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丑闻，他的财务顾问被捕，他自己也被控罪；姆贝基以此罢免了他的副总统之职。接着他又受到强奸罪的指控，非国大副主席之职也被“暂停”。但是，不满姆贝基“自由主义政策”的党内强大左翼，以非国大青年联盟、南非工会大会和南非共为主，认为这些指控都是政治陷阱，仍然全力支持祖马，并使其摆脱了指控，反过来对姆贝基一派发动攻势。2007年在波罗克瓦尼召开的非国大全国代表大会上，祖马依靠左翼的支持，竟然一举击败姆贝基，当选非国大主席。次年，祖马领导下的非国大以“召回”本党当选总统的方式，迫使姆贝基辞去总统之职，其时离他的第二任期结束仅9个月。南非宪法规定总统只能连任一次，姆贝基两任就算功德圆满，却在这一刻的前夕被赶下了台。这自然引起了姆贝基一派的愤怒。
人民大会党领导人莱科塔
这次事件导致非国大出现1994年以来最严重的分裂。姆贝基的一大批追随者，包括前副总统姆兰博·努卡、前国防部长莱科塔、前豪登省省长西洛瓦等纷纷退出非国大，他们于2008年成立人民大会党，宣布奉行多元文化、自由主义原则，并“否认自己与马克思主义有任何联系”。该党表示愿意与民主联盟结盟，并且“乐于见到民主联盟进入政府”。
丑闻缠身的祖马能够在党内斗争中战胜名望远高于他的姆贝基是很耐人寻味的。姆贝基不仅比祖马资深，与曼德拉和南非共的渊源也胜于祖马：他既是曼德拉亲选的接班人，父亲又是曼德拉的密友和同族（科萨人）同时还是南非共的高干。但南非共还是支持祖马，因为祖马更“左”。曼德拉曾对姆贝基表示同情，但在非国大与人民大会党竞选时还是宣布自己支持祖马领导的非国大，因为他更热爱这个自己为之奉献了一生的党。甚至姆贝基自己虽然已经与祖马决裂，并且在投票时号召选民行使民主权利时“不要害怕（掌权者），不要拘泥于历史的愚忠，而要面向未来”，其属意于新党之心呼之欲出，但他却并未明确宣布自己投了人民大会党的票，也没有公开宣布加入这个由自己的拥护者建立、并且已经与非国大对立的新党。
马勒马
尽管德高望重的曼德拉表态支持，使非国大渡过了危机，但还是伤了元气。虽然以祖马作为党魁使非国大增加了来自祖鲁人的选票，但在夸祖鲁…纳塔尔以外的其他8省得票都明显下降，升降相抵，全国得票率也从2004年大选时的69。7％下降到2009年的65。9％，2011年市政（地方）选举时再降为62％，失去了修改宪法所需的2/3多数。而民主联盟则缓慢上升：从2004年12。37％，2009年16。66％，升到2011年的24％，连同人民大会党等自由主义反对派，已经形成了不小的势力。
此后非国大继续发生党内斗争。先是南非共指责祖马政府中的副总统莫特兰蒂太“右”，是“老姆贝基一类人”而把他排挤出非国大执委会，接着原先铁杆拥护祖马、声称“为了祖马可以去杀人”的非国大青年联盟首领朱利叶斯·马勒马又因为发表支持津巴布韦的“革命专政”、主张武力没收白人土地并实行矿山国有化等“极左言论”而于2012年被开除出党。连南非共和南非工会大会都表示不能容忍马勒马。这样，在几年内“自由主义”的姆贝基、“暴力革命”的马勒马先后离开，非国大于2004年正式宣布自己属于“社会民主党”并加入了社会党国际。
在与“右边”和“左边”都划清界限的同时，种族、部族的界限却越来越模糊。大批祖鲁人离开了部族党因卡塔而追随祖马的非国大，姆贝基派的人民大会党在自由主义的基础上与白人起源的民主联盟在互相靠近，而“穷白人”较多的“新国民党”又与非国大靠近。新南非的政党政治从1994年时的两大党——黑人的非国大和白人的国民党，经过一段小党林立、大党内斗的分化组合，正在逐渐形成新的两大党——社会民主主义的非国大和自由主义的民主联盟。当然，这一过程如今还是“正在进行时”而非“现在完成时”，种族政党的色彩并没有完全消退，但“左右”的区别的确是越来越明显了。
从种族社会到阶级社会：宪政民主与南非多民族国家认同
这种从“黑白两党制”到“左右两党制”的变化对于南非这类种族矛盾复杂、仇恨根深蒂固、国家整合十分困难的社会而言是十分重要的。
笔者以往曾经以南斯拉夫和印度这两个联邦国家作比较：这两国历史上都是缺乏统一传统，种族、民族、宗教、文化间积怨很深，族际国家认同缺少根基。但是印度一独立就实行了宪政民主下的“左右多元”政治，贫富各阶级选民通过代议制形成左右派各党进行博弈。而无论左派中派还是右派都是跨族群的，博弈目的是在全国实现各自的“主义”，而不是闹独立，结果是越博弈国家认同越增进。而南斯拉夫实行“列宁式联邦”，不允许左右多元，却提倡所谓“民族平等”，结果每个民族都实行一党专政镇压异己，造成个个民族都有怨气，同时却允许每个民族的“共产党”突出个性、发展本民族认同。于是一有机会，各民族的“南共分支”便把本族的怨气引向他族，出现“族群多党制”，各党民意基础不是跨民族的“阶级”，而是各自“跨阶级的民族”，每个党都不以“主义”为诉求，只以“族权”为能事，小族争独立，大族谋压制。造成国家四分五裂。这时又有米洛舍维奇之类的民族（种族）主义者废除“民族平等”，想建立以民族压迫求统一的体制，结果不但没能阻止国家分裂，反而使分裂变得流血成河。
印度和南斯拉夫的例子，以及种族隔离旧南非的例子都说明，多民族国家的认同既不能建立在民族压迫的基础上，也不能建立在“专政”体制下虚幻的“民族平等”基础上。
我们过去在“阶级斗争”名义下出现了太多的悲剧，造成如今谈“阶级”色变的后果。其实认真想来，多民族国家里如果能以“阶级认同”来淡化“民族认同”，那绝不是坏事。而真正的“阶级斗争”，即同一“生产关系”中不同生产要素（劳动、资本、土地、知识等）持有者为争取各自要素报酬最大化而进行的博弈，诸如劳资博弈、主佃博弈、债务人债权人的博弈等等。这种斗争通常都不可能是“你死我活”、“谁战胜谁”的斗争。恰恰相反，由于真正的“阶级”是一种相对可变的、流动性的经济地位，不像民族尤其是种族那样固化，真正的“阶级斗争”是基于经济利益的博弈，尤其是同一生产关系中各方的“要素竞价”。在人类社会的各种矛盾中，这应该算是最可能进行理性计算、讨价还价、折中妥协、共存合作的一类矛盾了。
而其他诸如民族、种族、宗教崇拜方面的矛盾不但对立双方身份固化，而且不是同一生产关系中的共存关系，加之这几种斗争主要是情感、信仰性的，往往没理可讲，无价可还，也难以妥协，变成“你死我活”、“谁战胜谁”的可能性要大得多。我们都知道劳资谈判、主佃谈判达成妥协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而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俄罗斯人和车臣人、穆斯林与基督徒的冲突，要达成妥协就困难得多；就算破裂，历史上真正的“工人起义”、“佃户暴动”不但极少见，其暴力规模也无法与民族征服、宗教“圣战”相比。
同时我们也知道，“阶级斗争”只有在代议政治体制下才能真正上升到国家政治层面，而不是仅限于基层社会的纠纷。尽管“代议士”代表的不一定是“阶级”，但“阶级代表”却一定是接受了“阶级”选民委托的代议士。道理很简单：没有委托就构不成代理，而只有在代议制下，穷人与富人才可能自由结社形成工会、商会与政党，从而组织（不是“被组织”）起来，通过选举授权，委托其政治代理人“代表某某阶级”真正进行大范围的集体博弈，在国家政治层面争取利益。
在代议制政治舞台上，这些阶级“代议士”的斗争常常是激烈的，唇枪舌剑、嬉笑怒骂，甚至在镜头前推推搡搡，无处不在的争吵、斗争各方的互相“扒粪”、“抹黑”，让某些习惯于一片歌功颂德的人嗤之以鼻——但是实际上，这种斗争却极少可能是“你死我活”的。而产生“阶级代表”的过程更不可能充满暴力。相反，只有那些根本没有“阶级”授权、却拉“阶级”的大旗作虎皮的权力争夺，才与历史上“天无二日，民无二主”的皇权争夺那样动辄尸山血海。而这种争夺中据说是同一“阶级”中产生“代表”的过程，则往往比“阶级斗争”本身更血腥：谁不承认我是“代表”，我杀掉他就是了。正如德国左派作家布莱希特讽刺“民主德国”时所说：“如果人民不喜欢政府，最简单的办法就是解散人民，另外选举一个人民。”＇16＇既然无需工人授权，“工人阶级代表”就像皇帝的宝座，斯大林杀了托洛茨基，他就是“工人阶级领袖”，而托洛茨基就成了“阶级敌人”。如果托洛茨基杀了斯大林，那就反过来，托洛茨基“代表”了工人阶级，斯大林就该是“阶级敌人”了。无怪乎那么多白俄贵族流亡海外斯大林可以不管，却对托洛茨基追杀到天涯海角，历时十年，终于在地球那一面把他用冰镐砍死——然而这样的斗争能是真正的“阶级斗争”吗？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真正的“阶级斗争”并不可怕。而在多民族国家“左右”／“阶级”矛盾如果能够淡化民族、种族矛盾，这并不是坏事，甚至可以说是很好的事。这正是因为“阶级矛盾”要远比民族矛盾容易化解。比起民族矛盾、种族矛盾和宗教矛盾来，“阶级矛盾”更不需要以“你死我活、谁战胜谁”的方式来解决，更不会损害、而只会巩固国族认同。“列宁主义民族问题理论”的失败，并不在于它主张用阶级矛盾来替换民族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