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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因为中国农民的人权水平比南非黑人更高，而是因为中国“市民”的人权水平比南非更低，尤其是我们的“穷市民”与他们的“穷白人”相比更是如此。在南非，低人权只是对黑人而言，而在中国，“市民”中也存在着这种问题。
前面提到，过去南非白人有选举权而黑人没有，中国则是农民的选举权只为“市民”的四分之一。看起来好像中国农民毕竟还有四分之一，比南非黑人完全没有要强。但其实谁都明白中国的选举有待进一步落实，所以在选举权问题上与其说中国农民强于南非黑人，不如说中国市民明显弱于南非白人。谁都知道，农民的弱势其实主要并不在于这个“选举权差异”。在南非，1994年的民主化只是黑人获得了民主权利，白人早就有了这些权利，他们在1994年基本是一无所得。而中国未来民主的推进却是市民与农民都受益的。南非“穷白人”的维权早在上世纪二〇年代就获得决定性进展，当代他们基本上不存在维权问题，如果要“维权”那就是针对黑人维护他们的特权了。而中国城市弱势者被侵权问题十分严重，并非只农民有维权问题。尽管他们也有利益冲突，但城市弱势者的维权主要并不是冲着农民来的。南非“穷白人”歧视黑人甚至比富白人更甚，中国城市尽管也有下岗工人抱怨农民工“抢了自己的饭碗”之说，但这种声音并不强大，他们更多还是抱怨“官商勾结”，而外来打工者受到的排斥也主要不是来自他们。
南非白人社会实行欧洲式的福利制度，“穷白人”得到高水平的保障；而中国即便在城市居民中也是“负福利”，尤其在市场化改革后市民分化明显，可以说在很多方面中国城市贫民如今的社会保障水平不如种族隔离制度下南非的“穷白人”，而当年南非白人社会内部比今天的中国城市居民内部更加“社会主义”。这使得南非白人、尤其是阿非利卡穷白人更难适应种族特权废除后的环境，而在一部分黑人中蔓延的民粹主义又带有敌视一切白人、乃至一切“非黑人”的“逆向种族主义”色彩。
因此中国的城市社会比南非白人社会更复杂。在中国，计划经济时代可以说贫富分化只是隐性，官民对立无从体现，而城乡差异最为突出。但现今官民对立之凸显，不仅超过贫富差异，而且有超过城乡差异之势。中国城市知识界为农民鸣不平、呼吁提升农民权益的声音要远远超过农民自己的声音，而农民出身的官员为农民说话的反倒更少。这与南非基本上是曼德拉这样的黑人精英在为黑人说话，形成鲜明对比。
南非对黑人的歧视之所以没有“特恩制”，除了黑白肤色不可变外，更重要的是白人社会的民主制不可能允许皇上把（白人的）特权随意赏赐给他所宠幸的（黑）人，当然，他也不能剥夺他不喜爱的人（如白人中的反对派）的公民权（种族主义下的公民权也就是白人特权）。而我国的市民中也缺少民主制，官府就可以随意把市民贬为“农民”（如当年的“上山下乡”和剥夺贱民城市户籍），也可以把他欣赏的人提拔成权贵。正因为如此，所以南非会产生让“黑人家园”“独立”的计划，因为在民主制度下公民权是不能侵犯的，要坚持歧视黑人，最终你就只能把他当成外国“偷渡客”。而在中国根本就没有这种必要，某些地方政府拘留或驱逐老百姓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假如是“外国人”反倒麻烦了。
正因为如此，有的国家的体制性歧视严酷性虽不亚于南非，但“随意性”则更为突出。那里的“户籍制度之弊”并不是户籍本身的问题，也不可能仅仅通过取消“农业户口”来解决。事实上，近年来随着官商结合搞“圈地运动”之风大盛，许多地方已经出现了“反向的”户籍政策，即强迫农民“农转非”、“（行政）村改居（委会）、镇改街（道办事处）”。一旦“村改居”了就可以把农民的土地没收——因为官家规定你已经不是农民了，而“非农土地”铁定就是“国有”的！显然，在缺少民主和权力制衡机制的情况下，取消“农业户口”和设立“农业户口”一样都可能造成歧视。
但这反过来也会增加改革的灵活性。实际上，只要地权归还农民，官员权力受限，不能随意圈地，城里不再搞“梳理”，“农民工”能自组工会，失业农民工不被视为“有退路的返乡者”，乡村普及社会保障，教育考试取消地区歧视……一句话，把农民当成公民，把农民的土地当成公民财产，把“农民工”当成工人（而非“流动工人”），把“返乡农民工”当成（需要保障的）失业工人，“城乡对立”也就化解掉了。这些事情当然也很难，也有各种冲突与风险，但要说会在农民与市民之间形成像南非那样“黑白分明”的族群对立，几乎是不可能的。
因此，在中国瓦解身份壁垒的动力主要在国内，而不是像南非那样很大程度上来自国际社会；主要靠民主、人权、法制观念在城市居民中的传布，而不是像南非那样靠黑人自己的抗争。在这方面，改革时期的中国也确实取得了不少进步。从“征发民工”制到对“主动民工”设限，从查证拘捕到查证罚款，从废除强制“收容”到开始简化暂住证制度，从放松打工限制到教育与居住限制也开始松动，中国的“低人权优势”确实正在弱化，而它的经济也在减速。当然这种弱化的进度即便与南非种族隔离制度末期的水平相比也远不能如人意。但与南非相比，有的国家的制度性歧视问题更是一个纯粹的民主问题（更确切的说是个“共和”——通过民主制度建立利益群体的理性博弈机制——问题）。而南非的剧变虽然也叫“民主化”，但看来仅仅民主还是远不能一下消除种族鸿沟的。中国的转型进程也伴随着利益的冲突，也会有种种风险，其中也包括民粹主义风险——但是中国的一般民粹主义与那种带有深刻种族烙印的“黑人民粹主义”不同，不会造成族群撕裂与国族认同的危机。
总之，至少在目前条件下，中国体制的路径依赖程度要比南非小。中国如果推进社会转型，放弃“低人权优势”确实可能会使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速度”放慢（其实不放弃也会放慢），但经济增长的质量及其与居民福祉的关联会改善。这种转型的确也有风险，像人们在中东欧国家看到的那样。但发生严重治理危机的可能性，至少要比南非小得多。今天的中国确实很像当年的南非，但是由于上述差异，加上南非先行的民主化中一些教训如果能够被吸取，今天民主南非面临的一些问题，明天的中国社会转型进程是能够避免的。像宋鲁郑先生那样以南非的“乱象”来吓阻中国社会转型，不会比当年极右翼白人以东欧的“乱象”来吓阻南非民主化更有效。
不过，所有这一切都有赖于国人在经济“奇迹”中保持清醒的头脑，一方面要防止陶醉于“奇迹”而漠视“低人权优势”积累起来的社会危机，防止社会不公正从“权家通赢”恶化成“赢家通吃”，另一方面要利用高增长提供的物质条件，抓紧利益缓冲余地较大的这个时机推进社会转型提高人权，增进自由与福利，转变经济增长模式。南非的前车之鉴表明“低人权优势”造就的奇迹并非永久可恃，而到了不可恃之时再思易辙，就积重难返了。中国倒是不会有南非式的黑人民粹主义，但由于我上面讲的原因，其实中国不分城乡发生弥漫性民粹主义的可能性会比南非更大（南非现在基本上不会有白人民粹主义的爆发）。如果真的陷入了那种寡头主义与民粹主义的恶性循环，也是很难收拾的。中国如果在“奇迹”时期启动转型，不会有南非今天的困境，但是如果到了“奇迹”不再，像1997年经济滑坡中的印尼那样“不得不民主”的话，那就可能不是什么南非困境的问题，而是更严重的、类似1917年的“俄国困境”的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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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江时学：《“拉美化”是伪命题》，《拉丁美洲研究》，2005年第1期。
＇2＇？朱晓雪、王嘉徵：《首钢：秘鲁的血色黄昏》，《环球企业家》2004年9月总第102期。
＇3＇？盛立中：《学会同工会打交道 中企海外扩张遭遇工人运动》，《南风窗》2004年10月18日。
＇4＇？atns。net。au/agreement。asp？EntityID=3980；参见大松、余芳倩：《中铝转型：国际化和多金属》，《国企》2007年11月号。
＇5＇？海因·马雷：《南非：变革的局限性——过渡的政治经济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序第5页。
＇6＇？例如Callisto E。 Madavo； Government Policy and Economic Dualism in South Africa。 Canadian Journal of African Studies。 V1 （1971）； pp。 19…32。 O。 P。 E。 Horwood； Economic Balance； Dualism and Growth； With Applications for the South Africa Economy。 The South Africa Journal of Economics。 September 1965。 etc。
＇7＇？例如：论述中国“二元结构”的最权威著述之一，郭书田、刘纯彬著《失衡的中国》（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就明确地说这个概念来自刘易斯。（见该书7页）
＇8＇？学界早有人指出波耶克对印尼的研究（J。 H。 Boeke； Economics and Economic Policy of Dual Societies as Exemplified by Indonesia。 New York：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1953）最早提出这一概念，早于刘易斯。
＇9＇？《中国城乡关系中存在着所谓“二元结构”吗？》，初刊于1994年，收入秦晖：《天平集》，新华出版社1998年，222—239页。
＇10＇？陈文龙：《城乡壁垒抑或城乡二元结构》，《战略与管理》2001年第一期。
＇11＇？David L。 McKee and William H。 Leahy； Urbanization； Dualism and Disp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