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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图教育很快扩展到高校。“非欧洲人在种族混合的大学里接受教育”，曼德拉说，“被认为是政府种族政策的灾难。学生们之间的友谊和种族和谐……对种族隔离政策构成了直接威胁……”。政府将把部族学院用于强化其政治意识形态，他们所要提供的教育目的不是“开发人民的创造潜力，而是要把非洲人在精神上培育成白人永远的奴隶”。
政府不断抛出新的花样繁多的禁令。曼德拉描绘了这对个人意味着什么：
“政府以法律的名义限制我的种种活动，使我同亲朋好友相分离，与那些像我一样思考，同我信仰相似的人相分离；现在不论我去哪儿都有警方秘探跟踪。总之，我发现自己被当成罪犯对待——一名无罪的罪犯。我不能选择自己的伙伴，不能陪别人，不能参加政治活动，不能参加政治组织……法律把我变成罪犯，并非因为我犯了罪，而是因为我的立场，我的思想和我的良知。”
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最高层、次高层领导人接着是第三级领导人都受到禁令限制，但非国大仍继续战斗。他坦率地承认了一些失败，如未能阻止西部地区强制迁移；华丽的词藻太多而缺少仔细计划和组织的行动。由于人民普遍贫困，会员费做了调整，非国大从来没得到足够的经费来维持它的自身组织，更不必说组织抗议和罢工了。
那些受禁令限制的人继续工作，但被迫采取秘密的地下形式。坦博发觉他们有些焦虑，因为如果被判刑，刑期会很长。但曼德拉镇定自若，他的机智和自信有助于驱散恐惧。“人民”，他说，“越来越清醒地注意到，不分种族、党派、宗教信仰和思想意识形态的所有民主力量之间的联合很有必要”。
在一年的禁令期满后，卢图利酋长遭受更严厉的限制，在两年内只能待在他那文化落后的农村家里。他生了几个月的重病，但刚一痊愈他就参加了一个秘密委员会，计划进行新形式的抗议。
Z·K·马修斯在纽约联邦神学院做了一年客座教授，刚刚回到南非。他建议成立“人民大会”，在1953年开普省非洲人国民大会年会上，他说：“我不知道时机是否已经成熟，非洲人国民大会应考虑举行一次不分种族、不分肤色的由全国人民代表参加的全国大会，为未来的民主南非起草一份《自由宪章》。”卢图利认为，1909的全国大会就应该做这件事。这是一种创造性地思考国家问题的方法，可以明确规定解决运动的目标所在。
1955年，“人民大会”运动已经步入正轨：好几个组织已经与非洲人国民大会联合起来组成“大会联盟”。除了“印度人大会”和“南非工会大会”之外，还有新成立的“有色人组织”和“民主人士大会”。后者由几百名白人组成，如曼德拉所说，他们代表一群白人的信仰：“他们准备把非洲人当做人而且是平等的人对待。为给非洲人争取政治权利和社会地位，他们准备和我们一同进餐、与我们交谈，和我们住在一起、一起工作。”“南非工会大会”包括8个非洲人工会，3个有色人工会和1个白人工会（洗衣业工人），它的成立标志着，在遭政府严禁之后非洲人工会又恢复了活力。
西苏鲁途经以色列和伦敦，访问了中国和苏联。他当时在特兰斯凯和西斯凯地区为“人民大会”争取支持。
城镇、农村、非洲人居住区，人们处处能见到这样的传单：“如果让你来制定法律……你会做什么？你怎样把南非变成居住在这块土地上的各种族人民的乐园？”鲁斯腾伯格各部落农民联合会的回答最具代表性，他们谴责了班图教育、《通行证法》和《班图权力法》，他们要求有更多的耕种和放牧设备，在议会中拥有更直接的代言人，享有平等教育权利。
人们的普遍要求还包括“足够的”薪水，好一点的住房和食物。在对人们提出的要求进行筛选之后，委员会起草了一份《自由宪章》。在“人民大会”成立前的日子里，曼德拉、西苏鲁和其他受禁制的领导人对草稿进行了仔细研究。
许多组织和白人政党受到邀请。联合党懒得答复，自由党和工党同意派观察员，一些独立基督教徒，包括赫德尔斯顿神父，欣然接受邀请。令人惊异的是，尽管当局制造了不少麻烦，如不允许远道的代表们乘公共汽车，但并没有禁止大会召开。
“大会联盟”的传单中有一份邀请函像诗一般：
我们呼吁保留地和托管地的农民们
让我们说说
那广袤的土地和
我们耕种的窄小的条田
让我们说说
没有土地的兄弟们和
没有学上的孩子们
让我们说说
赋税、牛和饥荒
让我们说说自由
我们向煤矿、金矿、钻石矿的矿工们
发出号召
让我们说说
漆黑的矿井
远离家庭的隔离住棚
1955年6月25日，星期六，克里普敦的一块草坪上，约3000名代表响应这一“号召”来到这里。此地距约翰内斯堡西南仅几英里，在村子里住着非洲人、印度人和有色人。旗帜上写着这样的口号：“在我们有生之年获得自由！斗争万岁！”这里成了南非的缩影：有非洲人、印度人、有色人和白人，许多人穿着他们的民族服装；有医生、农民、劳工、牧师、家庭主妇、佣人、工会会员和律师。他们兴奋无比，性情温和，充满了希望。会场周围是铁丝网，入口处站着一些身穿便服的彪形大汉。那些人是“特别支队”成员，同往常一样他们无孔不入，到处照相，特别是给那些白人代表拍照。会场上，象征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黑、绿和金黄色成为全场的主旋律。
卢图利酋长、达杜博士和赫德尔斯顿神父被授予象征非洲人社会最高荣誉的“伊斯特兰杜”勋章，由于政府的禁令，许多令人振奋的领导人没能出席，上面三人当中只有赫德尔斯顿神父能亲自出席，倾听人民的欢呼。
代表们听取了先后用英语、西索托语和科萨语宣读的《自由宪章》。它开章讲道：“我们，南非人民，向全南非和全世界宣告：南非属于生活在这片土地的全体人民，不论黑人还是白人。除非是在全体合格人民意愿基础上，否则任何政府都无权宣称其拥有权力。”
宪章宗旨是：“人民统治国家；各民族享有平等权利，国家财富由全体人民分享；在耕种土地的人之间分配土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所有人享有平等人权；人们将得到工作和安全保障；求知和文化之门向所有人敞开；人们有住房，有安全感，生活舒适；和平和友谊永存。”
有些宗旨来源于日常生活，比如：“法律保护私人住宅不受警察无故搜查”以及“所有人都可以不受限制地自由旅行”。有的宗旨典型地表达了建立社会福利国家的意愿，如“国家将照顾老年人、孤儿、残疾人和生病的人”。有的宗旨具有社会主义特点，如“矿业资源……银行和垄断工业将转为全体人民所有”。人群对每一章节都报以高声欢呼“阿非利加！”“我的祖国！”
星期天下午，人们听到了沉重的列队行走的脚步声。警察们手持冲锋枪，直奔代表们而去。一声枪响过后，人们站了起来，按非国大敬礼方法把手举起来。大会主席要求人群保持镇静，他们听着欢快的“克莱门坦”曲子，唱起了“非洲，我的祖国！”
“特别支队”的侦探和武装警察搜查了发言人和听众，没收了所有文件，甚至包括海报和标语。其中还有两张食品摊的条幅，上面写着“荤汤”和“素汤”。据警察称，这条幅有“叛国”嫌疑。
大会在近乎凯旋般的气氛中继续进行。结束时，所有人起来，高唱“上帝保佑非洲”。夜幕降临时，代表们开始散去，非国大乐队奏起自由之歌。
不止曼德拉一人认为“人民大会”是一次“壮观而又感人的表演”。他说，人民已显示出他们“有能力、有力量战胜任何障碍，实现他们的未来之梦”。
他认为《自由宪章》的通过是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的事件；30年之后他也的确成了“联合民主阵线”的政策基础。他说：“南非的民主运动中还从未有过一个文件或会议得到如此广泛的赞许，受到如此热烈的讨论。《自由宪章》并不仅仅是一系列民主改革要求的罗列，他还是一个革命性的文件。因为他所预见的变革不打碎南非现行的经济和政治制度是难以实现的。”
三个月之后的一个黎明，警察在南非进行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突击搜查。1000多名警察搜查了成百上千人的住处和办公室，带走了任何可能成为叛国、煽动暴动或是违反《镇压共产主义条例》或《暴乱集会法》证据的东西。
1955年年底，曼德拉的禁令到期。特别支队侦探们迅速来到他的办公室，宣布新的禁令，这次为期五年。
与此同时，朋友们观察到政治活动的压力正在削弱他的婚姻基础。而且，曼德拉对埃韦琳的宗教献身精神越来越不耐烦，她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危机终于爆发了，在纳塔尔省学习了一年助产术之后，埃韦琳回到家时，发现丈夫与一个女人正打得火热。她指责曼德拉，反而惹怒了他。埃韦琳逃到了她哥哥那里，离开了丈夫和家庭。最后他们正式离婚。婚姻的破裂不仅使埃韦琳饱受痛苦，而且他们的长子滕比也不可挽回地疏远了他父亲。然而，当时的曼德拉尽可能地照顾着孩子们。
新总理J·G·斯揣敦打算扩大警察干预国家事务的范围，他准备利用《刑事诉讼和证据修正案》、《土著管理修正案》、《土著城区修正案》及《团体住区深化修正案》来实现其目的。这些法案象征着一个庞大而低效率的官僚机构，年复一年地修正法律，纠错补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