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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与经济发展兼顾，因此南非“一夜之间就从一个低人权国家转变成完全民主”未免太快了，应该引以为教训。
我认为王晓鹏先生的看法是有见地的。南非的黑人解放和民主化成就斐然值得大力赞扬，对我们也很有启示。而新南非的经济社会问题也确实严峻——不是说没有亮点，但至少比我国官媒上曾经大力渲染的中东欧民主化国家一度出现的经济困难更严峻。这些国家转轨之初也有或长或短的“阵痛”，但是除了一些政治上迈不过坎而发生战乱的国家外，基本上都不仅经济先后恢复了正常增长乃至高增长，社会治理也上了轨道。相比新南非1994年实现民主化，至今也已19年了，成就固然巨大，问题也比大多数中东欧民主化国家多，不仅表现在经济发展相对缓慢，更表现为社会治理的困难，如惊人的犯罪率、城市治理困境、人均寿命，包括黑人人均寿命的明显下降等等。从这方面讲，2008年的“排外骚乱”其实是个“转型危机”的标志性事件。前已述及，外籍劳工的权利难以与本国公民平等，这是一个令人遗憾但却难以改变的现实，但如果仅仅如此还不会导致这么严重的暴力。这次事件无疑和两个因素有关：一是经济相对停滞、本国失业率高导致的不满被发泄到这些权利更为有限的弱势者身上，二是经济放缓的南非也不再需要，或者说难以容纳这些“外劳”，这些情况加上南非治安控制力的薄弱和某些人的民粹主义煽动，就酿成了这一大悲剧。
在这一过程中，新南非固然有不少教训值得我们吸取，但是把这些教训归结为“一夜之间就从一个低人权国家转变成完全民主”太快了，显然过于简单化。两位王先生在这方面的说法是值得商榷的。
首先南非的民主化过渡其实相当平缓，并非一夜之间“变成完全民主”。且不说南非原来在白人内部已有比较完善的宪政民主、权力制衡和法治秩序，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民主化只是去除种族隔离成分，把原来只在白人中实行已久的那些合理规则加以推广，平等地用于包括黑人在内的全体国民，这并非像前东欧国家或台湾等地区那样从原来的极权或威权体制一下就变成民主，更不是像南非周边的津巴布韦、莫桑比克等国那样完全推翻白人那一套，实行“黑人革命”。今天南非从行政、立法、司法彻底分立的全球唯一“三首都”制，到不含种族主义内容的那部分旧法律、法规和制度的沿用，“继承”的程度可以说相当高，至少比东欧国家对旧体制的继承程度高。就说在时间上，南非从1990年无条件释放曼德拉，非国大合法化，以曼德拉为首的反对派与白人政权开始进行漫长的、以取消种族隔离为方向的平等谈判，直到达成协议后于1994年通过不分种族的民主大选完成政权更替，期间经历了4年的过渡期，这个过渡也比几乎所有前东欧国家的政治过渡来得长。
尤其要指出的是，南非这么长的过渡期在变革上可谓渐进，但流血却并不少，至少比除发生了内战的前南斯拉夫地区之外的绝大部分前东欧国家都更血腥。由于过渡迟迟不到位导致的“旧秩序失灵而新秩序未立”，原来南非社会潜伏着的种种复杂矛盾都爆发出来，南非许多地区出现无序状态和“非战争的暴力冲突”，主要是黑人之间频繁发生严重而惨烈的暴力冲突。南非这几年的年均暴力死亡人数远高于此前的“黑人武装斗争”时期，也远高于此后新南非所谓的治安恶化时期（包括发生此次排外暴力惨案的2008年），对南非经济造成的损害更是可想而知。所以南非的过渡期恐怕也有不能再长之势，无论黑人还是白人，都经不起这种“无序而暴力的渐进”一直拖下去。
笔者最近曾指出：就变革速度与深刻性而言的渐进与激进，不能等同于过程中的有序与无序、和平与流血。历史上尽管确实有和平改良与暴力革命之例，在这两者间我肯定是赞成和平改良，不赞成暴力革命。但是历史上并不是只有这两种现象，事实上流血很多的改良（乃至根本没什么制度改进但却流血成河的改朝换代）和和平而有序的“剧变”或“天鹅绒革命”也并不罕见。我们应该追求和平而有序的变革，避免流血和无序。但对于激进与渐进、“革命”与“改良”，我们关心的应该是“进”的方向，至于渐进还是激进，应该就事论事。只要方向是对的，能快则快，当慢则慢，无论“革命”还是“改良”，抽象地讲都是不必崇拜、也不必害怕的。南非的过渡其实也证明了这一点。
艾滋病问题上的失误：新南非的两大负面之一
的确，新南非19年如两位王先生所言存在的问题不少，吸取教训也很重要。但是很多教训其实是具体的决策失误，与“人权提高过快”未见得有什么关系。
第一个例子是非国大政府的艾滋病决策。曼德拉和姆贝基这两届非国大政府，相对于后来更为“民粹主义”的祖马政府而言，无论政治上还是经济上总的来说是很温和的，在这两方面也取得了相当的成功。但是在艾滋病问题上他们都非常敏感。因为白人统治时期经常宣扬黑人的艾滋病发病率高，而白人很少得这种病。对于这种被认为是贬损黑人的说法他们很反感。曼德拉执政时间短，而且因为主要解决政治转型、民族和解与新南非认同等立国基础问题，没有具体管这件事。实际上，姆贝基在曼德拉时期就经常替年迈的曼德拉主持政府工作，后来又任南非总统近十年，他的艾滋病政策事关重大。但是姆贝基在这个问题上却过于感情用事。例如在2001年他曾对一批大学生说，有人喜欢渲染我们这里的艾滋病，这是一种西方式的种族主义偏见：“（西方人）深信，我们只不过是天生喜欢乱交的、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病菌载体，他们宣称，我们的大陆注定要不可避免的垂死和灭亡，因为我们不可抑制地把自己奉献于罪恶的情欲。”姆贝基表示要抵制这类说法。＇6＇
于是姆贝基对艾滋病的原因完全从“社会正义”角度去解释，认为黑人的所谓艾滋病高发是过去的种族压迫和黑人贫困化的结果，解决艾滋病问题主要也应该从上述社会正义层面入手。平心而论，这种说法也并非没有一点根据。特别是在种族隔离时期白人当局长期推行“流动劳工”政策、阻止黑人劳工在城里安家，形成大量“两栖”人口和离散家庭，城里的单身劳工和乡村中大量“留守妇女”、“留守老人”和“留守儿童”造成高比例的单身生活，这对于南非黑人高比例的家庭不稳定和性关系紊乱确实有明显影响。而且如果这种状况长期持续，确实有可能形成一种难以改变的“亚文化”，即便流动劳工作为一种制度被废除，家庭不稳定和性关系紊乱的“传统”也不可能很快消除。南非新政府以此归罪于过去的白人统治，并不是一点道理都没有。因为非洲虽然总的来说是艾滋病高发区，但其他国家并没有高发到南非这种程度，南非的发病率高居首位，应该说的确是与长期的流动劳工制有关。这一点中国也是应该引以为戒的。
但是，艾滋病的流行病学和防治对策本身毕竟首先是个科学问题，过分将其政治化是错误的。尤其是姆贝基和新政府的一些官员（典型的是姆贝基任命的卫生部长曼托·查巴拉拉…姆西曼博士）后来在这方面越走越远，从忌讳谈论黑人艾滋病高发率，发展到声称艾滋病是一种“西方人带来的种族主义祸害”，从强调艾滋病高发的社会背景，发展到拒绝承认HIV病毒是艾滋病的病原，从主张以反贫困来消除艾滋病流行的社会因素，发展到忽视乃至否认现代科学防治手段的重要性，从抱怨唯利是图的西方生产商提供的ARV（抗逆转录病毒药物）太昂贵，发展到说这种药“有毒而且无效”，并提倡用“非洲人创造的”神奇土方来对付艾滋病。这就导致了灾难性的后果。
新南非刚刚建立的1995年，HIV病毒和艾滋病问题国际会议在南非举行，当时宣布，南非大约85万人，即总人口的2。1％被认为是艾滋病毒呈阳性。新政府也承诺要与国际社会合作认真对付艾滋病。但是姆贝基就任总统后，却改变原来的反艾滋病方针，并附和一些“非主流科学家”的说法，声称艾滋病并非由HIV病毒引起。在2000年7月德班举行的国际艾滋病会议上，姆贝基总统的演讲几乎通篇都在大讲反贫困，却避而不谈防止HIV病毒传染的问题。＇7＇原定的抗艾滋病国家计划也未能实施。当时国际医疗界推荐新研制的ARV，这类抗逆转录病毒药物不仅有一定疗效，而且重要的是可以防止HIV阳性孕妇感染胎儿，对控制母婴传染这一艾滋病流行渠道意义重大。但是一些南非官员先是抱怨药太贵，后来一些西方国家同意提供技术在南非就地进行廉价生产，南非政府却迟迟不批准。2004年美国总统小布什提出5亿美元援助计划以帮助非洲抵抗艾滋病，包括提供美国药监局1997年批准使用的ARV新药奈韦拉平和其他医疗手段，但是姆贝基却以抗逆转录病毒药物的疗效与其副作用不相称为理由，指责美国想用非洲人做试验新药的“小白鼠”。＇8＇南非卫生部长查巴拉拉…姆西曼大力宣传“我们的秘方”——一种用橄榄油、大蒜、甜菜根和其他一些东西配制的东西——的抗艾神效，声称胜过ARV。而时任副总统的祖马甚至现身说法，说他曾与某位感染艾滋病毒的女性幽会，但事后洗了淋浴，就不会被传染。
这些不明智的说法和做法导致南非丧失了控制艾滋病的关键时间。2006年，联合国特使斯蒂芬·刘易斯在多伦多举行的国际艾滋病会议上批评南非政府应对艾滋病的“迟钝与疏忽”。有研究认为，姆贝基时代由于对艾滋病讳疾忌医和对科学共识的“不承认主义”，增加了本可避免的36万人死亡。＇9＇到了2009年，南非艾滋病毒的成人感染率已经高达17。8％（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