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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２４年冬，沈从文于百般无奈中，怀着一丝希望，写信向几位知名作家倾诉自己的处境。这时，郁达夫正受聘在北京大学担任统计学讲师，沈从文也想到了他。１１月１３日，在接到沈从文的来信后，郁达夫到公寓里来看望沈从文了。这一天，外面正纷纷扬扬下着大雪。郁达夫推开那间“窄而霉小斋”的房门，屋内没有火炉。沈从文身穿两件夹衣，用棉被裹着两腿，坐在桌前，正用冻得红肿的手提笔写作。听见门响，沈从文回过头来。一位年约３０的年轻人，身体瘦削，面庞清癯，下巴略尖，正眯缝着双眼站在门边。“找谁？”
“请问，沈从文先生住在哪儿？”
“我就是。”
“哎呀，你就是沈从文……你原来这样小。我是郁达夫，我看过你的文章。……好好写下去。”
……默默地听着沈从文倾诉自己来北京的打算和目前的处境，郁达夫感到脊梁一阵阵发冷。公寓大厨房里，正传来炒菜打锅边的声音。
“你吃包饭？”郁达夫问。
“不。”
瞧瞧沈从文的神色，郁达夫一切都明白了。他站起身来，将脖子上一条淡灰色羊毛围巾摘下，掸去上面的雪花，披到沈从文身上。然后邀沈从文一道出去，在附近一家小饭馆吃了一顿饭。结帐时，共花去一元七毛多钱。郁达夫拿出五块钱会了帐，将找回的三块多钱全给了沈从文。一回到住处，沈从文禁不住伏在桌上哭了起来。
半个世纪以后，郁达夫的侄女郁风拜访沈从文时，两人谈及了这件往事。
沈先生对我说这话时已是７０多岁的老人了，但他笑得那么天真，那么激动，他说那情景一辈子也不会忘记：“后来他拿出五块钱，同我出去吃了饭，找回来的钱都留给我了。那时的五块钱啊！”①当时，郁达夫在大学任教，经济上也极窘涩。月薪名义上是１１７元，实际上只能拿到３０多元，也正处于“袋中无钱，心头多恨”时期。大冬天身上穿一件用了多年的旧棉袍，不得不变着法子应付目前。沈从文的遭遇引发着他对社会黑暗的强烈不满。从沈从文住处回去的当天晚上，他便挥笔写下了那篇题为《给一位文学青年的公开状》的著名文章。在文章里，他称赞了沈从文“坚忍不拔的雄心”，也诧异于沈从文的“简单愚直”。末了，还给沈从文献了摆脱目前困境的上中下三策。上策是到外面找事作；或者去革命，去制造炸弹。中策是想法弄几个旅费，返回湖南故土。下策又有两种办法，一是应募当兵；二是做贼去偷。最好先从熟人偷起，如沈从文有钱亲戚老Ｈ家（Ｈ即熊希龄）。如慑于Ｈ慈和笑里的尖刀，就先到自己这儿来试“破题儿”。①——这当然是郁达夫一时的愤慨之辞。他当时还并不深知沈从文，只看到沈从文生活上的困顿，却不明白沈从文是在什么情形下走出湘西，又是为着什么而自甘如此忍苦。
郁达夫探望沈从文三个月后，沈从文以休芸芸为笔名，在《晨报副刊》上发表了散文《遥夜——五》。文章叙述沈从文乘坐公共汽车的一段经历，在将自己与有钱人的对比中，倾诉自己窘迫处境和内心感受到的人生痛苦和孤独。
这篇文章被北京大学教授林宰平看到了。有感于青年学生的艰难挣扎，这位生活素朴、自律甚严、富有同情心的学者，写了一篇署名唯刚的文章。在引用沈从文《遥夜——五》的一段文字后，文章说：上面所抄的这一段文章，我是做不出来的，是我不认识的一个天才青年休芸芸君在《遥夜——五》中的一节。芸芸君听说是个学生，这种学生生活，经他很曲折的深刻的传写出来——《遥夜》全文俱佳——实在能够感动人。然而凄清，无聊，失望，烦恼，这是人类什么生活呢？①
随后，林宰平托人找到沈从文，邀他到自己家去谈天。这陌路相逢的一老一少，谈了整整一个下午。从沈从文的谈话中，林宰平明白了眼前这个年轻人，并非大学生，而是一个入学无门、在逆境里自学的文学青年。沈从文不平常的经历，心中的打算和目前的处境，使他深深地感动了。末了，他语重心长地对沈从文说：“要找事作，可以替你想想办法。一个人仅仅活下来，容易；可是活下来，抱着自己的理想不放，坚持下去，却很难。”１９２５年５月，得林宰平和梁任公的介绍，沈从文终于得到了一份工作——去香山慈幼园图书馆做了一各办事员，月薪２０元。在这期间，沈从文曾去北京大学专门学过一阵子图书管理。这时，熊希龄正在北京主办慈善事业，香山慈幼院即由他开静宜园所建，收容因水灾无家可归的儿童，并被推为理事长。令人奇怪的是，沈从文在那样艰难的处境中，为什么不曾得到与自己有亲戚关系的熊希龄的帮助？去香山任职反而要通过林宰平和梁任公的介绍？对此，沈从文一直不愿直叙其详。也许，他曾经找过熊希龄，而熊希龄不愿背上这个“包袱”。郁达夫文章中所说熊希龄“慈和笑里的尖刀”，曾伤透了沈从文的心；也许，沈从文有着自己的打算。在沈从文终于上山以后，熊希龄曾不止一次将沈从文叫去，两人议论国家大事直到夜深，但两人最终有了隔膜。
事情起因于沈从文发表的两篇有关香山慈幼院的小说——《第二个狒狒》和《棉鞋》。香山慈幼院这时由一个新化县人当教务长，此人是宵小势利之徒。对上极尽巴结之能事，对下则颐指气使、作威作福。因不满于他的为人，沈从文在《第二个狒狒》里，专为他画像，并连带讥讽了慈幼院十八般武器俱全的“武库窖”。文章还叙及自己和这个“第二狒狒”一道在香山看戏，走进剧场大门，见前面第五排正中一个座位空着，就走去坐下了。而第二个狒狒却只在后面靠左拣了一个座位——他不敢趋前，因为他知道前面座位是留给“老爷”坐的。到了晚上９点钟，“老爷”果然引了两个“小玩物”到前排来了，前排的空座上即刻就填上了两个奇丽肉体。①
这文章在《晨报副刊》上发表后，立即得罪了那位教务长。１９２５年８月的一天，沈从文由于身上衣物无法换季，踢拖着表弟黄村生早两年给他买的一双旧棉鞋，正低头走出香山图书馆，突然一根木棍敲打在他的脚上。沈从文抬头一看，见那位教务长戴一副墨镜，脸上悻悻然，用手杖指着自己的鞋子说：
“哼，原来是沈从文。你这鞋子——”
“鞋底烂了，没有钱买新的，所以——”
手杖第二次敲到沈从文的脚面上：“你看，你看，这成什么样子？”
沈从文的自尊心受到极大伤害。他联想起古时韩信所受胯下之辱故事，心里充满屈辱。但他终于忍下心头的气愤，一声不响地走开了。事后，他立即写了《棉鞋》，实叙这件事的始末。①
文章在这一年９月发表以后，进一步激化了沈从文与教务长的矛盾。他被教务长叫去，当面大骂了一顿，还发出种种威胁。《第二个狒狒》里的两个“小玩物”，也在背地里运动熊希龄，要对沈从文作出一种使其难堪的处置——她们认为沈从文侮辱了自己人格的尊严。虽然沈从文并不知道她们的具体计划，却已预感到一种严重威胁正逼近自己。在他自己，也正无法忍受教务长对自己无理的欺侮。虽然来香山对自己正是一种难得的幸运，但他不愿用自己人格的独立换取这份幸运。终于在这一年的秋天，沈从文没有向慈幼院任何人打招呼，自己解聘了自己，收抬起身边一小网篮破书，默默地一口气跑到静宜园门口，雇了一头秀眼小毛驴，如同当年鲁智深一样，下山返回了“人间”，依旧住进那间“窄而霉小斋”，过那种前路茫茫的穷学生生活，继续他的自我教育。１９２７年，沈从文在一首题为《给璇若》的诗中，以一位关心他却不理解他的熟人口吻写道：难道是怕别人“施恩”，自己就甘做了一朵孤云，独飘浮于这冷酷的人群？
竟不理旁人的忧虑与挂念，一任他怄气或狂癫，
——为的是保持了自己的尊严！①这首诗透露了沈从文当时保守在心中的一个秘密：他是为了保持自己的尊严和人格独立，拒绝了作为亲戚的熊希龄的“施恩”。他之所以不去向熊希龄“乞怜”，就是下决心要割断自己与湘西上层社会的联系，取得自己支配自己的自由。１９８０年，美国一位学者金介甫在北京访问沈从文时，曾这样问他：
“您为什么１９２２年来北京？”
“我想独立。”——沈从文深知以联姻方式建立和巩固起来的湘西上层错综复杂的统治网络：熊捷三是自己的姨父；大姐沈岳鑫嫁给了熊希龄的外甥田真一；田应诏的妹妹差点嫁给沈从文父亲，后来终于成为熊希龄的弟媳；弟弟沈岳荃到底和田应诏女儿结了婚；而熊捷三曾一心想要沈从文做女婿。……这种关系弄得金介甫头晕目眩，他感到实在太复杂了。沈从文对他说：“不过并不复杂。因为等你深入下去，也不过是那么几个在当地十来个县分管辖中称王称霸。我早就对于这种关系十分厌恶，所以一离开就不至于重新进入这个富贵囚笼。”①
为了应付目前，在离开香山前后，由于杨振声在《现代评论》任编辑，郁达夫应邀作该刊撰稿人，并帮助编辑部看稿；赵其文担任该刊经理、会计一类职务；沈从文应邀担任过《现代评论》的发行员。北京政变以后，有人介绍沈从文去找冯玉祥的秘书长薛笃弼——薛笃弼在冯玉祥部驻防常德时，曾任常德县知事。——于是他又在冯玉祥部秘书处作过事；那时，沈从文的哥哥正在东北教学生绘画，得知沈从文在北京的处境，便写了信来，要他去东北，他又短期离开过北京。
１９２２年至１９２７年间，北京正处于政治斗争极