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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禁止曼德拉在6个月之内参加任何集会，也不许他离开约翰内斯堡。他说：“之所以要对我宣布禁令，这并不是法庭审判后的结果，也不是因为我犯了罪，而是出于一种偏见，或者很可能是根据政府幕后进行的‘星议院’＇1＇程序。”
政府另外还颁布了几项严厉的法律：对于任何人“通过抗议或支持某种运动而违法”的行为，将判处其3年监禁或300英镑罚金或10鞭子，或者同时判处其中两项。对于那些通过其言行煽动他人违法或进行抗议的人，再加上200英镑罚金或2年监禁。
“非洲人国民大会意识到”，曼德拉在一份声明中说，“这些措施创造了一种新环境……我们必须分析面对的危验，制订计划消除这些危险并设计政治斗争的新方案……我们目前的任务是保存我们的组织，集聚力量，以再次进行出击。”
政府可以使曼德拉在公众面前寂然无声，但是就像大多同样遭受禁令限制的人们那样，他仍然在幕后继续发挥着作用。
曼德拉1953年9月21日为德兰士瓦的非国大会议准备了主席发言。在这一年早些时候，曼德拉当选为德兰士瓦非国大主席，之后不久，他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因此这篇文章是由其他代表宣读的。这份题为《自由之路无坦途》的文献成了南非黑人解放斗争中的一篇历史性宣言：
“自1912年以来，年复一年，非洲人在他们的家里和社区，在省内和全国的集会上，在火车上，在公共汽车里，在工厂，在农庄，在城市，在乡村，在贫民区，在学校，在监狱里，一直在谈论统治这个国家的那些人的可耻行径。年复一年，他们不断加强对人民一贫如洗的境况，低廉的工资，土地的严重短缺，不人道的剥削以及整个白人主宰的政策的谴责。但随之而来的却并不是更多的自由，压迫无论从广度还是从深度而言都大大加强了。而且，看起来似乎人民的牺牲完全是付诸东流了，毫无结果。今天，整个国家都知道他们的付出不会是徒劳的，因为一种新的精神和思想在我们的人民脑海中生根了。如今，人们谈论的是行动：我们国家的人民中已经有力量在觉醒了，而1952年则作为全国自我意识的涌动而分外突出。
“1952年6月，非国大和南非印度人大会，在心中牢记着南非被践踏的、被压迫的人民的代表所应承担的责任，决意冒险。发动了旨在蔑视不公平法律的运动。在6月26日早些时候，蔑视运动在伊丽莎白港开始时，还仅仅只有33名蔑视者参与。而在同一天，在约翰内斯堡到了下午则达到106人，这场蔑视运动像野火一样在全国蔓延。工厂、工人和机关工作人员，医生、教师、律师、学生以及办事员，无论是非洲人还是有色人种，无论是印度人还是欧洲人，无论是年轻的还是年老的，都集合起来，响应号召，蔑视通行证法、宵禁法等种族隔离措施。到这一年末，有超过8500人的各种族的人参与了蔑视运动。该运动立即招致重大的损失。工人们丢掉了工作，教师们被撵下了讲台，医生、律师和商人放弃了自己的职业，被关进了监狱。蔑视运动是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的一步。它释放出了强大的社会力量，从而影响了数以千计的国民；它是一种组织群众进行政治行动的有效方式；是向反动的政府政策表达我们的愤慨之情的强有力的方式。它是向政府施加压力的最好方式同时也是对国家的稳定和安全最具有威胁的运动。它唤醒和激励人们从被压迫的、应声虫似的奴颜婢膝的结合体中解放出来，形成一个只有战斗精神的、毫不妥协的、情同手足的战斗集体。整个国家将变成局部战斗区域的并存，在这些地区，解放力量将与那些反抗力量、邪恶势力进行殊死搏斗。我们的旗帜在每一个战场上飘扬，数以千计的同胞汇集在它周围。我们占据了主动地位，自由的力量在所有前线大踏步向前。在这种背景下，当这场运动达到高潮时，我们于去年10月10日至12日在比勒陀利亚召开了我们的最后一次年度省级会议。从某种意义上讲，那次会议是对从战场上返回的那些人的欢迎与接纳；同时亦是跟那些依然要行动的人的话别。蔑视和行动的精神笼罩着整个会议。
“今天，我们在完全不同的环境下聚在一起。到去年7月末，蔑视运动发展到了这样一个程度：要么它将不得不被政府镇压下去，要么它必须提出自己的政策以管理国家。
“政府发动了反动的攻击，向我们展开进攻。在去年6月至今年8月1日，共有47位来自约翰内斯堡、伊丽莎白港、金伯利大会的领导人被逮捕、审讯和判决有罪，因为他们发起了蔑视运动。在他们发誓不再参与蔑视不公平的法律的运动后，被处以从3个月到2年不等时间的缓刑。去年8月，禁止10个非洲人以上的集会以及任何号召非洲人进行蔑视运动的人将触犯法律的声明发布了。违反这项法规的，将被处以3年徒刑或者300英镑罚款。今年3月，政府通过了所谓的公共安全法案，该法案赋予政府宣布紧急状态的权力，并创造条件，使之能使用最野蛮的最粗暴的方法镇压我们的运动。几乎在同时，刑法修正案通过，该修正案规定对犯有蔑视罪的人将处以重刑。同时该修正案条款还确定可以对蔑视者，甚至包括女人在内实施鞭笞。正是在该法案下，阿瑟·曼特拉拉（在抵抗运动中，他是中央支队的当地领导人）被判有罪，处以12个月的劳动苦役并被维拉·诺拉的地方保安官鞭笞8下。政府也扩大了镇压共产主义法案的适用范围。你们将记住在去年5月，政府命令摩西·科塔尼、约瑟夫·达杜、J·B·马克斯、大卫·波培普和约翰逊从非国大和其他组织中辞职，他们也被禁止参加政治集会。由于这些法令的结果，摩西·科塔尼、J·B·马克斯和大卫·波培普没能参加我们的最后一次省级会议。去年12月，总书记——沃尔特·西苏鲁和我也被禁止参加集会并被限制在约翰内斯堡达6个月。今年早些时候，主席卢图利酋长在长达12个月内被禁止参加公众集会，也禁止参观德班、约翰内斯堡、开普敦、伊丽莎白港以及其他中心，其间他正在进行全国周游，那是他以巨大的精力和奉献来实施的。在主席被限制人身自由的前几天，南非印度大会主席，G·M·莱科尔博士也遭到了相同的禁令。许多其他的来自非洲人大会、印度人大会和工会等机构的工人积极分子也遭限制人身自由。
“大会意识到这些措施，成了一种新的局势。而这在1952年6月，这场运动发起时，尚未出现，蔑视运动的波澜必须退缩，我们被迫停止运动，斟酌新的情势。我们不得不分析我们面临的危险，制订计划以便克服它们，发展新的政治斗争计划，政治运动必须与现实和当时的主要条件相吻合。脱离了客观条件的长篇大论，摇晃拳头，拍桌子，措词严厉的决议都不会产生大规模行动，不仅于事无补，而且给我们的组织、我们所进行的斗争造成巨大的危害。我们认识到群众必须做好准备，时刻准备适应新的政治斗争方式，我们必须为下一次更有力的打击敌人而养精蓄锐。不能从过去的经历中总结经验教训，盲目前进，那无异于自杀，是愚蠢的。由于我们今天所处的条件已经截然不同了，蔑视运动与它的激情、冒险精神也早已逝去了。通过公开的群众集会、新闻声明和传单号召人们行动的方法来组织大规模的行动，这种古老的方法将变得十分危险和困难而不能有效使用。权力机关不会轻易地允许召开非国大赞助的集会，很少有报纸愿意公开发表公开批评政府政策的声明。同时，这里也几乎没有一个印刷厂，将同意印刷号召工人们采取行动的传单，因为他们害怕遭受镇压共产主义法案及类似手段的迫害。这些变化要求新的政治斗争方法随之改变，他将使我们合理地在高于蔑视运动的水平上采取行动。政府由于不可逆转的民族自我意识的涌现所敲响的警钟，正倾其全力将真正代表人民的代表从机构中清除出来，以粉碎我们的运动。根据斯沃特1953年9月8日在立法会的陈述，共有33位工会官员和89位其他人被依据镇压共产主义法而遭受禁令。这还不包括在镇压共产主义法案的名义下点名和上了黑名单的永不屈服的自由斗士的队伍，以及那些以动乱集会法案的名义而被限制人身自由的人。
“其间，人民的生活条件本来就是很差了，现在正日趋恶化，已让人无法忍受。人民的购买力水平急速下降而生活费用直线上升。面包现在比两个月前昂贵得多，牛奶、肉、蔬菜的价格超过了一般家庭的支付能力。人们是如此贫困以致没有足够的食物养活他们的家人。他们没有钱购买足够的衣着，住不起房，付不起医疗费。当他们失业、生病残废时，便失去了享有安全保障的权利，发给他们的救济金是如此之少，远远不能满足生存的最低需要。由于缺乏适当的医疗条件，我们的人民受到肺结核、性病、麻风病、糙皮病和婴儿高死亡率这类病魔的侵袭。最近的政府预算提出增加欧洲人的物价上涨补贴；然而对人口中最贫困的、受打击最大的非洲人却只字不提。已经造成了国家目前异常紧张局势的政府的疯狂政策无疑已经吓跑了南非的外资；国家正在经历的金融危机迫使大量的工业和商业企业歇业，削减职员，失业率每一天都在上升。农庄劳动者像在火坑里一样。你也许会回想起1948年迈克尔·斯科特牧师和一名《保护人》的记者对农庄的半奴隶似的条件所做的调查与披露，以及去年的《鼓》杂志，今年4月的《前进》杂志所刊载的相同内容。你可以想象一下人们穿着只给头和手留出洞的麻袋，从来没有足够的食物可吃，在寒冷的夜晚躺在水泥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