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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黑人中贫富分化的发展抵消了黑白分化的缩小，南非今天全国总的贫富分化程度反而比种族隔离时代更高。有统计认为，2009年南非的基尼系数达到0。631，位居全球第二，＇19＇更有甚者，有的研究甚至算出南非基尼系数高达0。70＇20＇，乃至0。75＇21＇等。还有一种说法是南非位居全球十个基尼系数最高的国家之列。＇22＇就变化趋势而言，有研究认为在曼德拉和姆贝基时代的1993—2008年的十五年间，南非基尼系数上升了四个百分点，从0。66升为0。70＇23＇，还有数据说从1994到2005年间，南非基尼系数从0。593升至0。631。＇24＇总之，新南非的黑人与白人之间要比过去平等。但是黑人内部的分化却很剧烈，而黑人又是南非人口的绝大多数——南非黑人原来占总人口的不到四分之三，由于种族隔离废除后部分白人迁走，现在已经占到五分之四，黑人中的分化实际上决定着整个南非的分化状况。这就使得旧南非已经很严重的贫富分化在新南非总体上不仅没有缓解，而且更加严重，从绝对值而言南非的贫富差距已列世界前茅，从趋势来讲还有愈演愈烈之势。这无疑对南非新生的跨种族民主制度构成了严重挑战。
当然事情也有另外一面。对南非的贫富分化不能只看数值（基尼系数），还应考察分化的机制和性质。种族隔离时代身份性特权造成的“等级分化”在性质上不同于新南非，新南非比重更大的是市场机制下形成的“阶级分化”。这正如我国改革前同一身份人群中（例如工人中或者农民中）的“平均主义”与不同身份等级间的“待遇”悬殊伴行，到了改革后的市场经济下也变成了显性的贫富分化一样。应当说，一定程度的非特权性的竞争型分化是发展市场经济所必有的现象。但是它不能悬殊得离谱，不能“赢家通吃”。特别是如果分化的悬殊又和旧体制留下的“起点不平等”有关，那就更让人难以接受。
不过在这方面，新南非的民主制也起了一定的“镇痛”作用。民主南非与市场经济相关的法治比较完善，《黑人经济赋权法》和经济改革的其他法律尽管一直有争议，但却是在各阶层的“代议士”充分博弈后由议会多数通过的。这个突出“黑人赋权”的法律未必是“机会均等”的，但由于过去的种族隔离制度剥夺黑人机会的严重不公正，在不搞经济清算的情况下对黑人进行“机会补偿”，也是一种“矫正的正义”——连诺齐克这样极端强调自由竞争的思想家也是承认这一原则的。当然，即便在黑人中，成为“蜜蜂富豪”的机会也远谈不上平等，尤其对于拉马弗萨这类从高官变成大亨的人是否弄权致富更是争议很多。不过暴露在相当自由的南非舆论下的拉马弗萨似乎比较自信，因为他恰恰得到了代表穷人（不是自称代表，而是确实在自由竞选中得到大量穷人选票）的南非共产党和南非工会的支持——既然穷人都不“仇富”，你们不那么穷的人还吵吵什么呢？
民主政治中的温和土改政策
新南非“阶级斗争”的另一个重要话题是土地改革。在非洲，由于历史上白人殖民过程主要是在农业时代完成的，“霸占土地、奴役人民”是最重要的历史罪恶。“奴役人民”的问题在黑人解放后解决了，收回被“霸占”土地就成了下一个“政治正确”之所在。尤其是绝大多数非洲国家只是受到过宗主国的殖民统治，宗主国的影响主要在城市，很多乡村还保留着非洲传统的部族、部落状态。而南非和津巴布韦等极少数国家在黑人解放前受到的却主要是在所谓“独立”（白人自立建国）形式下本土白人的统治，这些本土白人绝大多数原是农业殖民者（如所周知，所谓“布尔人”即“农夫”之意），他们对传统黑人部落生存空间的挤压，要比“宗主国的殖民统治”严重得多。黑人解放后的土改问题也就更突出。应该说，殖民者用强权“霸占土地”要比类似我国自古以来土地私有制下民间买卖、继承形成的土地关系更不公平，土地改革的号召力也更大。
如果说“白人霸占黑人土地”是历史问题，那么南非现代化农业中的劳资矛盾就是现实问题。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认为资本主义的兼并过程会消灭家庭农业，在农业中普及使用雇佣劳动的大农场，从而发展出农业资本家（农场主）和农业工人的阶级冲突。但欧美并没有出现这种场景，使用业主家庭劳动和辅助性季节工的家庭农场至今仍在现代农业中长盛不衰，倒是南非在“白人霸占”的土地上出现了马克思设想的那种场景：使用全职性雇工（以及更多的季节工）的大农场成为现代农业的主体。于是南非农场主与农业工人间的阶级斗争就比欧美明显得多。土地改革主要就是这些黑人农业工人的要求。
但南非更多的乡村黑人还是生活在类似过去“黑人家园”那样的传统部落地区，部落“集体所有”的土地分成小块份地由家庭耕作，类似我们的“责任田”，但在南非它完全是赤贫状态下糊口型的自给农业，并没有我国“责任田”那种把农民从人民公社桎梏下解放出来的积极作用。旧南非只是以此作为城市黑人“流动工人”的所谓退路，把他们的“户籍”留在农村，形成“三留守（留守妇女、儿童、老人）”人群。由于靠这种糊口农业维持黑人劳工家庭的“两栖”性显然不可持续，当年设计这种“种族主义新农村”体制的汤姆林森就曾提出要给“黑人家园”补充土地，使那里的农业能有吸引力。但因白人农场主不肯而未实现。白人政权转而希望靠唆使黑人酋长“独立建国”来实现流动劳工的“外籍化”。但黑人解放粉碎了这一邪恶的梦想。新南非废除黑人家园制度后，这里的两栖家庭主要去向是进城团聚，愿意留居部落的，则希望政府提升公共服务，更新基础设施以便就地脱贫。真正想既不进城又脱离部落，移居到原白人农场地区去通过土地改革“当家作主”的人并不多。
所以，在南非要求激进土改的主要是黑人农业工人。尽管在前“黑人家园”与白人农场区接壤地带很多“家园”居民就在附近白人农场做工，并因而兼有农业工人身份，但是南非农业工人总数仍比前“黑人家园”人口少得多，当然比总数约4万余人的白人农场主还是多得多。在南非今天基本没有我国那种农民（peasants）概念，原“家园”人口被视为传统部落居民，所谓“农民”（farmers）是指农场主。新南非尽管黑人中出现很多“蜜蜂富豪”，但农业并不吸引他们，所以农场主基本仍是白人。于是在南非，你常常会看到“工人”（黑人农工）要求土改，而“农民”（白人务农者）反对土改这种中国人不易理解的说法。
尽管“夺回白人霸占的土地”诉求很正义，但是另一方面，不仅纠正三百年来的不公正要受到现实状态的“时效”制约，毕竟“霸占”并非这一代人的事，如果不想搞一场“打土豪分田地”的暴力革命，要为几代人以前的“霸占”而清算现在的业主，显然是不现实的。更重要的是，当代南非白人经营的现代化农场农业与黑人传统的部落农业之间有巨大的生产力差距，这是我国过去那种地主主要出租土地，而佃农与自耕农搞的都是传统农业，所完全无法相比的。所以我国的土改尽管至少从现代产权观念看公正性存在争论，但对生产力尚无很大负面影响（后来的集体化另当别论）。但在南非、津巴布韦这两个南部非洲国家，激进土改至少在许多黑人看来无疑是公正的——对白人农民而言让他们为百年前祖先的罪过而吃苦头是否公平就是另一回事。然而生产力方面的巨大损失就很惨重，更不用说这种做法完全不考虑黑白和解，在政治上也有负面影响。
更何况，现实中的变革动力主要不是来自抽象的正义观念而是来自现实的利益博弈，民主政治下尤其如此。而南非的黑人农工和白人农民在黑白两大种族中各自都是很小的群体。南非黑人如今高度城市化，乡居者少，乡居者中部落民也更多，农工更少，4万农场主在白人中是少数就更不用说。而且相对来说他们在各自种族中也都比较弱势：“老布尔”今天即使在阿非利卡语中也成了保守、颟顸的代名词，早已不是白人的主流社会，而在今天高度组织化的南非工人阶级中，农工的组织程度又比较低，在工大会中基本说不上话。绝大多数黑人和绝大多数白人对于他们的诉求很难有切肤之感。
东开普省菠萝种植园
自由邦省大农场的筒仓
不过，南非农业中的阶级斗争却比城里要更与“黑白斗争”相重叠。城里如今黑白种族分化都很明显，黑富豪与穷白人都不罕见。但是农场主中并没有黑富豪，农工中也没有“老布尔”，农业中“工人”与“农民”的斗争几乎就等于黑白斗争。而黑白问题在南非当然非常重要而且事关“政治正确”，土改问题在民主政治中经常炒得很热就容易理解。但由于不是绝大多数人的切肤之痛，它实际上一直只是其他斗争借用的筹码，本身在国内政治中并不真正受重视。
在经常被拿来与南非做比较的津巴布韦，“黑人统治”后穆加贝政府本来土地政策也并不十分极端，但他的专制统治遇到危机、经济衰退引起不满后，就越来越需要寻找“敌人”，用激进土改来调动民粹情绪，以把愤怒引向白人农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