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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德拉抵达开普敦后，一个早已习惯于种族歧视制度的南非白人，这样描绘他的感受：“我发现人们都转过身，望着马路对面，我看到了一位仪态庄严的人，他的穿着无可挑剔。不仅黑人，就连白人，包括白人妇女都转过身去仰慕地看着他。”
在德班的“志愿者日”那天，曼德拉面对数以万计的人发表演说。非洲人和印度人都在誓约上签了名。他的声明对自己亦意味深长：“我们可以说，南非非欧洲人的大团结已经成为现实。”
非国大纳塔尔省主席是卢图利大酋长，他不久前才担任非国大领导职务。他和奈克博士全身心地投入到这场运动中，一切都让人深切地感到，历史的篇章将在这里谱写。每当一位志愿者勇敢地站出来时，大家都要唱自由之歌；能与非洲人一起唱那些歌，印度人特别感动。
政府的第一次报复行动是根据《镇压共产主义条例》列了一张500人的名单，如果名单上的人组织集会或发表演说即算犯法。马克斯、科塔尼和达杜向集会群众演讲以示对政府的蔑视，但他们马上被捕并被关押了几个星期。
6月26日是非国大1950年号召全国大罢工周年纪念日，“蔑视运动”开始了。严冬的早晨，一群群情绪高涨的志愿者，有男人也有妇女，他们从新布赖顿镇出发步行走到伊丽莎白港。他们戴着非国大的臂章，高呼“我的祖国——非洲！”他们欢呼着穿过标有“只准欧洲人使用”字样的火车站入口，在那里，警察正等着他们。他们被逮捕并被带到车站另一侧，这样他们就要穿过一座“只准欧洲人使用”的桥梁，这很令他们开心。全车厢的非洲人高声喝彩。组织这次行动的人被判30天监禁，其余的人15天。
在750英里之外的德兰士瓦，老资格的甘地主义者纳纳·西塔与西苏鲁带领52名“蔑视运动”成员进入一块未经允许不得进入的地段，所有人都被捕了。
当天晚上，曼德拉在约翰内斯堡集会上讲话，集会结束时已晚上11点了。这时正是宵禁时间，非洲人必须有“特别通行证”才行。曼德拉本打算逃避逮捕，以便继续组织活动，但发现自己已被警察包围，这些警察逮捕了所有参加集会的志愿者。他们高唱着自己的国歌，登上囚车。
那是曼德拉的第一次监狱经历，他后来描绘说：
“他们把我们塞进操场，一个年轻的白人警察用力推了一下我们中的一个人，结果那个人摔下好几级台阶，跌断踝骨了。我提出抗议，一个年轻的警卫便像牛仔似的踢了我一脚，我们都异常愤怒，我开始组织示威，要他们关心那个受伤的人，给他进行治疗。他们敷衍了事地回答，让我们明天再提这种要求。于是，那个塞缪尔·马卡伊在监狱里度过了可怕的一夜，翻滚着痛苦地呻吟。第二天，他才被送往医院。”
出狱后，曼德拉发现这场“运动”已像“野火般”蔓延开来。工厂工人、办公室职员、医生、律师、教师、学生和牧师都起来蔑视种族主义法律。老一代“蔑视运动”参加者回忆起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早期时光，那时他们只是想证明自己是有责任感的公民。现在，他们面对白人当局时抱的是进行根本性变革的期望，精神上更加振奋。自由之歌成了这场运动的一大特征，其中一首这样写道：“我们非洲人！我们非洲人！我们为自己的土地哭泣。他们抢走了他，他们抢走了他，他们就是欧洲人。他们必须让我们的国家自由……”另外一首唱道：“嘿，马兰！打开牢门，我们要进去，我们是志愿者……”
沃尔特·西苏鲁为在7月间参与“蔑视运动”的1500人进行了辩护，当他被带到法庭上时，他说：“只要我的人民还信任我，只要我身上还有哪怕一丁点生命力和能量，我就将为取消种族歧视法律和争取全南非人的自由而勇敢、坚决地战斗。”和许多人一样，他宁愿在牢房里待上一周也不愿交罚金。
7月30日，警察在全国范围内突击搜查居民房屋和办公室，并逮捕了莫罗卡、曼德拉、西苏鲁、达杜和卡切利亚以及另外30人，指控他们犯了煽动共产主义罪。案件虽被延期审理，但这次逮捕反而激起了人们更高的激情。10月初，又有几千名志愿者被投入大牢。
与此同时，卢图利大酋长收到了政府的最后通牒：要么退出非国大，要么放弃祖鲁族格劳特维尔地区酋长职位。他的答复是在非国大集会上发表演说。在那里，人们对他热烈欢呼。
4个月之后，运动的最后阶段即将来临——号召全国人民共同参加“蔑视运动”。曼德拉相信，只要能做到这一点，政府将无法实施某些法律。当然，政府不会轻易放弃，只有继续加大压力才能迫使政府让步。非洲人已经占据主动，只有一种办法能够使他们放弃这种主动，那就是——暴力。
10月18日，在新布赖顿火车站。一名白人警察向两个非洲人开枪，据称是因为他们偷了一罐油漆并且拒捕。接下来的混战中，这名警察开了不止20枪，然后逃之夭夭。留下来的是愤怒的人群，他们开始攻击火车站，暴乱发生了。7个非洲人和4个白人（没有警察）死于非命，27人受伤。
西苏鲁火速赶赴现场进行调查。非国大谴责了这种暴力事件，并要求进行司法调查。政府的反应是更大规模地动用警察，手段更加强硬。在开普全省禁止集会，并更为严厉地实施《通行证法》。在一次非国大组织的抗议罢工之后，白人雇主们解雇了上千名工人。金伯利和东伦敦发生骚乱，至少有25名非洲人被警察打死，受伤的人更多。在东伦敦，人们一见白人的面就动手打。一位跑来救护伤员的修女和一名保险业务员都被打死。
非国大一再要求任命一个调查委员会，遭到政府拒绝。政府还指责“蔑视运动”引发了动乱。这一举动更使人们相信，新布赖顿和金伯利的暴乱是政府奸细蓄意所为，用以制造借口来镇压“蔑视运动”。一位学者观察家利奥·库珀教授得出结论：“没有证据把抵抗运动同动乱联系在一起，也没有证据能证明哪一次暴力事件是抵抗者挑起的。”
尽管环境如此险恶，“蔑视运动”仍在进行。10月间被捕总人数达2354人。志愿者良好的纪律性和他们的幽默感得到国外各界好评。联合国成立了一个委员会专门调查种族隔离状况，这也是国际社会第一次正式表示反对种族隔离制度。这对于非洲人国民大会及其盟友来说，是极大的鼓舞。在南非，白人自由派人士，包括刚来的约翰内斯堡主教安布罗斯·里弗斯，呼吁给“所有文明人平等的权利”，与此同时，一些白人也参加“蔑视运动”，在约翰内斯堡和开普敦他们也难逃牢狱之灾。
由于政府对52名运动领导人和组织者实施了终身禁令，“蔑视运动”中止了。10000名志愿者中有8577人对此做出反应，采取了行动。但是一条法律也没被废除，相反，政府事实上无情地扩大了种族隔离的范围。非国大承认在组织过程中存在严重缺陷：管理和筹款工作中有不足之处，而且没有一份非国大办的报纸。然而，成千上万的非洲人开始谈论政治，非国大估计其会员数从7000人猛增至10万人。
11月底，莫罗卡、曼德拉和西苏鲁等领导人接受审判。政府试图附带指控“蔑视运动”的歌曲和妇女们的鸣叫声是暴力的征兆。著名的音乐研究专家休·特雷塞教授驳斥了这种说法。他指出，鸣叫是非洲人表达欢乐及忧伤的典型方式。随后的判决有力地推翻了政府的舆论宣传：鲁姆普夫法官宣布，这些领导人只犯有“法定共产主义”罪名，他与“人们所熟悉的共产主义毫不相关”。政府官员们曾构思了一系列罪名，从“公开违法”到类似“叛国罪”；然而法官承认：曼德拉等领导人不停地劝说其追随者保持“和平的行动方式，避免采取任何形式的暴力”。法官判他们9个月监禁，缓期2年执行，条件是他们不再重犯。
曼德拉当选非洲人国民大会德兰士瓦省主席，接替刚刚被政府宣布了禁令的J·B·马克斯。这个职位非常重要，人们对他的领导能力期望极高。他的朋友坦博发现，他并不是野心勃勃地只想做官，而是忠实地为他人服务，满足于做队伍中的一分子。但他天生具有群众领袖的气度，很自然地把人们吸引到自己身边。他称赞了那些为“蔑视运动”而做出牺牲的人们——丢掉饭碗的工人、被逐出校园的教师、不能再从事所擅长专业的人们。“蔑视运动”已经教会人民群众怎样才能发挥自己的政治才能，他还为人们提供了向政府表达自己的愤怒的手段。他激励了人民，人民觉醒了，已经从“被压迫、被奴役的‘良民’走向勇于战斗、永不妥协、团结一心的集体”。
后来曼德拉指出，这次“蔑视运动”直接导致了“民主人士大会”的产生（一个激进的白人组织），还促成自由人士组建起一个有各种族人员参加的自由党。至于这次运动对政府的影响，可以看到政府已经开始讨论对班图斯坦非洲人实行“自治”，而不是鼓吹“主子统治”了。他说，这当然是个骗局，但也侧面说明了政府已经承认了这场运动及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力量。
1952年12月，艾伯特·卢图利当选非洲人国民大会主席，曼德拉做了他的副手。卢图利原来做教师，后来当了17年酋长，常与人民接近。他还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他当选后第一件事就是访问伊丽莎白港，那里，35000千人列队欢迎他的到来。当他抵达奥兰治自由邦，一个迫切需要在政治上进行教化的地区时，警察对他宣布了禁令。
曼德拉也受到相似的禁令管制。非洲人国民大会、印度人大会及工会的100多名领导人和组织者都享受相似“待遇”。
根据《镇压共产主义条例》对单个人宣布禁令，这是南非政府独一无二的镇压手段。开始时只颁布了一两页限制条款，后来的禁令增加到8至10页。不需要任何指控，也不需要什么证据，更不许上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