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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尔逊在开庭前一直都被蒙在鼓里。
法庭继续着宣称指控已被撤消的虚伪把戏。
当官员们围上来要求纳尔逊提交辩护状时，他几乎还无法从震惊中恢复过来。这是政府的狡滑的圈套。自此以后，当局就有权随意剥夺囚犯的任何财产。纳尔逊交出了辩护状并表示了抗议。
如果监狱当局以为这圈套是对纳尔逊的“致命的打击”，那他们还会再打其他主意的。尽管这些文件已被夺走，纳尔逊仍抗议说文件是他的，并为重新得到它而采取了行动。在经过漫长的合法抗议之后，文件终于又被归还给他。
纳尔逊唯一的目标是通过他的律师把这些文件送到狱外。狱方当然清楚这一点。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被迫撤消了这个案件。
文件归还之后，纳尔逊继续坚持认为律师有权阅读并代他保存这些文件，或者，如果当局拒绝该建议，他妻子应在他出狱前保存这些文件。
当局自然不会让如此危险的文件落入“不负责任的人”手中。让它和纳尔逊一起待在牢房里才最安全。在狭小的牢房中，它才不会给他们带来危险。
纳尔逊同志从未放弃将这颗定时炸弹拿到外面去爆炸的努力。这可能会破坏对丑小鸭变白天鹅般改头换面的种族隔离的美化宣传。纳尔逊从不放弃，每一天、每一小时他都想着斗争。他的梦想和行动反映着他的思想。
第六章 漫漫长夜
四、“曼德拉大学”
曼德拉虽然被剥夺了自由，但他仍然有着强烈的求知欲，他认为除了探视，学习的权利比任何其他优待都更为重要。曼德拉继续读法律学位，可以学到夜里11点钟，姆贝基及其他大学程度的人也可以这样。但是，那些准备考大学的人必须早一小时结束。如果被人发现在规定时间以后读书的话，那就要被罚禁食三顿。菲基利·班姆在入狱前是一位读法律专业的学生，他很欣赏那样的场景：曼德拉告诉大家题目，接着引导大家开展政治讨论，以此来考查自己对所学知识的理解和记忆。犯人不断进行交流，相互学习，最可怕的处罚是减少学习时间。
由于曼德拉最初是在1962年判的刑，他获准修读伦敦大学法学学位。但政治犯大批来到岛上之后，狱规有了更改，不可能及时得到最新书籍来完成课程。接着，当局禁止政治犯修读研究生课程，这残酷地打击了他们的求知欲。曼德拉转而学习经济学。由于不许学法文和德文，他改学高级阿非利卡语。
政治犯不许看外界报纸和听外界的广播。有一次，因为发现他牢房里藏有剪下的报纸，曼德拉受到指控和处罚。可是犯人们还是想方设法搜集消息，利用每一点滴信息，分析它的内在含义。
突然，他又受到一次沉重打击——他被剥夺了一切学习权利，为期四年。监狱的官员声称发现他的牢房里藏有“回忆录”，而政治犯是禁止保存日记或个人笔记的。纸张控制得很严，仅够学习和写500字的信用的，现在可以每个月给家里写一封500字的信。曼德拉要求狱方“给我看看那本回忆录”，但狱方从没出示过。
曼德拉将罗本岛监狱成功地变成了一所“曼德拉大学”。在这里，他和他的同志们一起成长，他对南非的命运有了更深的思考，对自己的信仰和道路有了更新的认识。
迈克尔·丁卡凯1966年因涉嫌搞破坏活动和担任非法组织职务而被判刑，15年后，他于1981年从罗本岛被释放。下面是来自他的叙述：
在罗本岛上每天早晨5点30分，守卫就敲起大钟——自70年代末以来改成了放音乐——叫醒每个犯人。值夜卫兵敲得这么卖力，钟声差不多都能把死人给震活过来。除了偶尔一两个同志之外，睡得再熟的人也无法在钟声的喧闹中继续睡下去。
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大部分犯人都养成了这种习惯，早晨不再需要钟声或是音乐声也能毫不费力地从毯子上“跳”起来。
牢门要到6点3刻才开。所以接下来的一小时零一刻钟就贡献给了日常杂务：卷起草垫或毛毡，＇5＇打扫牢房，举起紧握的拳头向对面牢房里的犯人问好（从他们的牢窗能看见自己），做一些身体锻炼，在桶盖里洗脸。
室门打开后，犯人们冲出去清洗马捅，那些不愿在桶盖里洗脸的人可以用浴室里提供的小盆。牢门打开后，每个人都显得匆匆忙忙。有人围着监狱单元的小院子慢跑。那些轮到“phaka”＇6＇的人去分饭。
早饭已毕，随着“集合”的口令，我们排成两列，走向第一道大门，然后是一道又一道门，每道门前都站着警卫。在每道门前我们都得停下来，这时总有卫兵喊“队列肃静”以及“脱帽”。
“脱帽”这个口令让犯人很不舒服。不久以后为非洲及黑人犯人准备的布帽，以及为亚洲或其他有色人种犯人准备的便宜的毡帽，就从制服中消失了，这是因为犯人们拒绝在去采石场的路上戴帽子。
在石灰采石场度过的日子里，每个犯人都从事着过度繁重的劳动。犯人的工作每天都在变化。也许上午某个犯人还忙于这一组的任务，而到了下午，他又得参与另一小组的劳动。最忙的是“学习阶级”，一个人学的科目越多，他的时间就越紧。
通常，进行课程讨论时无法作任何记录。然而当必须要作记录时，他们就只能秘密地进行以不致被看守发现，否则会惹麻烦上身。采石、装车、烧石灰这些工作对于他们的讨论并没有什么明显的妨碍。
另一项活动是政治讨论。一次当我来到一个单间的牢房时，非国大成员们正在讨论非国大的发展历史。我们当然没有任何书面资料，但争论的发起者沃尔特·西苏鲁同志就是非国大的活历史。沃尔特同志记忆力非凡，他不仅能记住那一系列事件和回想起参与人的姓名，而且还能说明事件发生的背景。
罗本岛上禁止讨论政治，因此讨论只能在看守不在时才能进行。
由于非国大历史问题极其丰富和复杂，对他的讨论持续了很长一段时期，然后我们又进行了其他问题的研究，如关于国家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及国内国际发生的焦点问题。一般来说，政治讨论的目的并不是要达到某种一致，而是为了从别人那里学到些东西。
无论是非国大成员间的正式讨论，还是同其他组织间的双边或我边讨论，在同狱犯人中，纳尔逊同志都是从不厌倦的参与者。
我们中间某些人无论何时都热衷于“空谈”。纳尔逊同志却不是这样。除去他组织的讨论项目之外，他每天都发起同其他个人进行的探讨，包括组织内部关系，犯人的抱怨，反对狱方的策略以及其他一般性问题。纳尔逊·曼德拉是一个为人权斗争而不屈不挠的活动家。
《斗争就是我的生命》与《自由之路无坦途》两本书如实反映了他的政治洞察力、政治承诺及为解放南非众多被压迫者的献身精神。他被尊称为“玛迪巴”这一事实也正表明了他无论在狱中还是自由时，都同样把为他的人民奋斗作为自己生命的目标。
纳尔逊是一个强有力的辨论家，可有人却称纳尔逊为好斗的人甚至独断专行者。你愈了解纳尔逊本人，就愈会发觉这种观点带有明显的偏见。或许是他那种直接的、积极坦率的方式使得他给那些持不同意见者留下一个难以相处的印象！在同那些毫无事实依据的人所进行的争论中，纳尔逊会利用巧妙的提问给对方以致命一击。几乎没有人能被反复诘问而不暴露自己的无知和浅薄。
我曾多次在与曼德拉的讨论中被批驳得体无完肤。尽管如此，我还是认为这种经历从长期看来使我受益无穷。
这是因为与他的讨论教会了我从两个方面看待问题，尝试给他一个客观公正的答案。在特定的社会问题上，客观的态度有时会使人得出与流行观点相违的结论，但坦率地说，知道一个不令人兴奋的真理总比用一个流行的谬论来欺骗自己要好得多。而后者可能会使未来的计划因根基不牢而流于破产。
他在讨论时表现出惊人的精力。在我们这个牢区，他从不错过任何一个和狱友们一起讨论政治的机会。
在讨论中他是个很好的聆听者，并且积极提问。他过耳不忘的能力使他能够完整地把与当局会谈的内容复述出来。他不仅能详细讲出与其观点有关的材料，而且还能复述出参加者的表情和含沙射影的语气。
有时，在现实事件的讨论中，纳尔逊同志喜欢从各个角度考察问题的特点使他更像是一个爱辨论的人物。并且，他不愿让任何重要的讨论悬而未决，他更愿意看到一个确定的结论。这并不是要想主导讨论，而是来自想了解讨论者观点背后的思想的本能，是为了能了解不同的观点。
纳尔逊并不认为自己是政治天才或是组织中的特殊领导者。他相信他的组织从过去到现在都是各种天才贡献的结果。他非常清醒地认识到他是处于南非现状下的人，在这种意义上讲他首先是自己组织中的一员。他总是带着钦佩的语调提到他过去和现在的同事：莫塞斯·科特恩、J．B．马克斯、卢图利大酋长、约瑟夫·达林博士、布拉姆·费雪、利莲、恩戈伊·海、约瑟夫和其他人。
朴实直率是纳尔逊的一大美德。同非国大的其他领导者一样，在他周围并没有狂热的崇拜者。在狱中，他本能够轻易地利用他在国内国际的形象从当权者那里获得特权。包括“吵闹小子”在内的所有官员都为能得到曼德拉的赞赏而高兴。这就是为什么“吵闹小子”怨恨曼德拉揭露他的法西斯倾向的原因。这就是为什么起初监狱特派员斯坦恩将军曾尽一切努力压制曼德拉为自己辩护的原因。在辩护中，纳尔逊会破坏他在同僚中的形象。每个正直的领导人都不会轻易地放弃自己的原则，更不必说有着如此美德的纳尔逊了。
真正的革命领导人是那些同人民结合在一起的人。因此，纳尔逊在狱中从不寻求个人特权，而是完全投入到狱中的普通工作中去。我们每个人都得打扫自己的牢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