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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的合作的例子可以在‘民族之矛’内部找到——‘民族之矛’成立后不久就有人通知我，说共产党将支持它，后来确实是这样。”
曼德拉举了一些例子，说共产党人参加了殖民地国家争取自由的斗争，如在马来西亚、阿尔及利亚和印度尼西亚，这些国家并未变成共产主义国家。他还描述了过去共产主义分子如何能够而且的确变成非国大成员，这些人中有摩西·科塔尼和J·B·马克斯。曼德拉回忆起他年轻时，说自己曾是“青年联盟”中一个小组中的一员。这个小组想把共产党人开除出非国大。该提议遭到惨败，连保守主义者也在反对者之列。他们认为非国大从一开始就要成为一个非洲人民的议会，能包容各种政治信仰，而不是只有一种派别的政党。他最终接受了这种观点。
“由于对共产主义抱有根深蒂固的偏见，可能南非白人难以理解为什么经验丰富的非洲人政治家愿意把共产主义分子作为朋友呢？但对我们来说原因很明显。在当前阶段，在反对压迫的斗争中理论上的差别是一种我们付不起的代价。而且，几十年来，共产主义分子是南非唯一准备平等对待非洲人的政治组织，他们愿意与我们共同进餐，同我们谈话，与我们住在一起并和我们一起工作。他们是唯一的准备与非洲人共同努力争取政治权利和社会地位的政治组织。因此，现在有许多非洲人倾向于把自由与共产主义等同起来。由于立法机构把所有支持建立民主政府和争取非洲人自由的人都称作共产主义分子，并根据《镇压共产主义法》宣布他们中的许多人非法；上面的行为更让人相信自由等同于共产主义。尽管我本人不是共产主义分子，也从未加入共产党，但由于我在‘蔑视运动’中所起的作用，我也被那项可恶的法令宣布为共产主义分子。我还被关押起来。
“不仅仅是在国内政治中我们把共产主义分子看做支持我们事业的人，在国际范围内，共产主义国家也给予我们以援助。在联合国和其他世界组织中，共产主义国家联盟一直在支持亚非国家人民反抗殖民主义的斗争，他们看起来比一些西方大国更同情我们的痛苦处境。虽然全世界都谴责种族隔离制度，但共产主义国家联盟的声音比绝大多数白人世界的更响亮。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像我在1949年时那样傲慢的年轻政客才会宣称共产主义分子是我们的敌人。”
他转而谈论个人立场。“我总是认为自己首先是一个非洲人爱国者。”然后他讲述了他在特兰斯凯、在滕布兰德地区代理酋长的监护下成长的经历。现在他被无阶级社会的念头所吸引，这部分是由于阅读马克思著作，部分是由于他对南部非洲早期社会结构的赞赏。那时，土地属于部落，没有任何剥削。
“的确，我曾受马克思主义思想影响，但许多新独立的国家的领袖们也是这样。一些迥然不同的人物，如甘地、尼赫鲁、恩克鲁玛和纳赛尔都承认这一点。我们都觉得需要某种形式的社会主义，使我们的人民能赶上世界发达国家，来克服遗留下来的赤贫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
“实际上，我本人相信，共产党能否在我们政治斗争的这一特定阶段上发挥其特殊作用可以辩论。目前的根本任务是消除种族歧视，在《自由宪章》的基础上获得民主权利。只要共产党能促进实现这一任务，我欢迎它帮忙。我意识到这是吸引各种族人民参与我们的斗争的方法之一。”
“从我阅读马克思主义者论著和与马克思主义者谈话中，我的印象是：他们认为西方的议会制度是不民主的、反动的。而我恰恰相反，对那种制度很欣赏。”
《大宪章》及《民权法典》为全世界民主人士所推崇。曼德拉补充道：他很敬重英国的政治、司法制度；美国的国会和独立的司法制度。他的思想受到东西方两方面影响，在探索政治方案时，他想绝对地客观。
曼德拉又转向共产主义问题。法庭展示了他的3份手稿，这都是他作的笔记，他解释当时的情况：他的一位既是非国大成员又是共产党员的老朋友，一直试图说服他加入共产党。曼德拉屡次拒绝，并批评共产主义分子的著作含糊而且净是晦涩的术语。他的朋友请他把自己脑子里的想法，用简化的形式重新起草一份材料。“我同意了”，曼德拉告诉法庭，“但我没有做完这件事……在法庭展示这份未完成的手稿之前，我从未再看到过它”。
（20年之后，博塔总统大肆引用当年的一份证据。在1985年8月的“声明”中，他试图把曼德拉描绘成一个残暴的共产主义分子。他引用如下一段话：“我们共产党员是现代历史上最先进的革命者……在实现共产主义世界之前，我们必须彻底粉碎敌人并把他们扫出地球。”博塔先生没有提及曼德拉并没有写这段话，这是他从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上面抄下来的，这本小册子也作为证据在审判中被人展示。）
曼德拉接着谈了来自国外的资金援助，这些援助用于补充国内基金来源。在叛国罪审判期间，那种援助来自西方国家中同情他们的个人和组织；当时他们觉得没有必要再寻找另外的资金来源。但是，“民族之矛”成立后，他意识到缺乏基金将会阻碍他们扩大活动规模，因此非国大提出从非洲国家筹集资金。在与非洲政治运动领导人的谈话中，曼德拉发现他们几乎全都从社会主义国家和西方国家得到过援助。一些著名的国家，他们是非共产主义的，甚至反共产主义，也接受过类似援助。回到南非后，他强烈建议非国大不应局限于从非洲和西方国家寻求支援，也应试着从社会主义国家争取援助基金。
政府曾表明，“民族之矛”是在共产党的启发下成立的，共产党企图利用“假想的苦难促使非洲人民参军，表面上是为非洲自由而战，但实际上是为共产主义国家而战”。
“没有什么比这离真相更远的了。事实上，这种暗示非常荒唐。‘民族之矛’是非洲人自己组建的，目的是深化在他们自己土地上争取自由的斗争。共产党人和其他人支持这一运动，我们只是希望社会上更多的人加入到我们中来。
“我们的斗争反对的是真实的，而不是假想的苦难，……我们的斗争主要是反对南非非洲人的两种特征——贫困和没有尊严。立法加强了这两种特征，我们力图取消这种立法机构。我们不需要共产主义分子或所谓的‘煽动者’来教我们这些。
“南非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也可能成为全球最富有的国家。但这里对比极为鲜明。白人享有的生活水平可能是世界上最高的，而非洲人则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40％的非洲人住在‘保留地’，那里毫无希望、人口稠密，而且有时极为干旱。30％的人做劳工、佃农或在白人的农场里干活，生活条件很像中世纪的奴隶。剩下的30％住在城镇里，在那里他们形成的经济和社会生活习惯使他们在许多方面与白人标准很接近。然而，即使是这一群人中也有许多人由于低收入高物价而陷于贫困。”
曼德拉引用了南非最繁荣的地区——约翰内斯堡的一组普通非洲人家庭的贫困数据：46％的家庭入不敷出，随着贫困而来的是营养不良与疾病，南非的婴儿死亡率是世界上最高的。但贫穷并不是非洲人唯一抱怨的东西，白人制定的法律是为了维护这种现状。有两条路可以摆脱贫困：第一是通过正规的教育，第二是工人在劳动中得到更高的技术，从而提高薪水。但是这两条发展之路都被立法有意地取消了。
他引用了1960—1961年间黑人和白人教育经费的有关数据：每个白人儿童得到的教育经费是黑人儿童的约12倍；同时班图教育法规限制非洲人，使他们只能受到比白人低级得多的教育。根据就业的肤色限制，所有的比较好的工作都为白人而保留；黑人工会不被承认，罢工是非法的。
曼德拉继续说：“非洲人遭受没有尊严之苦，其直接原因是白人统治的政策。白人统治意味着黑人低下，……白人倾向于把非洲人看做单独的一个种。他们不把非洲人看做是有自己家庭的人，没有认识到非洲人也有感情——他们也像白人一样相爱；他们也想和白人那样同自己的妻子、孩子们在一起；他们也想挣足够的钱养活家庭，使他们有吃、有穿、有学上。但哪个‘家仆男童’或‘花园男仆’或流动劳工敢有这样的奢望呢？”
从其个人经历和他作为律师及政治领袖所看到的一切，曼德拉准确地指出白人政府统治下非洲人所忍受的苦难和他们的愿望，这个政府宣称代表欧洲基督教文明。
“《通行证法》是南非最令非洲人痛恨的法律。它使任何一个非洲人在任何时候都可能受到警察的盘问。我怀疑，在南非是否有一个非洲人男子，他不曾因其通行证而与警察打过交道。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非洲人因通行证问题而坐牢；更糟的是这样一种现实——通行证法使丈夫不能与妻子住在一起，从而导致家庭生活破裂。”
这种家庭生活的破裂和贫困导致了可怕的社会崩溃，以及城镇里已很普遍的那种暴力。监狱和死刑治不了这种恶疾。
“非洲人希望他们的工资能够养家糊口；非洲人想从事他们能够从事的职业，而不是政府说他们能做的工作；非洲人希望住在他们工作的地方，而不会因为那不是他的出生地就被赶出来；非洲人希望能在他们工作的地方拥有土地，而不是被迫住在租来的房子里，那些房子永远不会属于他们；非洲人男性希望同他的妻子、孩子住在他工作的地区，而不是被迫到单身宿舍去过违背人之常情的生活；妇女们则希望与她们的丈夫住在一起，而不愿留守在保留地寡居；非洲人想要在自己的国家内旅游，在他们愿意去的地方工作，而不是到劳工局指派的地方去；非洲人要求在全南非享有他们应得的份额；他们想拥有安全保障和社会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