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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姐今年准有喜事，要成亲了，”大高个娜农撤走桌上吃剩的鹅肉时，这么说道。鹅是箍桶匠家餐桌上的山珍。
“索缪城里我看没有与她般配的人，”格朗台太太接茬说道，一面胆怯地望着丈夫。她这把年纪，还这样小心翼翼，足见她完全唯丈夫之命是从，可怜巴巴的连大气儿都不敢出一声。
格朗台把女儿打量了一番，快活地叫道：“她今天过二十三岁的生日，这孩子，得为她操点心了。”
欧叶妮和她的母亲心照不宣地彼此看看。
格朗台太太是个干瘦的女人，皮色蜡黄，举止迟缓笨拙，像是生来就受暴君压制似的。她大骨骼、大鼻子、大额头、大眼睛，乍一看有点像那种失去香味和水份、嚼起来像棉花球那样的果子。发黑的牙齿已所剩无几，嘴巴四周皱纹密布，下巴颏像鞋头往上翘的木靴。她为人极好，不愧是拉倍特里埃家的后代。克吕旭神父有心找机会说她当年曾长得不错，她信了。她像天使那样温柔，像被孩子们捉弄的昆虫那样与世无争，虔诚得少有，心境始终坦荡如水，什么都激不起丝毫波澜，心地善良，使得人人都可怜她，敬重她。丈夫给她的零花钱，从来没有一次超过六法郎。她虽然相貌可笑，她的倍嫁和她承继到的遗产，给格朗台老爹增添了三十多万法郎的家底儿，然而她始终打心眼儿里感到自卑，感到寄人篱下，仰人鼻息；柔和的天性不允许她反抗，她从来不要一分钱，克吕旭公证人要她签署什么文件，她从不提出什么问题。这种埋在心底的、愚不可及的傲气，这种一直不被格朗台理解、而且一直受到他伤害的慷慨胸怀，支配了她的行为。格朗台太太长年穿一身绿得泛白的连衣裙，而且照例穿上一年；披一条棉料的白围巾，戴一顶草帽，胸前几乎总系一条黑色塔夫绸围裙。她深居简出，鞋子很省。总之，她从不想为自己要些什么。所以，格朗台有时良心发现，想到自从上次给她六法郎之后已经很久，便在出售当年收成的契约中规定买主给他太太一些好处，要购货的荷兰人或比利时人破费四五枚金路易，这就是格朗台太太年收入中最可观的进账。可是，当她收下那属于她的五枚金路易时，格朗台往往会对她说，好像他们的钱都是公用的：“你借我一点用用好吗？”可怜的妻子乐于为丈夫服务，她的忏悔师告诉她，丈夫是她的老爷，她的主人，所以在冬闲时她总要从所得的好处中掏出一些金币来还给她。格朗台从口袭里掏出五法郎的硬币，作为日常零用和供女儿买针线服饰花销的月钱，扣上钱袋之后，总不忘问一声妻子：“你呢，孩子她妈，你要买点什么？”
“亲爱的，”格朗台太太顿时感到一种做母亲的尊严，回答说：“以后再说吧。”
这种崇高纯属多余！格朗台自以为对太太慷慨得很呢。哲学家们倘若遇到娜农、格朗台太太和欧叶妮这样的人，不是有理由认为上帝的本质，从根本上说，是嘲弄人吗？那天晚饭桌上，第一次提到了欧叶妮的婚事。晚饭过后，娜农到格朗台先生的房里去拿一瓶果子酒，下楼时几乎摔一跤。
“大牲口，”男主人说道，“你也会像别人那样摔跤吗？”
“先生，是您的楼梯吃不住呀。”
“她说得对，”格朗台太太说。“您早该让人来修修了。昨天，欧叶妮差点儿崴了脚脖子。”
“那好，”格朗台看到娜农面色刷白，对他说：“既然今天是欧叶妮的生日，你又差点儿摔跤，你就喝一小杯果子酒压压惊吧。”
“真是，我算赚到了一杯酒，”娜农说：“换个别人，这瓶洒早摔碎了；可是我宁可摔断脖子，也要举着瓶子，不让它摔着。”
“这可怜的娜农！”格朗台一边说一边替她倒酒。
“你摔疼了吧？”欧叶妮望着她，关切地问。
“没有，我打了一个挺就站稳了。”
“好！既然今天是欧叶妮的生日，”格朗台说，“那我就去替你们修修踏脚板吧。你们啊，你们就不会把脚落在还结实的角上！”
格朗台拿走了烛台，让妻子、女儿和女佣坐在除了壁炉里烧得正欢的火苗之外别无亮光的黑暗中。他到烤面包的小间里去找木板、钉子和木工工具。
“要帮忙吗？”娜农听到楼梯那边有敲敲打打的声音，朝那边喊道。
“不用！不用！这事我在行，”老箍桶匠回答说。
格朗台在亲自修补虫蚀的楼梯时，想到年轻时的往事，尖声地吹起口哨来。这时，克吕旭叔侄敲门来了。
“是克吕旭先生吗？”娜农从门眼里往外看看，问道。
“是我，”庭长答道。
娜农打开大门，壁炉里的火光照到门洞上面，克吕旭叔侄总算看清客厅的门口，
“啊！你们是祝贺生日来的，”娜农闻到花香，说道。
“对不起啊，诸位，”格朗台听出了朋友的声音，朝外间喊道，“我马上就来！不怕见笑，我在亲自动手修补楼梯踏板呢。”
“不忙，不忙，格朗台先生，煤黑子在家，大小是市长①，”庭长引经据典地说罢，独自呵呵地笑了，为无人领会他的影射而得意洋洋。
①法语成语原为：“煤黑子在家，大小是个长。”克吕旭庭长有意把长说成市长，影射格朗台当年曾主持索缪市政。
格朗台太太和小姐起身迎客。庭长趁屋里没有灯火，悄悄对欧叶妮说：“请允许我，小姐，在您生日的今天，祝您年年快乐，岁岁健康！”
他献上一大束索缪城里少有的鲜花，然后，捏住女继承人的臂肘，在她的脖子两边各亲一下，那样的巴结使欧叶妮羞臊不堪。庭长像一颗生锈的大铁钉，以为这就叫求爱。
“不必拘束，”格朗台进来，说道：“就跟您平时过节一样，庭长先生。”
“可是，”捧着一束鲜花的克吕旭神父回答说，“跟令爱在一起，我的侄子觉得天天在过节呢。”
神父吻了一下欧叶妮的手。克吕旭公证人则老实不客气，亲了亲姑娘两边的腮帮，说：“真是岁月催人！年年十二个月。”
格朗台把蜡烛放到座钟跟前，他要是觉得哪句笑话有意思，就会三番五次地说个够。他接过公证人的话头，说：“今天托欧叶妮的福，咱们也来个灯火齐明吧。”
他小小翼翼地摘下烛台上的每一根杈枝，给灯座安上托盘，又从娜农手里接过一支卷在纸头里的新蜡烛，把它插进烛座洞里，插妥之后，点亮蜡烛，然后坐到妻子的身旁，把三位来客、女儿和两支蜡烛挨个儿地看过来。克吕旭神父矮小肥胖，混身是肉，戴着平塌塌的茶色假发套，模样好比在赌钱的老太婆，他把穿着一双银搭扣的结实皮鞋的脚向前一伸，问道：“格拉珊家没人来吗？”
“还没有来，”格朗台说。
“他们会来吗？”老公证人扮了个鬼脸，问道。他那张布满麻坑的脸像一把漏勺。
“我想会来的，”格朗台太太说。
“你们的葡萄都收完了吗？”德·蓬丰庭长问格朗台。
“都收完了！”葡萄园主说着，站起来，在客厅踱步，而且像他说“都收完了”那句话一样，得意地挺了挺胸。从跟厨房相通的过道那边的门望过去，他瞅见娜农坐在炉灶旁，点了一支蜡烛，准备绩麻，有意不来打扰主人们过节。“娜家，”他踱到过道里说道，”请你把灶火、蜡烛熄灭，到我们这里来好吗？天晓得！客厅里有的是地方，还怕挤不下吗？”
“可是，先生，您有贵客呀。”
“你哪点不如他们？他们跟你一样，也是上帝创造的。”
格朗台又回到庭长跟前，问道：
“你地里的收成都卖出去了吗？”
“没有，老实说，我存心不卖。现在酒价固然不错，放上两年，还会更好。您知道，地主们都发誓要推行按质议价。今年，比利时人占不了咱们的便宜了。他们这回不买，嘿！下回还得来买。”
“对，可是咱们得齐心，”格朗台的语气，让庭长打了个寒噤。
“他会暗中谈生意吗！”克吕旭心想。
这时，一声门锤宣告德·格拉珊一家三口驾到；格朗台太太同克吕旭神父刚开了头的话题，只好中断。
德·格拉珊太太是那种矮小、活泼的女人；她圆头圆脸，白里泛红，多亏内地那种修道院式的饮食起居和恪守妇道的生活习惯，虽然已四十上下，倒还保养得不显老。这种女人就像暮春时节迟开的玫瑰，花瓣间有一股说不出的凉气，香味也很淡薄。她的穿戴相当讲究，款式都是从巴黎弄来的，索缪城里的时装拿她当标准，她还常在家里举行晚会。他的丈夫在帝国禁卫军中当过军需官，在奥斯特利茨战役中受了重伤，退伍回家；他对格朗台虽然很看重，但是他始终保持着豪爽的军人本色。
“您好，格朗台，”他说着，向葡萄园主伸过手去，而且端起架子，他一向用这种架子来显示比克吕旭叔侄优越。“小姐，”他招呼过格朗台太太之后，又对欧叶妮说，“您总是又美丽又娴静，我确实想不出还能祝您得到什么美德。”说罢，他从听差的手里接过一只小礼盒，送给欧叶妮，盒子里装着一株好望角的石南花，新近才由人带到欧洲来，希罕至极。
格拉珊太太亲亲热热的吻了吻欧叶妮，握着她的手，说：
“我的一点小意思，让阿道尔夫献给你吧。”
一个身材高大的金发青年，走到欧叶妮的跟前，亲了亲她的腮帮，献上一只镀金针钱盒；虽然盒面纹章考究，还刻上了哥特体的两个字母，代表欧叶妮·格朗台的姓名，看起来做工精致，其实是件十足的膺品。这青年面色苍白、模样娇弱，举止相当文雅，外表腼腆；他去巴黎学法律，最近除了膳宿之外，居然花掉上万法郎。欧叶妮打开针线盒，感到惊喜万分，那是一种让女孩子脸红、高兴得止不住混身哆嗦的快乐。她扭头望望父亲，像是问父亲，能不能收下这份厚礼。格朗台先生说了句：“收下吧，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