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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囚犯们是怎样被彼此分开的？一共分多少组？
答：当我到岛上时那里的囚犯被分为三组——其一是那些住在“单人牢房”中的人，包括参与利沃尼亚审判和其他一些人，加上斯沃普的托伊沃；其二是一些人住在监狱主牢区中，那里是公共牢房，被一面墙分为两部分，那是一座主要关押南非政治犯的建筑物，但也关了一些刑期短的纳米比亚囚犯；其三是住在另外的公共牢房中的人，那是一个较小的牢区，主要关押纳米比亚的同志，但也包括一些因《反恐怖主义法》而遭判决的南非人，有好几个非国大成员。
从1977年3月起，又一处公共牢房建成，那里关着近两年宣判的人，尤其是年轻人，目的是使他们和囚犯的主体分开。
问：你们中有30人左右住在监狱的特别牢区——这些人全都关在单人牢房里吗？
答：全是。那一牢区有个特点，即那里全是单人牢房，每间牢房只住一人，全部人都是如此。
问：曼德拉现在是A组囚犯，这和书信及访问的条件有什么关系？
答：噢，他被允许每月收发各三封信，每月可以会见两次，每次两人，每次半小时。
根据条例，A组囚犯应当可以进行“接触”探访，但政治犯不行。另外，A组囚犯应当可以看到报纸，听到收音机，但他们也不行。
问：曼德拉在岛上都干些什么活儿？他现在在做什么？
答：当纳尔逊1962年被宣判时他正被单独关押在比勒陀利亚中心监狱里，1963年他被转送到罗本岛——在岛上的两周他被关在牢房里，什么也没有做，突然他又被送回到比勒陀利亚的单人囚室，然后在利沃尼亚案件中受审。他于1964年6月被宣判，和他的同志们一起被带回到罗本岛，并被关在一个“锌牢房”（即临时牢房），在那里他被完全隔离，单独囚禁。接着他被带到现在住着的这个特别为利沃尼亚审判中的人员盖成的单人牢房，在那里这些人首次被全部隔离。
然后他们被安排用四磅的铁锤砸石头，把它们砸成小碎块，在这里我第一次加入了他们，我们干到1965年2月，被带到石灰采石场，用镐和锹挖石灰石，再把它们打碎装上卡车，直到1973—1974年，这就是我们的主要活动形式。这种劳动还穿插着一些为期很短的其他工作——一次是修一条通向罗本岛机场的路，还有几次是修整坚硬的路面。在1973—1974年我们被第一次带到海边。在那里赤手空拳收集水草，这是轮换性的工作，我们有时收集水草，有时在石灰场干活。当局早已答应红十字会停止石灰场的工作，但尽管答应了，他们直到1975年左右才停止这么做。
我能报告的最新情况是，当我在1976年11月初离开该岛时，关在单人牢房里的同志们已经完全不出去工作了，这样他们已经有一年半时间什么活也没有。这个时候他们的学习机会已经被削减，这意味着单个牢房中的大多数人没有在搞学习。因此他们又一次被单独囚禁。就像我们敲石头时那样，他们只能在只比网球场稍大一点的四方院里活动，连看一眼草叶的机会也没有，除非是出去接受探访。
问：请谈谈那个四方院。
答：那里原来想当做运动用的院子，1975年他们同意我们在那里建一个排球场，我们自己建成了它并将其改为一种网球场——但有30名囚犯，你知道他们不能都玩网球，而且有些人的身体状况也不合适。我有一位同志，他说现在他们不工作了，生活十分单调，他说周末也失去了意义，每天都是一个样子。当然，我们不停地要求允许我们进行创造性的工作：写诗、做木匠活儿、编篮子，你可以按自己的节奏干这些工作，你做的事情富有创造性，而且还可以看到你正在做的产品，但当局顽固地拒绝这类工作要求。
问：曼德拉在岛上日常生活如何？你能说说一个关在单人牢房中的囚犯一天生活的主要内容吗？
答：我将谈谈在我最后两年监禁生活中典型的一天，这两年在1974到1976年之间。
我们一年中在不同的时间起床，夏天早些，冬天晚些。夏天是5点，冬天是6点。当我们醒来后出去顺着走廊来到一个有公共浴室和厕所的地方，我们有半个小时供每个人洗漱并清洗马桶。那里有4个水池供全部30人洗漱和修面，修面和刷马桶都是必须的，如果你想洗澡你就必须在半小时内完成。
然后就分发食物，食物被用罐子送到监狱的这一牢区，放在门口，由我们拿回来用盘子分给每个人，这项工作是由我们自己组织的自愿小组来做的。我们吃饭，在开门后一小时就得集合，除非看守们来晚了。然后我们出去干活儿。早些年有的时候我们可以走到工作地点去，这是一种乐趣，使我们能看到岛上的事物，但后来他们开始用卡车运送我们，以防我们从其他囚犯中走过。我们开始工作并一直干诸如清除杂草之类的活儿，直到午饭时间才可以停止1小时。食物被用罐子运来，我们用盘子分装，然后坐在地上——露天，没有桌子——用我们配备的一把勺子和一个钢盘吃饭，我们在3点半到4点间的某一时间停止工作，这一时间之所以这样安排是因为我们必须在此时回到狱中，所有囚犯都要花半个小时洗澡，分盛食物并清洗用具，然后我们在4点半或4点3刻被锁在囚室中，以便看守们可以在5点下班，由另一批看守接班。如果你没被允许学习，你就只能从5点到8点在室内活动，8点上床。那些被许可学习入学考试（大致相当于毕业考试的一般水平）水平的知识的人可以学到晚上10点，学习大学知识的人可以学到11点。当你按规定睡觉时，灯依然亮着，但你应当在床上，连看书也不行。如果一个看守发现你在规定时间后看书，他就会责骂并惩罚你。在70年代早期，他们开展了播放音乐的项目，音乐从锁门时或大约6点播起，到晚8点结束。除了圣诞节、新年或其他被允许的时候，我们不能唱歌和吹口哨，个人和集体都不行。这就是典型的一天。
问：在晚上或其他什么时候，当你们在单房中时，彼此间可以交谈吗？
答：当我们到达那里时，我们被告知将被单独囚禁，这意味着我们完全不允许彼此交谈，甚至在牢房里时也不行。牢房中有朝向走廊的窗子，牢房就在走廊的两侧，小声和邻居交谈是有可能的，但这是不合法的，而且要受到惩罚。当然他们是根据我们是被单独囚禁这一点才这么做的。我们反抗的目标之一是他们没有权力将我们单独囚禁。当局作出让步的第一个标志是说我们已不再被单独囚禁了，只是被“隔离”。接着我们质疑这一点，说按隔离的规定他们不能不让我们谈话，其次这里的条件也和隔离不符，第三我们不应该被隔离。最后，作为我们向这些命令挑战的结果，我们得到了默许，囚犯可以在晚上8点前在他的牢房里和难友们交谈。当然当有了音乐后就不可能谈话了。那些学习的人也总是不想听到别人隔着他相互间喊叫或谈话。
就这样我们现在在干活儿时也可以谈话了。当局也不再把我们这一片牢房叫做“隔离区”，现在他们叫他“单人牢房”。
问：什么时候单人牢房中的囚犯可以进入四方院？
答：既然他们已经不再干活儿了，他们的生活就像（当我在监狱时）某些日子，因为看守不够或其他什么原因，尽管不是公共假日也不必去干活时那样：你比平时晚些被放出牢房，比如说早上8点，被留在四方院中直到11点或11点半，然后吃午饭，然后被锁进自己的单人牢房，在2点到2点半之间又被放出去，可以进入那个四方院，3点半时食物送到，4点前吃完饭，最后到4点半又被关起来。
问：有些日子——比如星期天——有什么不同吗？
答：在星期六和星期天我们被关起来的时间更长。给我们开门晚锁门早，周末和公共假日的午饭时间我们不能接近难友们，我们被锁在自己的单人牢房里，其他就和平时一样了。但是我没有把它描绘成单调的日子，因为在某种意义上来讲这些日子的确单调，但在另一种意义上对于囚犯们来说每天都是不同的，因为你可以和其他人谈话，发展友谊，你可以发展同志关系并总能发现你们有新东西可谈，你也可以一遍遍地回忆过去的事情。
问：曼德拉能得到什么图书设备、什么杂志和什么书写工具？
答：书写用具有：你只被允许得到按照准许你写的字数而确定的一些纸张，如果你是学生还可以得到一些其他书写用具。实际上最近一位被判终身监禁的囚犯已被永久性地剥夺了学习的权利，因为当局说他滥用自己的学习权利来记录自己的生活。
图书设备有：监狱中有一些所谓的图书设备，他们是弗亚斯公司1964年关闭其设在开普敦的分支机构时捐赠的，也有一些其他人的赠品，但这些书曼德拉和单人牢房中的同志们都看不到，在我们的要求下他们最终给了我们大约250册书。许多年来我们为争取定期更换这些书而斗争，致使他们现在把单人牢房中的一间腾出来专作图书的贮藏室。这些图书每年从监狱中的主要的图书馆运来，书的数量很有限，监狱管理部在它的印刷品中声称监狱图书馆中有5000册图书，但我们从未见过这么多。我在我们那个牢区见过的图书最多有大约250册，我想我读过那里所有的书。
这些书的质量是一个主要问题。它们都得受检查，结果尽管他们声称检查的是有关性和犯罪的图书，虽然很多方面的图书都能得到，但严肃的书籍——那是我们最感兴趣的书，例如历史、经济、世界地理、社会问题、社会发展——却非常稀少。好小说也非常少。我记得在我即将离开的那一年，红十字会捐赠了一笔钱买书。当局却没有告诉我们这件事，他们声称书是他们给我们买的。他们给了我们这个牢区30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