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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与金砖国家及经合组织国家GDP增长之比
其实南非的名次也并非总是后移，就在2010年，南非还因为她在世界经济危机中表现出不错的抗衰退能力而排名上升到第44位的历来最高点，没想到其后的三年里她的复苏却表现很差，于是又连跌了9位掉到最低点。可见新南非的经济的确是够“稳健”的——别人糟糕时她不那么糟，别人好起来她却还那样！
可见人们也不能只拿负面的眼光看南非，南非虽然在“新星”中比较暗淡，在“老星”中还是有光芒。不少观察家都注意到：南非的经济增长比发达国家快一点，但是在金砖国家中，在“新兴市场”或“新兴工业化”经济体中她却是最慢的一个。＇49＇有人还以南非的经济增长与美国相比较：旧南非在1980年“经济奇迹”最高峰时，人均国民收入曾达到当时美国水平的22。6％。但1985年种族隔离末期出现危机时，就跌到了9。8％。新南非建立后，到2000年经济仍然不振，而美国仍然在发展，这个比值因而更进一步跌到只有8。5％。此后新南非进入到第一个经济景气时期，经济加速，2005年人均收入达到了美国的12。4％。再后来虽然经历了2008年经济危机的冲击，但由于美国受冲击更大，到2010年这个比值再达到15。5％。
根据这份研究的预测，到2015年南非的人均国民收入据说会达到美国的18。0％。＇50＇尽管与美国的比值仍然低于旧南非的最高值，但要知道，这25年间美国经济在社会平稳状态下有相当增长（在经合组织国家中属于高的），南非却经历了黑白交替的历史性大变革，与美国的差距拉开不多，也应该说是相当的成功了。
的确，最近这些年来美国经济增长在经合组织这个“发达国家俱乐部”中算是领先的，不仅高于欧盟，也高于日本。南非如果照如今的趋势走下去，能够缩短与美国的距离，缩短与欧、日的距离就更不用说了。但是那得多长时间呢？由于其他新兴国家都比南非快，如果情况不变，南非在这场追赶发达国家的比赛中还会向目标前进，但肯定是会比其他新兴国家后到的。
如前所述，南非在过去十多年的发展中，一直不是把短期内尽快提高经济增速作为首要考虑的。这种思路其实包括两个思想来源，一是“右派”或曰“新自由主义”的，它强调谨慎的财政货币政策，主张长期的自然增长，反对用凯恩斯式的国家财政投入来刺激经济，“人为”拉高增长率。二是“左派”或福利主义的，它强调国家财政主要用作二次分配手段，维护社会平等，满足穷人的生活需求，而不是用来投资拉动GDP。用我们现在流行的“愿景”说，这就叫“以人为本，不以鸡的屁（GDP）为本”吧。也正是因为这样的思路兼顾了左右派的部分想法，所以虽然南非国内和非国大党内斗争风云多变，但这种“稳健”的政策一直延续下来，即便在2008年衰退期间为了反危机而临时有所改变，但危机缓解后便宣布要削减赤字回复常态。
但是近年来，经济长期的低速度似乎使南非人感到着急了。他们的着急应当说是有理由的，再以人为本不以鸡的屁为本，相当幅度的增长还是需要的。经济长期低迷，一方面使失业迟迟得不到改善，贫困问题也无法真正解决。另一方面使国民储蓄率长期低下，更要依赖财政投入来维持经济成长，也就更难维持财政平衡，这样一来，无论左派还是右派的诉求都难以实现。
国际社会也越来越认为南非经济增长乏力已经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经合组织在其2013年南非报告中就称：南非经济中的第一个缺陷，就是“人均收入增长一直比大多数其他主要新兴经济体慢”。因此，“南非需要实现快速，包容性的经济增长”。＇51＇世界银行等也有类似看法。
因此，近来南非领导人已经越来越强调增长的重要。祖马总统在2011年国情咨文中指出，南非“正在建设发展型的国家，而不是福利型国家”，表示了不能为福利牺牲发展的态度。＇52＇这在新南非实属罕见，尤其祖马通常还被认为比姆贝基更左，而姆贝基都没有这么讲过的。而另一方面，原定要把预算赤字从反危机时占GDP的8％，到2012/13年度降回到4％。但这个目标看来也放松了（实际仍在5％左右），而国际上一些经济学家，主要是斯蒂格利茨等偏向凯恩斯主张的学者，也一再呼吁南非不应该把控制赤字、而应该把促进增长作为主要目标。
但是，就在南非朝着这个方向转的这两年，她的经济增长仍在不断减速。显然，南非经济中一些深层次的问题，远不是政府宏观经济政策作调整就可以解决的。这些年来，南非经济宏观的基本面其实一直不错，政府的政策一般认为也还合理，为什么经济增速就是上不去呢？
如前所述，其实南非经济的问题主要不在基本面上，而在深层结构上。南非经济中对国际景气变化和国内宏观政策调整较敏感的外向型制造业和矿业部门如今在经济总量中所占的份额越来越小。而在经济总量中占主要部分的服务业，或曰第三产业，却存在着严重的惰性和“自给自足”、自我服务状态，对外界刺激不敏感，所谓好也好不到哪里去，坏也坏不到哪里去。危机来了受损不严重，危机过后却也复苏乏力。而南非现在已不是种族隔离时代，在民主制度下已经不存在靠“低人权优势”的血汗工厂发展外向型制造业创造“奇迹”的可能。同时南非在种族隔离时代已经完成工业化，虽然因为社会制度畸形，贫富之别悬殊，号称“白人第一世界，黑人第三世界”，黑人中的贫困仍很严重，但是人均GDP水平已经很高——尽管南非经济陷入低速已近30年，而中国“奇迹”般的高速已经30多年，但南非现在仍然比中国高出一截。在这样高的基数下，面对各种相当高的要素成本，南非再想靠只占GDP百分之十几的制造业去拉动整个GDP的增长速度，恐怕也是做不到的。因此，南非经济要有明显的提速，多半还得在第三产业上下功夫，使第三产业高端化，增加创新性，提高附加值，进入全球市场。
而这，就不是基本面上的经济政策调整能够解决的，它甚至也不光是个经济问题。
民主制度、全球化与经济结构调整
说起来，这也不是南非一国的问题。民主、全球化与发展转型诸因素对经济结构与社会政策的影响是很多转型国家面临的问题。我们不妨看看几个国家的例子：
南非曾经在几十年间成为全球化经济中靠“低人权优势”发展外向型制造业而实现了工业化的国家。但是民主化以后这条路走不下去了。一方面制造业相对衰落——福利分配力度加大——制造业进一步相对衰落的循环难以扭转，另一方面黑人解放后的各种条件使服务业出现相对高速发展，民主化以后十多年来，南非已经成为服务业为主的国家。
印度由于一开始就是民主国家，当年学苏联搞“马哈拉诺比斯式工业化”＇53＇就没有成功，市场化改革后以压低人权来招商引资的“中国式发展”曾令印度一些地方政府向往并企图学习，然而民主制下他们也学不成这一套。但是，民主制下的印度却成功地创造了软件业的奇迹，并走出了一条在总体发展水平不高的条件下靠服务业赢得高速增长、然后才补上制造业这一课的独特发展模式。
前东德的例子尤其有趣：东德在剧变前是制造业高度发达的典型斯大林主义国家，其特点是：1．政治上一党专政，有柏林墙与斯塔西。2．经济上与西德相比是低工资，而且没有自主工会和劳工维权机制；国家无福利责任，但“皇恩”式福利为“大家庭”国家中最高。3．全球化程度低，对西德也有壁垒，但在经互会内实行计划经济下的开放和一体化政策，被“专业化分工”确定为专搞高端制造业。民主化以后这三者都“剧变”了：政治上实行了民主宪政和人权保障，经济上实现了工资、工会、福利与西德的拉平，经互会的“专业化分工”消失，而实现了与西德、同时也是与欧盟、西方与全球的经济一体化。在此过程中，各“新联邦州”（前东德地区）的经济结构也发生剧变，由于经互会解体“外需”消失，民众收入剧增后转而追求西方高品质工业品，对东部原来产品的“内需”也剧降。同时由于工资等要素价格与西德拉平，工会福利制度也与西德看齐，对西方资本缺乏吸引力，统一后政府虽积极向西方“招商引资”以图更新、重振制造业，但效果并不理想。西部商家却乘东部民众收入大增（尤其在东西马克一比一兑换政策下）推销自己的产品，进一步挤垮了东部原有的制造业，却不肯过来“剥削”东德劳动者，建立新的制造基地，而是宁肯到中国来输出资本主义。
于是前东德地区虽然是整个“新欧洲”剧变后“阵痛”最轻、民众获益最大的地区，GDP恢复增长最快，居民实际收入只增不减（而在其他剧变国家，GDP与居民收入都有一个长短不等的滑坡期），但是这里剧变后的新经济主要靠金融、旅游、房地产和服务业等第三产业，而制造业一直未能重新发达起来。“新联邦州”出现了明显的“去工业化”现象，过去林立的烟囱纷纷消失，而哥特式尖顶（发展旅游而重建的教堂等古建筑）纷纷树立。当年污染、嘈杂的工业城市今天变成了环境优雅的景点、住宅区和新造“古城”。但是今天“新联邦州”的人们如果不是与过去、而是与如今同为一国的西部比，他们的牢骚仍然很大。因为新兴的高端产业尽管可以支撑GDP和国民收入，却无法替代原先制造业的就业机会。今天德东地区失业率一直居高不下，由于年轻人和有竞争力者纷纷到西部就业，导致东部人口数量减少，人口结构更趋于老龄化。尽管高福利体制使他们生活无忧，但由于福利收入毕竟不能等同于就业收入，福利供养人口比重大的东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