强硬，温妮已经决意走上自我毁灭之路。在这一过程中她使自己周围的所有人、所有东西都陷于堕落，但最令人不能宽恕的是，她残忍地利用和羞辱了纳尔逊，这位她声称一直崇拜的男人。
大多数研究“温妮现象”的人似乎都同意：温妮一生中的转折点出现在1977年5月。自1962年起她不停地受到禁锢，还在单人牢房里度过17个月。1977年5月她最终被政府流放到奥兰治自由邦的一个偏僻小村子——布兰德福特，该村位于阿非利卡人农业区的中心。温妮受的折磨激起人们巨大的同情，当她在当地邮局和食品杂货店公然蔑视种族隔离的法律时，这种同情变成了崇拜。她甚至设法在布兰德福特外面的一个黑人城镇里组织了一次农场工人罢工。
如果在布兰德福特的经历强化了她蔑视种族隔离制度的意愿，那里的另外一些东西却在悄悄吞噬着她的神经。八年与世隔绝，孤独的斗争破坏了她的精神平衡。有些记者研究了温妮在去布兰德福特和从那回来后的行为，他们强调指出1985年8月她回到索韦托时已完完全全变了一个人。那时她开始酗酒，已经有点问题。但是长年与阴谋、警察奸细和周围背叛她的人打交道，她变得满腹怨气，什么都猜疑，已经分不清谁是朋友、谁是敌人。
布兰德福特当地警察局挑唆一伙年轻人洗劫了温妮的两间房子，因此温妮不顾禁令离开了那里。她利用这一事件大胆地搬回在索韦托的奥兰多西区的自己的住处，完全不顾当局的阻挠，她最后侥幸成功。于是她又回到了城镇政治运动中，正是此时反抗种族隔离制度的活动达到了高潮。许多城镇试图建立“解放区”，由一帮年轻人领导各街区委员会，他们随时准备用石块、木棒和燃烧瓶对付警察。南非抵抗运动的斗士们设计出他们自己的恐怖的惩罚措施——用绳子勒死那些告密者。温妮也因她1986年5月发表的声明而名声不佳，她说：“用我们的火柴和绞索解放全南非。”1986年6月，在泽妮回到索韦托后不到一小时政府宣布全国实行紧急状态。
正是在这种城镇起义和警方大力镇压的环境下，温妮成立了“曼德拉联合足球俱乐部”，这酿成了她的一大罪过。那时在城镇里以著名的反种族主义领袖命名足球俱乐部极为盛行。温妮作为社会工作者和政治活跃分子，收留了许多被政治逼得无家可归的青年人，在她的资助下成立一家俱乐部也就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但在那个社会动荡不安的年代，社会活动、政治活动和犯罪活动之间有一条清晰的界线。温妮周围这帮暴徒打着“斗争”的旗号，成帮结伙地在邻近社区内索要保护费并制定他们自己的帮规。这样，历史上反对派秘密社团在家长制活动方式下经常出现的蜕化与堕落的悲剧——犹如意大利的烧炭党之蜕变为黑手党、哥伦比亚的“解放军”蜕变为贩毒团伙、我国清代白莲教蜕变为青红帮一样——也在南非黑人中发生了，而温妮不幸成了这一悲剧的主角。
1990年9月21日，伦敦《独立》报刊登文章，详细介绍了“曼德拉联合足球俱乐部”是如何成立的以及它如何从踢足球转向“踢”解放运动。俱乐部一位发起人莱多萨迪·伊卡能对《独立》报记者说，1980年温妮试图平息两个对立帮派间的打斗，每伙有大约二十几个“同志”，于是成立了足球俱乐部。两帮青年人都接受了温妮的建议，放下手中的斧头，在她资助下成立了一家足球俱乐部。其中一些人搬进了曼德拉在索韦托尔普克鲁夫的另一处住所的后院。伊卡能说，足球俱乐部在转向政治和犯罪活动前的确踢过几场足球比赛。1987年1月的晚些时候，警察逮捕了住在温妮家后院的那伙人，因为他们涉嫌谋杀。当温妮试图利用俱乐部成员作为“巩固她地位的人”来扩大她在索韦托的政治影响时，俱乐部的情形更加恶化了。在她的资助和“教练”杰里·查里森的铁腕下，他们成立一个非正规的“人民法庭”，对受害者进行审判，有时甚至判处他们死刑。《独立》报有证据表明，温妮和俱乐部与16名索韦托居民的被杀有关，其中大部分受害者是十几岁的青年人。到1991年早些时候温妮出庭受审时为止，足球俱乐部已有4名成员进了比勒陀利亚中央监狱的死囚牢房，其中就有“教练”查理森，他与12起谋杀案有关。
14岁的城镇少年抵抗英雄斯通比·莫凯恩·塞佩被杀，这一事件使问题白热化。反种族隔离群众民主运动的领导人在对待温妮的问题上无能为力，因为她在黑人社会获得“民族之母”的地位。在温妮和足球俱乐部周围人们似乎心照不宣地保持沉默，不论是当地还是国际媒体对她和俱乐部的恣意妄为的举动几乎都不发一言，大家都担心这种批评只会使反种族隔离斗争声名扫地。诺玛泥达·马丝安妮是一位黑人记者，她为之工作的期刊《前线文件》已经停办。她是当地唯一一位对“曼德拉联合足球俱乐部”到底是干什么的进行质疑的记者。《华盛顿邮报》的记者威廉·克莱伯恩是为数不多报道温妮身边人的可疑行为的外国记者之一。1987年2月26日，《邮报》刊登了他的文章，他描述了前一天年轻黑人们如何向温妮在奥兰多西区的住宅掷石块。扔石头的这伙学生来自达利翁葛中学，温妮的足球俱乐部占了一块有争议的足球场地，把这帮中学生给赶走了，他们就用掷石块的办法报复。克莱伯恩提醒读者注意，这已经不是大众第一次对温妮表示不满了。前一年的12月份，开普敦本地一位极不受欢迎的妇女承认她谋杀了自己的丈夫，而温妮却对她进行祝福，这大大激怒了周围人群，他们向她抛掷软饮料罐、垃圾和沙子。
斯通比被谋杀打破了保护温妮的“沉默之情”。斯通比和另外3个男孩在奥兰多西区离温妮住所不远的卫理公会教堂牧师住宅处被绑架。这一次温妮与教会进行较量，而这一教堂恰好在支持反种族隔离制度的斗争方面不遗余力。尽管她自己也是一名卫理会教徒，但她与教堂的牧师保尔·维恩争吵过，而和保尔住在一起的也有一群无家可归的青年人。温妮的朋友科萨莉斯瓦·法拉蒂是牧师住宅的女管家，她向温妮告了保尔的状，温妮错误地、过分严重地对保尔采取了措施，而后来证明法拉蒂疯病很严重。法拉蒂告诉温妮说保尔对许多和他住在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