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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但是我想国际舆论和压力还起到了另一个很重要的作用，而这个作用不容易衡量，它就是对我们保持士气和良好的精神状态方面所起到的帮助作用，因为一个人如果感到自己并不孤单，如果他对自己所做的一切感到满意，并且他是为了一个正义的事业坐牢，这个事业必将胜利，他就会适应最坏的条件。我觉得国际压力已经在帮助我们保持士气方面起了作用。国际压力并不是使我们保持士气的唯一因素，但它改变了我们对身边物质条件的态度，使我们精神振奋。现在甚至连物质条件也改善了。我们不再因这些条件而困窘，所以我相信国际压力在两重意义上都起到了重要作用。他没有引起重要和根本性的变化，但他总能使得我们在监禁中生存下来，在监禁中，甚至那些被判终身监禁并被告知他们不会活着出去的人都确信他们不会在狱中待太长时间，他们将活着出狱。
问：从60年代中期开始，一些新闻记者到岛上的访问被广泛传播。曼德拉和其他囚犯对这些访问的态度如何？
答：只有一次公开的访问，那是在1977年4月由22—25名新闻记者进行的，还有些其他记者的访问，我记得有一个纽曼先生在1964年访问了该岛。还有一个叫麦克尼柯尔的澳大利亚记者，我们见到了他，我后来读到了他的报道（我要求要一份，但没得到），很感兴趣，但他对监狱的看法的确和我们不同，现在谈谈1977年4月那次公开访问。那时我已出狱——你知道我向新闻局写信抱怨，对其新闻报导一行一行地提出质疑，因为他们不准确而且歪曲了事实。
我们的态度也随着时间变化，纽曼见过纳尔逊和沃尔特（西苏鲁），麦克尼柯尔见过从我们中挑选的几个人，其中包括纳尔逊。从传回的新闻中我们看到他们是如何歪曲报导的，他们的报导方式也与和我们事先谈好的不一样。这些经历使我们确信，像曼德拉这样起领导作用的同志不能让自己处于这样的情况下：未经通告就被监狱管理部叫去，告诉他们这是怎么怎么回事然后就去接受采访和进行讨论，因为这样一篇声明就形成了，这篇声明会被看做狱中领导状况和运动的反映。我们的态度是：我们不怕采访，但我们必须事前得到通知，采访的记者也必须自己与监狱当局谈判，以便他们作为访问和交谈结果的稿子必须让我们审查，看他们都写了些什么，尽管当局禁止我们看新闻。之所以这样要求是因为我们没有对报导作出反应的权利。一个普通公民能够写信或打电话给新闻机构对关于它的报道发出质疑，但我们不能，而且我们的声明会被拿去当做反映我们在这个国家政治发展中立场的权威说明。所以我们现在（我在1976年11月出狱时）的态度是：我们依然欢迎新闻界，但前提是我们必须得到监狱当局诚实的通知，包括谁要来、来自哪一家报社，还有适当的介绍，我们必须有权决定我们中的哪些人去和他们谈，这样我们才能任命以我们的名义讲话的人。监狱管理部不能先把纳尔逊叫去，一两个小时之后又叫另一个囚犯去见记者，而这个人正是监狱当局试图说服他讲一些对他们有利的话的那个人。
问：你们能和非单人囚室区的囚犯们进行接触吗？
答：噢，我应该这样回答这个问题，在南非现在进行的审判中，据称我们彼此保持接触，但实际上各牢区之间被彼此隔离，你可以据此自己得出结论。
当我在那里的时候，那里有三个牢区，我们和其他两个牢区被一面30英尺高的墙隔开。监狱当局竭尽所能不使我们有彼此看一眼的机会。但是，绝食斗争在所有牢区不断进行，一次斗争早在在一个牢区开始，到午饭时或最迟到晚饭时全部三个牢区就都绝食了。我想当局知道，我们也没有掩饰我们没有甘心被隔离这一事实，我们将尽一切努力与各个牢区的同志进行联系。他们所不知道的只是我们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实际上，早在1967年我们就在单人牢房里提出过要求，要求结束隔离状态，将我们关在一起。
第六章 漫漫长夜
三、“勇气与艰危并长”
尽管罗本岛监狱的条件异常恶劣，但并不能削弱曼德拉的斗志，反而使他更激发出他战斗的勇气，他谴责政府压迫时直率的言语，他从事社会斗争时明确的目的，以及他为更美好社会奋斗时有力的誓言，在狱中这一切他都未尝改变。相反，他每天都经受的来源于国家机器核心的极度的压榨，一直都激励着他那从不倦怠的可贵的战斗与反抗精神。
60年代初，犯人的待遇极其恶劣，纳尔逊在争取改善待遇的斗争中树立起核心的角色。他是一个狱方当局无法忽视的犯人，这并非因为他的地位，而是因为他从不“让当局忽视他的存在”。曼德拉同志的态度和行为表明，从肉体上看他是在狱中，但在思想上他却是自由的。这就是为什么他能郑重地向监狱行政官奥坎普上校提出他要求保持与奥利弗·坦博的通信，就解放斗争问题交换意见的原因。
下面是1969年4月22日曼德拉从罗本岛监狱写给在开普敦的司法部长的信。
“释放我们，或者按照政治犯标准对待我们。”
亲爱的先生：
我的同事们要求我给你写信，要你释放我们出狱，并在做出决定之前按照政治犯的标准对待我们。首先我们希望指出一点：我们做出此项要求并非为了乞求怜悯，而是为了实现一切为其政治信仰而努力的人们的固有权利。
此信中所附的表A中列出的人居住在罗本岛监狱的单人牢房＇3＇里，完全和岛上的其他囚犯隔绝。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无法向你提供一份包括本要求所代表的所有本岛及其他监狱中的囚犯的名单。
在被定罪和投入监狱以前，我们都是著名政治组织的成员。我们的组织与政治迫害及种族迫害进行斗争，要求给予这个国家的黑人、混血人种和土著人充分的政治权利。我们完全唾弃各种形式的白人统治，尤其是分离发展政策，我们要求建立一个没有邪恶的种族压迫的民主的南非，在那里所有的南非人，无论其种族和信仰，都将在平等的基础上和平并且和睦地生活在一起。直到今天我们未变初衷。
我们这些人无一例外地由于所从事的政治活动而被判刑。我们的政治活动主要是为了使我们的人民能获得自决的权利而斗争，这种权利在整个文明世界都被认为是不可剥夺的天赋人权。人民抵制种族隔离政策和被不公正法律的情绪所鼓舞，而正是种族隔离政策和不公正法律破坏了民主政府赖以存在的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原则。
过去，南非政府曾经在某些情况下，将远未服完刑期的政治犯释放。因此我们希望你参考克里斯蒂安·德·威特和J．C．C肯普将军和其他一些因挑起1914年叛乱而被控叛国罪的人员的案例。他们的案情无论从哪一方面讲都比我们更严重：12000多叛乱者拿起武器，至少导致322人伤亡；城市被叛乱者占领，大量政府装备被毁坏，私人财产损失累计达500000兰特（南非货币单位——译者注）。这些暴力行动都是由白人干的，这些白人享受充分的政治权利，属于合法的政党，拥有自己的报纸可以公开发表观点、他们可以自由地在全国漫游去促进自己事业的发展，寻求对自已理念的支持。他们什么事都无理地诉诸暴力。奥兰治自由邦的叛乱首领，德·威特仅被判处6年监禁外加4000兰特的罚金，肯普被判7年并被罚2000兰特。其余的人得到的裁决就更轻了。
尽管案情严重，德·威特仅在宣判后的6个月内就被释放了，余人也未监满1年。这个事件发生在半个多世纪之前，但就对待这类犯人的态度而言，现在这个54年之后的政府将对那些比当年更有理由采取暴力的黑人政治家们的处罚，显得比当时的政府更加顽固不化。现政府一直拒绝我们的要求，压制我们的政治组织，对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和产业工人进行严格的限制。
滥捕数以百计的其余无辜者的行为给许多家庭的生活带来了困难。并拆散了一些家庭。最终，它导致了这个国家史无前例的恐怖统治并切断了一切进行建设性抗争的渠道。在这种情况下，使用暴力就成为了那些不畏审判的自由战士们不可避免的选择。没有一个讲求道义而且正直的人有其他的路可走。袖手旁观其实是对少数人统治的政权投降和对我们事业的背叛。普遍性的世界史和特殊性的南非史都告诉我们，有时使用暴力是完全合理的。
博塔政府通过在判决后不久就释放了造反者这一行动对上述事实进行了承认。我们坚信我们的案情也并无不同，因此我们要求使我们得到这种应得的权利。正如上文所述，有322人在那次叛乱中伤亡，我们提醒你注意，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我们采取的破坏行动中特别采取了措施防止出现伤亡情况，而这一点无论是审判我们的法官还是关于利沃尼亚案件的起诉书都是明确承认的。
详察此信所附的表格你会发现，如果引用德·威特案例作为标准，我们早已应当获释。在表中所列的32人中，有8人被判终身监禁，10人被判10—20年徒刑，5人被判2—10年徒刑。
在被判终身监禁的人，有7人已经在监狱中度过了4年零10个月，另一个也已度过了4年零4个月。在被判10—20年监禁的人当中，刑期最长的是比利·奈尔，他已经服完了刑期的1/4。乔·加比·萨姆森·法达那和安德鲁·马森德是这些人中最早被判有罪的，他们分别被判了12年、8年和13年，而至今都被囚了6年。这些人中最后被宣判的是杰克逊·弗扎尔和约翰内斯·道格拉，2人分别被判了12年和7年。弗扎尔已经服完了刑期的1/4，而道格拉到1969年3月19日正好度完了一半刑期。那些被判2—10年监禁的人每人至少已服满了刑期的1/4。
当审视罗比·里布兰特、赫尔姆、皮尔纳、斯道斯和其他一些人的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