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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雇员同工同酬，工资须高于当地最低生活水平；培训黑人从事管理与技术工作的能力；提拔黑人进入管理岗位；改善雇员住房、交通、医疗、教育等福利。到1980年，137家美资厂商签字实行沙利文原则。欧共体也为其商家在南非企业规定了类似原则，尤其强调黑人参加工会的权利。外资公司这些做法对南非本土公司也形成了很大的压力。＇151＇这对于种族隔离制度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越来越难以为继，也起了很大作用。
其实，即便外资公司并不有意识地推广“沙利文原则”，资本大量输入后也会改变那里的劳资博弈形势：资本趋向于过剩（至少减少了稀缺），谈判地位下降；而劳动趋向于稀缺（至少减少了过剩），谈判地位上升。尽管专制体制人为的政治压迫会延缓这种上升，但随着趋势的发展它最终还是会表现出来。
然而反过来讲，对于资本流出地的“高人权”地区而言，这个作用却是相反：资本对于本国工会“惹不起，躲得起”，资本“外逃”低人权地区并将廉价商品反向输入，将导致高人权地区资本趋向于稀缺，劳动趋向于过剩，“工会蔫了，福利黄了，劳资平衡打破了，‘野蛮资本主义’回来了”的后果就很难避免。
所以发达国家的左派反对市场全球化，其实是很自然的。这也就是“福格尔影响”的体现。但资本输入地的低人权地区也跟着反，则是莫名其妙。其实南非的非国大，甚至南非共产党，其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后的实力上升都受益于全球化背景下的这种有意和无意的“沙利文影响”，他们的任务也不是抵制市场全球化，而是推进“人权全球化”。
应该指出：如果市场全球化之后又没有“人权全球化”——至少是最基本的人权原则的共同遵守，上述“反向影响”是难以忽视的。事实上，跨国经济交往不仅有“沙利文影响”一种可能。外资进入“低人权”地区就入乡随俗，学会了“潜规则”，学会了“搞定”官员，学会了借助官府弹压劳工、圈占土地、赶走讨厌的环保人士和NGO……这种事南非有，中国有没有？我想不必再说了吧。而一些外资乐不思蜀之后，回到本国反倒不适应了，他们又把这种反向影响带回本国。
总之，全球化使世界各国的互相影响明显增强，即便是纯粹经济意义上的联系，事实上也不可能不在经济以外的领域产生影响。但是过去人们似乎只从正面来考虑这种影响，即“高人权”地区影响“低人权”地区，使其提升人权。区别似乎只是有些人欢迎这种影响，有些人则害怕这种影响（如南非的一些布尔人谓之“英国殖民主义”的阴谋）。
但事实上影响总是双向的：“高人权”地区影响“低人权”地区使其提升人权，我们可以以上述“沙利文原则”为例，谓之“沙利文影响”。而“低人权优势”影响“高人权”地区使其不得不降低人权，则可以以上述福格尔的研究外推，谓之“福格尔影响”（不能理解为福格尔赞成这种影响，但他无疑提示了这种影响）。笔者当然希望“沙利文影响”胜过“福格尔影响”，但事实是否总是如此，恐怕有待观察。＇152＇在这方面，应该指出中国与南非有很大的不同：中国经济规模之大，非南非可比。国际社会改变中国也要比改变南非困难得多。相反，小小南非几乎不可能“改变世界”，而中国“改变世界”的可能性却无疑比南非改变世界的可能性为大。
“自然发生的或政治性”超经济强制：中国与南非问题的同质性
这就涉及到中国与南非的不同了。笔者曾在一些会议上提出中国与南非比较的话题后，引起了不小反响，同意的就不说了，反驳的意见中有一种很有意思：开始激烈地斥责我这样比较大逆不道，强调中国与南非如何不同，但说着说着就不由自主地对号入座，以白人的姿态同情起种族隔离制度来，并激烈抨击我的“黑人立场”：“秦晖此文太烂！明显选择性失明。南非黑人当政后，治理得一塌糊涂。无论是经济还是治安。”“南非黑人处在蒙昧的部落社会，根本缺乏管理现代国家的能力。对他们给予普选权，事实上是在制造社会灾难。正确的办法是让南非黑人精英与白人一起共治，而非普选。”甚至还有人像1994年南非大选时的白人极右翼那样，主张白人“自我隔离”，建立摆脱黑人的“白人家园”！＇153＇正如另一些网友所说：这些反驳恰恰反过来证明了中国与过去的南非在某些地方很相似。
我不想简单地谴责这种公然支持种族隔离的说法“不正确”。因为民主化以后的南非确实面临严重的治理困难。尽管并非像这位网友说的那么“一塌糊涂”，在这方面我还是很同意杨立华先生的意见：1994年后民主南非总的趋势是向好的，而且有许多经验可以启示我们。但是无疑，1994年后的南非的确也有黑人民粹主义蔓延的问题，尤其祖马总统当选后更是如此，对此不光白人，前总统和非国大领袖姆贝基等许多黑人有识之士也表示忧虑，非国大事实上已经为此分裂。从目前情况看，南非变成“第二个津巴布韦”的可能性并不大，但时势难料，谁也无法完全排除这种可能。
把这些问题都归咎于“种族隔离后遗症”未免太简单化。而且就算是后遗症，有时一种坏东西一旦形成经济学上所谓的“路径依赖”，强行摆脱反而会导致更大的问题。我前面也提到南非民主化以后，约翰内斯堡出现了从种族隔离时代“前拉美化”的“美丽城市”到“类拉美化”治理危机的演变。很多华商对此深有所感。南非民主化以后与中国建交，大批国人到那里经商创业，他们看到的是一个民主化以后像拉美、更确切地说比拉美还严重的“治安不良”城市，而过去的“前拉美化”城市在他们眼里就像北京，因此产生上述这位网友的说法毫不奇怪。他们并没有在“前拉美化”时代当黑人的体验，如同没有在《城管执法操作实务》＇154＇下的北京当外地小贩的体验一样。
但研究者不能只讲“立场正确”。如果确实以前的体制已经形成了牢不可破的“路径依赖”，强要摆脱反会陷入更大困境，那么我们是不是只能接受现实，不要再发表“无用的”甚至“反而坏事的”批判了？
当然不是这样。
南非的情况并不那么悲观。但这涉及对1994年后民主南非改革经验教训的全面考察，这只能以后再谈。
至于说到中国，上面这位网友事实上是提出了两个问题：第一，南非与中国的问题有没有同质性？可不可比？第二，如果可比，那么假如未来中国民主化了，会不会也陷入如同南非1994年后的那种困境？如果不会，那么中国与南非有什么不同？
这里先回答第一个问题：南非与中国的问题有同质性吗？当然是有的。一个最直观的证据是：这两个国家都在法律上明确规定了“下等人”的权利缺失。种族隔离时期的南非法律规定只有白人有选举权，黑人是没有选举权的。而中国2004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选举法》第十六条也白纸黑字地规定：人大代表名额“按照农村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四倍于城市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的原则分配”，这就是所谓的“四分之一选举权原则”。换句话说，每个农村人等于四分之一人！有人提到这一点时曾经指出：美国法律在南北战争前规定黑奴有“五分之三选举权”。＇155＇当然，不能简单地由此说美国黑奴地位就比南非黑人和我国农民更高，但后两者地位很低是显而易见的。
尽管南非黑人与白人生理特征区别明显，而中国的城市“户籍居民”与“进城农民”就难以从生理特征上区别，因此南非压迫黑人是一种赤裸裸的种族歧视，容易为世人注视，现代文明对这种歧视也比较敏感。而中国歧视“农民”则往往被认为只是一般意义上的“不平等”，即所谓“阶级”的问题，“贫富”的问题，或者就像本文前面提到的那种误解：刘易斯模型中“二元结构”的问题。许多人认为这种问题到处都有，甚至一些左派朋友认为这本身就是“市场化改革造成两极分化”的结果。然而，对于南非的“黑白”问题无论国际社会有什么样的“左右”分歧，却不会有人说南非黑人的境遇是市场经济中黑人与白人“自由竞争”造成的，更不会把南非的问题归结为“新自由主义”或“福利国家病”。
但这两种歧视当然是有同质性的。我们可以从梅因所谓“从身份到契约”理论＇156＇的角度看，这两种歧视显然都是典型的“身份”歧视。当然历史上的身份制有很多类型，如印度及不少民族传统上都有的种姓（caste）制。与印度的caste制不同的是：中国的身份制在很大程度上是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国家政策规定的结果。时至今日户籍歧视仍然明目张胆地明载于各种官方文件中。而且一经官府“特赦”，其原有身份特征就会消失。如农民出身的人一旦成为高官，普通人包括市民对其的敬畏与对市民出身的高官并无不同。而印度的种姓制是一种几千年来的传统习惯，尽管今天印度官方立法与政策一直是反种姓的（印度法律不会规定“贱民”只有“婆罗门”四分之一选举权），但民间的种姓歧视仍然“不合法”地存在。在这一点上，中国的身份制也更相似于南非的制度，因为后者也是国家正式立法的产物。
而理解这种同质性的最明晰的说法恰恰来自被国人奉为理论祖师的马克思。众所周知，马克思非常强调市场经济中“形式平等掩盖下实质的不平等”与非资本主义条件下“超经济强制”导致的不平等的区别。在马克思看来，超经济强制意味着身份性的“统治与服从关系（自然发生的或政治性的）”。＇157＇所谓“自然发生的统治与服从”指各种与身俱来的等级，包括种族压迫，而“政治性的统治与服从”则是一种后天的、体制的安排，对“农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